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怀宇问
1.1953年，你为什么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
我在初中时，数理化的功课学得不错，想做一名电机工程师。解放以后，学校里来了一位年轻的新校长邵全建先生，他是浙江大学英文系毕业生，却喜欢写作，发表过很多文章。我很景仰他的学问，受到他的影响，开始对写作感兴趣。进高中以后，学习重点就转移到文史方面来了。但我也并不想从事文学研究，而是想搞创作。我为自己设计的路子是，年轻时做记者，跑采访，写特写，到年纪大了，有了生活积累，就坐下来写小说。但当时新闻系很少，那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也没有招生，所以就报考了中文系。复旦是邵全建校长为我选择的。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紧张，无法搞创作，只好做文学研究工作。直到退休之后再来接续青年时代的作家梦。不过并没有去写小说，写的是散文、传记和两本纪实作品《海上学人》和《复旦往事》。
2.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复旦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你在院系调整之后进入复旦大学，所受的教育有什么鲜明的时代特色？
解放初期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所以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以苏联的高教模式来调整原来的欧美高教模式。原来的大学，一般是由文、法、理、工、商五大学院组成，有些还有农学院、医学院；院系调整之后，就改造成两类大学：一是综合性大学，由文、理两个基础学科组成，如北大、复旦，一是专科性大学，以一两个应用性学科为主，如清华以建筑和机械为主，交大以造船和电机为主。而综合性大学又高于专科性大学，所以复旦在当时的地位很高，与北大比肩，有“北有北大，南有复旦”之称。但复旦原来并非名校，现在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就从别的学校调入资源。据《复旦大学志》记载，从1949年到1952年，前后有十八所高等学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同时也调入许多名师。当然，复旦也有调出去的系科和教师，但总的说来，是进多出少。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许多大学来说，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具体的调整情况，我在《复旦往事》的《小引》中有所记叙。我于1953年入学，正是复旦名师荟萃之时。后来盛传，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当时的教授何止十位，较有影响的就有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陈望道是校长，不来上课，就不算在内。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濮之珍等老师，当时还只是中青年讲师，十分博学的赵宋庆先生则是副教授。可见人才之盛。这些老师，在治学上各有自己的特点，而学校里也还没有学术带头人的设置，没有搞集体项目的要求，各位老师都按自己的路子来治学和讲课，有重考证，有重义理，有偏于宏观，有偏于微观，有条分缕析，有天马行空，使我们感受到不同的讲课风格，学习到不同的治学方法，受益良多。
3.你的读书时代经历过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你如何评价这两场运动对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
胡风从40年代重庆时期开始，就受到批判，直到1955年因三十万言上书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首犯。我们接触过一些现代文学史料的学生，私下总觉得这是胡风与周扬矛盾的结果。后来深入地研究鲁迅和现代文学，才明白胡风之所以会挨整，是他始终坚持鲁迅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而不能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等命题的结果，周扬只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当然也有他个人的因素，但他的作用毕竟是次要的。反胡风运动，不但使中国文艺失去了一次纠偏的机会，而且，因言治罪的做法，也严重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台，好容易动员得知识分子再开口讲话，却又来了一个“反右”运动，把敢于讲话的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打击面更大。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再也不敢发言了。知识分子需要有独立精神，文化发展必须有自由思想，失却这两样东西，就无从创造，无从发展。我们现在深感自己的落后，提出“原创性”的要求，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原创性又从何而来呢？所以，对于“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不是简单的“平反”和“改正”所可了事的，应该从文化思想上认真接受教训，采取相应的开放措施。
