萧虹的《世说新语整体研究》，是她在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写的学位论文，曾在台湾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个别章节，后因教务繁忙，就搁置起来，直到退休之后，有了较多的空闲时间，这才重新拿出来整理修订。我很欣赏她这种从容的治学态度。经过长期积累和思考而写出来的论著，总要比急就章强。
这篇博士论文写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起步的日子，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各种理论，一起涌入。甚至还有将自然科学理论直接移植到人文科学中来的，有所谓前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后三论，即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而原来常用的一些方法，如社会历史批评，则认为已经过时，更何况考证的方法呢！但是曾几何时，许多理论又纷纷退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转化为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理论。文艺批评和学术评论，一度出现了失语状态。
澳大利亚一直是个开放社会，除了海关检查特严，以防带进异地动植物，破坏本地的生态平衡之外，在文化思想上，则一向是来者不拒，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形成一种多元文化格局。因此，只要合理的，就能够存在，无论新旧；不适应现实要求的，就会自然淘汰。正因为这个社会新旧对立并不明显，思想矛盾并不尖锐，因此，新思想不必非要打倒旧思想，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新方法也不必非要排斥旧方法，才能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在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上，各种方法并存，也是很自然的了。
萧虹的《世说新语整体研究》用的主要就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其中还有许多考证，如作者问题、作品原据及编撰方法问题。考据学本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在古代的学术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后曾因其逐渐走向繁琐，而遭到批判和扬弃。言不及义的解经式繁琐考证，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如连基本事实都没有考证清楚，就大发其议论来，也难免要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看近今一些著作，将传闻当作事实，以意想来摆布历史，就深感考据学的重要性。考证不仅对于年代久远的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的研究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对于近现代乃至当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世说新语》在书目中，最初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后人一直以此为据。到得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疑问：“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编撰方法，可能乃纂辑旧文而成，并非原创；二是作者的归属，大概是成于众手，而非义庆个人所为。鲁迅的推论是有道理的，但是并没有证实，所以只是说“未可知也”。萧虹正是从鲁迅的假设出发，用大量的材料加以求证。她不但排列出刘义庆年谱，指明这个活得并不长的政治人物所能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而且分析了他所罗致的四个主要文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的文风与《世说新语》的异同，于是得出结论云：“总结以上，我们没法找到证据证明袁、陆、何、鲍四人中任何一人是编辑《世说新语》的主要负责人，但袁淑和何长瑜的背景和兴趣似乎与世说比较一致。所以我们应该仍然接受传统的说法，承认刘义庆为《世说新语》的主编，但另一方面也不抹杀袁淑、何长瑜对《世说新语》的贡献。”同时，为了验证鲁迅关于该书的编撰方法“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的假定是否确然，萧虹又找出《语林》和《郭子》两本佚书的残文散篇，将其与《世说新语》的条文对比，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说新语》并非一本原创作品，它由各种来源的材料编撰而成。”虽然萧虹所做的只是鲁迅假设的验证工作，但验证和假设毕竟不同，它是建筑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之上的。
不过，本篇论文的主旨不在阐扬考据学，辨明事实只是立论的基础。作者所看重的，是《世说新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这本书的历史价值。
《世说新语》常被文人雅士们看做一本闲适之书，因为这里面写了许多饮酒、清谈的雅事，人物性格也很任诞、放纵，而又很有雅量，给人一种飘逸的印象。但细读之下，便会发觉在飘逸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尖锐的斗争，读了并不轻松。嵇康和阮籍的故事，就是突出的例子。《世说》记钟会去看嵇康，嵇康在树下自顾打铁，毫不理睬，钟会自觉无趣而去，临走时嵇康才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云：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一问答，十分机智、有趣，足资谈助。但实际上，却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回合。盖因嵇康是曹家的女婿，而钟会是司马昭的亲信，司马昭篡魏之心，路人皆知，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严重的政治斗争面前，文人集团必然会出现分化。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就到司马阵营做官去了，他想引荐嵇康一同去做司马党，但被拒绝。嵇康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与他绝交。这样分明的对立派立场，再加上钟会的小报告，杀头之祸自然难免。朋友吕安的牵连，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世说》记嵇康临刑时的态度云：“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事靳固未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此时嵇康不顾惜生命，不顾念后事，却只可惜一支琴曲的失传，很为人们所称道，《世说》也把这一条归在“雅量”一类中。其实是，嵇康早就看出了这个必然的结果，所以态度如此的从容，而太学生的上书，也许正是促使他速死的原因。正如萧虹所说：“嵇康真正的罪案是不和司马一党合污，不为其所用。太学生对他的赞誉说明了他对国中青年文士的影响，对其政敌来说，正是他政治上危险之处。”阮籍好酒，不顾礼俗。他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邻家有美妇当垆卖酒，他常醉卧其旁，听说步兵厨藏有美酒，他就求为步兵厨校尉，真是潇洒得很。但当我们看到阮籍醉酒数日，使得司马氏无法提亲的事，就感到醉酒其实是一种躲避，内心是很痛苦的。所以萧虹说：“依阮籍的名望，及他与司马昭的良好交情，向后者谋得任何官职应该易如反掌，但《世说新语》中可见在步兵校尉空缺之际，他只是向司马昭索要了这个职位，原因是‘厨中有贮酒数百斛’（见任诞第二十三）。这也许是阮籍巧妙的求生策略，同时又不违背自己节操。若是决然拒绝正式任命，可能落得嵇康那种下场。而选择个不起眼的职位，既可保存身家性命，又可不为司马氏效大力。Holzman称之为‘隐于朝’。”
