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读书俱乐部要编一本众人同谈一个主题的书：《我的书缘》，主编董宁文先生来信要我也写一篇。但不知怎样一来，在我脑子里跳出来的题目，却是《与书无缘的日子》。这并非故意要唱反调，实乃出于条件反射之故也。
我从四岁起跟着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学校里混日子，不知不觉间成了小学生；接着是读中学、进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退休后仍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可说是这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学校，应该是与书本结下终身之缘的了。但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直到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1977年冤假错案平反，整整二十年间，大部分时间却过着与书无缘的日子。这期间，单是下乡下厂以及参加挖防空洞劳动，累计就有十四年之多，超过三分之二时间，剩下的岁月也大都是在政治运动中度过，读书成为一种奢望。
但愈是不能读书，就愈是想读书；而愈是想读书，就愈要遭到领导的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反面典型。记得第一次因读书受批评，是在“大跃进”岁月。那时是在反右运动之后，党委书记杨西光的威望如日中天，改选党委委员时有一票没有选杨西光，竟要追查，由此可见当时的气氛了。虽然杨西光缺乏演说才能，“什么什么的话”以至于“的话的话”之类的口头禅很多，有时简直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但由于他的话在复旦就是政策，就是法令，所以他在登辉堂做报告时，大家都在敛声静听，认真记录，而我听得不耐烦起来，却偷偷地看起书来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之事，当然有人要检举汇报，于是在全系教师大会上被总支书记点名批评。不过这位总支书记还有爱才之心，一面批评，一面对我还很爱护，他是想把我从只专不红的歧路上拉回来。但到得后任总支书记，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因为经常在不该看书的时间和地方看书，而且还喜欢写文章，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有一次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我在同室的人睡后独自秉烛夜读，虽然读的是马列著作，也在大会上受到了总支书记的批评。因为当时把高年级学生长期赶到乡下搞四清，不上业务课，不让读书，他们本来就有很多意见，我再秉烛夜读，就给学生们树立了坏榜样，动摇了军心，所以非批判不可。但后来大家分散到各个村子里住宿，天高皇帝远，有许多人还是偷偷地读书，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时我才体会到古人所谓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味道，当然我所读的不是禁书，也未必是在雪夜。
大学生和大学教师本来是以读书和教书为业的，现在却只能偷着读书，听起来实在有点荒诞，但却是事实。到得“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更加读不成书了。开始时大字报满天飞，弄得人人自危，无法读书，后来有些空隙时间，但除了《毛选》、马列著作和鲁迅的书之外，大都被定为封资修书籍，不能去碰了。即使是读鲁迅著作，也被认为是钻研业务，同样要算犯白专的错误。记得在运动中期，有一位青年积极分子要求入党，有位党员提意见道：你别的表现都很好，就是晚上经常在读《鲁迅全集》，还是太重业务，没有能把红专关系摆正。可见那时连读鲁迅的书也是犯忌的，最好是不读书，专门去整人。
不过我的禁忌倒没有那么多。“文革”之前，我就是一个被批判的白专典型，“文革”运动一开始，我就是革命对象，问题更加严重了。但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然问题早已超出白专道路，那么索性读点书，也不会增加我多少罪行。所以这时我还偷空读了好些书，包括古书。而且，此时已有许多油印读物，如未收入《选集》中的毛泽东的文章讲话、不常见的中共党史资料、当时“中央首长”们的讲话，还有各种“文化革命”大事记、大字报选以及地下流行的文章。当时我还收集了不少此类资料，以备将来写作之用，可惜在几次抄家中，都被抄走了，后来写作这段往事时，还得向别人借阅资料。
那段时期，我还没有放下我的鲁迅研究工作，借着大批判的名义，到处去查阅二三十年代的报刊，并且访问与鲁迅有关的人物，包括姚文元的老子姚蓬子。却不料因此惹下大祸。我的这些行动，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指认为搜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黑材料”，于是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作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黑谋士，隔离审查，并在全市四十万人大会上批斗。胡守钧的主要问题是发动了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代理人们疑心有关历史材料都是我提供的，所以把我作为这个集团的第四号人物。其实，我的访问当事人和查阅报刊，只不过是继续搞我的鲁迅研究而已。但这种读书和研究，所付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不过我也并不后悔。正如鲁迅所说：既然悔之无极，也就不悔了。而且，在被彻底打倒的时候，看看各色人等的嘴脸，倒也是难得的人生体验，这是任何书面阅读所得不到的。只是在隔离室里无书可看，却是十分痛苦之事。好在我对鲁迅著作相当熟悉，再加上前不久刚看过的一些资料，就在脑子里继续构思我的《鲁迅传》写作提纲，倒也可以解闷。后来批判陈伯达，毛泽东提出要大家读几本马列原著，我也争取到这个权利，就认真地读起马列来了。
此案结案之后，因为我不肯按代理人们强加给我的罪名交代，就被挂了起来，押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回校后分配到中文系资料室，我提出要编写《鲁迅年谱》，上峰表示同意，但不让我一个人编，而是在复旦和师大组织班子一起搞。这对我说来无关紧要，因为我的目的是想借此机会读点书。于是就开列了鲁迅文章中提及的许多书目，要求调阅，倒也调出许多书籍供我们查看。所以在“文革”中，当革命群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时，我倒还读了一些书。只是这种巧立名目的做法，和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事后思之，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是在1977年平反之后，才坐下来认真读书的。二十年最美好的年华，被浪费掉了。书啊书，我们到底是有缘呢，还是无缘？
2001年退休后，我很快结束了系里的教学工作，也谢绝了别的高校的聘请，只想做三件事：读点想读的书，写点愿意写的文章，玩点好玩的地方。这几年过的生活倒也快活自在。看来，我与书还是有缘的，至少到了晚年是如此。
——收入2006年1月岳麓书社出版之《我的书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