4.你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时，有许多名师，哪几位先生的言传身教使你受益良多？
我读书的时候没有导师制，不像现在的研究生，跟定一个导师，算是他的入门弟子，而与别的教师就不接触或者少接触了。我们是听许多老师的课，向许多老师问学，也接受许多老师的影响。比如，朱东润先生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他自己就是不怕压的硬骨头，这对我为人处世很有影响，而且他主张治现代文学者先要通古典文学，即打通古今的思路，对我也很有影响；蒋天枢先生一再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我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总想努力去做；吴文祺先生在课堂上常以王力的音韵学为靶子，进行批评，其他老师也常评议某些学术权威的论点，使我不迷信权威，敢于根据事实来独立思考问题；鲍正鹄先生讲课喜欢跑野马，古今中外，思路非常开阔，这教会我普遍联系、不拘于一隅的治学方法；在我被批为白专道路时，别人都劝我不要再写文章了，只有蒋孔阳先生私下对我说：“一个人如果二十几岁露不出苗头，三十几岁没有成就，这个人也就出不来了”，当时我正好二十几岁，就顶着压力继续写作，没有中断。还有其他老师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也一一加以接受。我觉得这种“转益多师”的做法，比跟定一个老师，继承一派衣钵的做法要好。所以，后来我自己带研究生时，就介绍他们去听文史哲各系名师的课，多吸取其他老师的养料，使自己变得丰满起来。
5.在读书时代，你的主要学术兴趣是什么？读得最深的著作有哪些？
我中学是在浙东一个山区小城市里读的，那里比较闭塞，文化上的接触面不广，到复旦之后，打开了眼界，感到知识的饥渴。为了要打好基础，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的书籍都读，但读得很散，到三年级做学年论文，四年级做毕业论文，不能不有个选题，我选择了鲁迅研究。不但因为景仰鲁迅的文章、人格，而且因为鲁迅博大精深，深入研究下去，可以接通古今中外。不料这一研究，就研究了一生。
6.为什么你后来确立了文艺理论、鲁迅专题、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方向？
我们这一辈人，选择的自由度很小。我的研究方向多半与教学任务有关。我毕业时，原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助教留下来的，我的计划是：基础课教“现代作品选”和“现代文学史”，专题课就讲“鲁迅研究”。但下放劳动回校后，系领导通知我，说系里新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我的名字已经划过去了，叫我到文艺理论组去报到。那时强调服从分配，不讲究个人兴趣，不允许讨价还价，所以我虽然不大情愿，也只好到文艺理论组去报到。给我安排的主要任务是上基础课《文学概论》，除“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期间不得上课之外，这门课我一直上到六十岁，《文艺学导论》一书就是这门课的讲义。但我仍不能忘表于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就把这两门改为专题课。“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基础课程，用不到我来上，我就加强了理论性，从文艺思潮角度来论述，就成为专题课。《鲁迅的艺术世界》（由三本书合编而成）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这两本书，就是根据这两门专题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的。后来带博士生了，学科的分野更明显些。我是属于文艺学学科点，文艺思潮史还可以作为这个学科点的课程，鲁迅研究就不便列入了，需要另开新课。我因为研究文艺理论的关系，对中国古典美学一直很感兴趣，也积累了一些资料，就以“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研究”为题，与博士生共同研究，并指导他们写学位论文。这些论文的题目是有系统性的，后来我在副导师和博士生的协助下，将这些学位论文的压缩本，汇编成三卷本《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分为史论卷、范畴卷和门类卷），加以出版，算是我指导博士生工作的一份成果。退休之后，我又重新修订了《文艺学导论》和《鲁迅的艺术世界》，并将“文革”时期和“文革”刚结束时断断续续写的《鲁迅传略》扩写成《鲁迅传》，又续写了《鲁迅后传》。目前正在增订《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还得花几年时间，才能完成。
7.1957年12月13日，你作为复旦大学第一批下放干部中的一员，当时的心情如何？下放后的见闻对后来的研究有什么触动？