文人们在政治高压下求生存，是很痛苦的，潇洒、飘逸只是某种表现形式而已。所以严肃的学者，总是要去探寻魏晋风度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就用得着社会历史批评。萧虹在“《世说新语》反映的社会风尚”这一章里，细致地分析了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和清谈之风兴起的原因以及当时社会风尚的各种表现，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其中有些道理，包含着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注意。如说：“汉室倾覆，赖以立国的儒学亦遭到怀疑。此外，自昔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三百余年中，除习儒外，不曾有过其他学说的讲授和研习。西汉时期，学界竭尽全力恢复被秦朝全面彻底毁损的经典，逐字逐句作冗长而繁琐的诠释。迨至东汉时期，循原有思路进行已至山穷水尽地步，须另辟蹊径，于是将注意力转为寻求文字背后隐含的意义，结果是释义逐渐偏离原文，越来越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样导致了‘谈辩’风的兴起。例如，王弼注《易经》，不重字句解释，专注于图像的玄学意义。其著作催发了研究周易和黄老之说的热潮，促进了‘清谈’活动的产生。同时，哲学探讨的命题，逐步由四书五经，转为老庄一类道家经典。”“与学术领域上转变的同时，是司马氏在政坛上的兴起。司马氏表面上忠于曹魏王朝，却一直在构筑自己的权力基础。由于朝野都有忠于旧王朝的人，这些人没有政治和军事手段，无法借此表达不同政见，于是采取学术分歧这种较为韬晦的形式。司马氏世代习儒，祖上有不少知名儒士，故捍卫儒家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异见分子却对这些价值观和规范破坏无遗，他们提倡冲决名教仪轨的束缚，对世俗的财富、名誉和高官厚禄，一概视若粪土。”可见，魏晋玄学和清谈的出现，实在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反作用，也是司马氏政治高压的结果。这里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经验：“独尊”和“高压”，总是要走向反面的，而且会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
《世说新语》是一本名人逸事言谈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又有很强的文学性，为后人提供了多种研究角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将它列为专章，显然是着重于它的文学性，而萧虹则更多地从史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也很有必要。《世说新语》并非严格的历史著作，因此，史料的排列不是根据历史线索，而是以人物的行为和言谈的性质来分类，但里面有很多条目为《晋书》和《南史》所采用，可见它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在“《世说新语》的历史价值”一章中，作者从几个重点角度对本书的历史关联作了整体介绍，写出了它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别具只眼。由于作者把《世说新语》放在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也就看出了其中对有些历史人物描写的片面性，这是《世说新语》的一个重要缺点，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比如在说到王衍时，萧虹指出：“《世说新语》对待斯人王衍，说轻些是误导读者。只讲他的前半生，是士人活动的核心人物，国中主持‘清谈’的权威；到西晋濒临危亡，最后时刻他是什么角色，《世说新语》一片空白。他是否如《晋书》其本传所言，真要负误国之责？他被囚后是否想把自己在晋廷的领导作用降低，以减少误国的责难、保全自己？还有，他有无真正对石勒劝进、要他去登皇位？《世说新语》对此毫不触及。王衍传中说他对自己有一番评价，自承如果未在空谈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上浪费时间，事情的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的。王衍蔑视俗务、耻于言钱（规箴第十）、王澄不顾官场仪态（简傲第二十四），一起显示出西晋末年国家柱石们的种种怪态。这一切，《世说新语》也未有记载。当然，任何人不可能知晓事实真相，但笔者的印象是：编撰者有意回避王衍生平这一面，或许他们本是王的崇拜者，对可能加于其身的抨击笔下留情。”
《世说新语》是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所以影响研究必不可少。但过去的影响研究大抵着眼于世说体的摹仿和流变，而萧虹则扩大了研究范围，除了文体影响之外，还涉及故事内容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影响，在语言上对后世用语的影响；除了本国影响之外，还搜罗了许多在中国以外产生影响的材料。就评论方法而言，影响研究，已属于比较方法的范围了，而其中将《世说新语》与古希腊作家忒俄费拉图的著作列表相比，则属于比较方法中的平衡比较。可见萧虹并不固守一种研究方法，她只是根据需要而任意选用罢了。
在影响研究中，我以为特别可注意的是“树立东方美学观”这一节。魏晋时期是美学观念大转变的时期，这在《世说新语》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美学观可以表现在艺术领域，也可以表现于人的精神面貌。在艺术领域，顾恺之提出轻形重神的画论，可以说是当时一个代表性的意见，对后世影响甚巨。而魏晋美学观，更多的则表现在人的精神面貌上。作者在本书中列出了如下几条：“崇尚朴素自然”、“崇尚高远，留下空白”、“沉厚的非功利思想”、“开放的人生，政治和世界观”、“至性至情的人和艺术”。这些审美观显然与儒家所提倡的兴、观、群、怨和“思无邪”的功利性的诗教是对立的，它承袭了老庄思想而发扬光大，深刻地反映出时代风貌，也建立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很值得深入研究。
萧虹的著作，的确如其书名所说，是《世说新语》的整体研究，涉及了各个方面，材料详实，论述平实，但思路开阔，能启人思考。
——发表于2011年8月6日《澳华新报》，收入2011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世说新语整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