我进入复旦以后，知道从事创作已不可能，就想沉下心来读书治学。毕业留校，使我有继续学习专业的机会，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没有几个月，突然通知下放，要长期到农村中去劳动，何时回校，遥遥无期，很是茫然。不过这是大势所趋，也只好服从。我这个人比较讲究实际，所以没有第一批下放人员的“光荣感”，只是想在乡下如何能抓紧时间读点书，不致使学业中断，所以那时白天劳动，晚上还是熬夜读书，“大跃进”开始之后，劳动实在太紧张，有时间就赶紧睡觉，根本顾不得读书了。下放一年半时间，对我了解农村、了解社会生活还是有好处的。人文科学本来就是以社会，以人为研究对象，了解社会、了解人，自然对治学也有好处。但我觉得那次下放的时间太长，后来又继续不断地下乡下厂，在学业上的损失也较大，这是有矛盾的。当时复旦带队的领导也动员我创作，但我看那时写农村的小说与我所看到的农村生活完全对不上号，不知应该如何写才好，也就无从下笔。
8.1970年，你为什么会成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一员，被定为“摇鹅毛扇”、“长胡子”的“狗头军师”？
胡守钧和他的同伴们主要的“罪行”，是在张春桥要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关键时刻，发动了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但我不是胡守钧这一派，与他们接触很少，还有过一些摩擦，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小集团”里打，而且被定为“狗头军师”，当时连我也莫名其妙。后来从批斗、审问的言论中，发现大概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我所在的“过河卒”小组，曾与胡守钧等人联合组成“八二五串联会”，反对张春桥派人到复旦来组织的“反逆流”斗争，他们把学生们炮打张春桥说成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加以整肃，我们站出来反对，进行“反‘反逆流’”斗争，形成很大的声势，十分招张派人物的忌恨，当时就扬言说要抓“八二五串联会”的黑后台，并把我看作“幕后黑手”；二是在第一次“炮打”前后，我曾找过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他原是左联中人，与鲁迅有接触，我找他目的在于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但张派人物认为我是在搜集姚文元的“黑材料”，而且以为第二次“炮打”中红卫兵抛出来的张春桥历史材料，也是我所提供的——其实不是；三是我出身成分不好，即所谓“黑五类”子弟，本是他们打击对象，而又不肯低头思过，反而常要据理抗争，所以被认为“可恶”，犯了“可恶罪”，要列入“严打”之列。比如，工宣队刚进校时，队长曾向全校师生做报告，其中说道：“我们工人阶级一向早睡早起，勤奋工作，你们知识分子晚上不睡觉，早上睡懒觉，肯定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就说：“这是什么话！毛主席一向是晚上不睡觉，通宵工作，到早上才睡觉，难道这也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话很快就被汇报上去，就成为“反工”罪状。此外还有一些当权者的私人意气和某些人的派性作怪，这里不说也罢。总之，这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把我放在这个大案中严打了，反正搞错了谁也不用负法律责任。
9.在“文革”当中的亲身经历，使你对鲁迅的作品有了新的认识，决心进一步研究鲁迅，并从中领悟更深的人生境界？
写书需要人生阅历，否则只能写其表面现象；读书也需要有人生阅历，否则就不能领会其深层含意。鲁迅的文章，开掘得很深，有很丰富的社会内容，没有人生阅历是不能领会其内在含意的。鲁迅在复颜黎民的信中说：“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即是此意。我是在“文革”中经过风吹雨打之后，才读懂了一些鲁迅作品中的深层意思。我写《鲁迅传》，主要不在简单地叙述鲁迅的生活历程，而是力图写出鲁迅文章中所包含的深层意义。但是毕竟我的领会有限，未必能将其深意全部展现出来。
10.你为什么会写《复旦往事》一书？从复旦大学的沧桑历程中，能否为今后大学的发展寻找有意义的启示？
在这本书中，最先写的一篇文章是《被扮演的“反革命”》，是应一个朋友之约而写，原来的题目叫做《人生大戏场》。倒也不是想要申诉冤屈，而是觉得胡守钧案很有典型性，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冤案是怎样编造成的，也大致可以看出我们司法制度的缺陷，还可以部分地反映出“文革”的面貌。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被刊用。后来陈思和、李辉为山东友谊出版社编“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收了我一本散文集，我就把这篇文章收了进去，并用这个篇名当作书名。思和叫我不要声张，说引起注意了怕出不了。出版之后，却得到许多朋友的赞扬。上海有家刊物还要转载，校样都打好了，但最后还是抽掉了。后来我又写了以复旦教师为主体的《海上学人漫记》一书（即《海上学人》的第一版），也获得好评。这样，到得复旦百年校庆之前，我就想把在复旦的半世纪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写出一些值得引为教训的事。因为历史上的错误，现在又在重犯，但是人们却不肯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由于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见闻有限，而我们的档案又不肯解密，所以我不可能来全面总结经验，我也没有写校史的条件，只是就我所见所闻，写一些纪实性的文字，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思考，避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
11.《海上学人》与《复旦往事》作为姐妹篇，都以复旦人事为主，描写知识人的际遇，一重写人，一重记事，在写作时，你如何反思中国“知人论世”的传统？
这两本书在写作的侧重点上虽然有所不同，如你所说，一重写人，一重记事，但无论是人或事，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我遵循中国学者“知人论世”的传统，把这些学人和往事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写，希望能够写出一点时代风貌，并从这些历史事件和学人遭遇中，引出某种历史教训，而不是专写奇闻逸事来娱人耳目。
12.《海上学人》中写了陈望道、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等老一辈的学人，遥想当年学风，放眼时下大学，你是否心生感慨？
我写这些老先生的学术风貌和立身原则，就是想给予后辈学人一种示范，希望学风上有所传承。但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时下的浮夸学风，是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造成的，不是某种榜样的力量所能改变。但说总比不说好些。记得王瑶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北京的顺口溜：“不说是白不说，说了也是白说，白说还是要说。”我就是根据这种精神来写这些文章的，而且还要写下去。
13.你写到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中教授和赵敏恒教授，他们的新闻理念现在看来依然没有过时，你认为今天的传媒应如何吸收这两位前辈的思想？
新闻必须以真实为生命，媒体要对社会和政府起监督作用。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要做人民的代言人而不是做某种政治集团的喉舌和工具。王中和赵敏恒两位教授的新闻理念，至今仍应发扬。可惜连他们生前所在的复旦新闻系——现已扩大为新闻传播学院，也并不重视，而是在与宣传部门联合办学，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子。
14.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你与贾植芳先生的交往甚深，贾先生的风骨对你有何影响？
我与贾植芳先生认识较迟。1953年我入学时，他在给高年级上课，1955年以后，我进入高年级时，他却已被“捉将进去”。直到1970年秋天到五七干校，我们才走到一起。因为同是监督劳动对象，就成为难友，于是别有一番感情。平反以后，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这种情谊，经常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开玩笑。贾先生自称他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对我的影响主要也不在学术上，而是在思想上，我从他那里学得许多人生哲理。贾先生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洞察力，有些话虽以玩笑之语出之，却极具穿透力，启人思考。他一生经历坎坷，四次入狱，但思想坚定，富有韧性战斗精神。他常说：“要把‘人’字写得端正”，对我教育很深。当然，在文科，做人和做学问是相通的，他的人生见解也必然影响到我的治学中来。
15.王元化先生的学术思想是苦难经历中反思的结晶，你认为这一代学人从政治运动中悟出的思想有何独特之处？
有了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经历，这才能促使王元化先生的学术反思。他们这一代学人，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下成长起来的，有许多人则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走向共产主义阵营。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却因思想中的民主科学精神而处处碰壁，时时挨整，有时还被整得头破血流。这给他们思想上带来极大的痛苦，不能不促使他们反思。到得改革开放时期，客观条件允许了，他们的反思也就化成文字，发表出来。所以，并不是王元化先生一个人在反思，而是他们这一代学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学人，都在反思，只不过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比较深刻，比较系统化，更富有理论色彩而已。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否都正确，当然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这种反思很重要，是推动时代发展的积极因素。
16.你曾对钱谷融先生说：“真是名师出高徒啊！”钱先生却说：“应该倒过来说，是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你认为从钱先生的教学中，可以得到什么有益的经验？
钱谷融先生这样说，是他的谦虚和风趣，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事实是：先是名师出高徒，而后才起反作用，高徒再抬高名师。钱先生带研究生的经验，有两点可以借鉴：一是来料要选取得好，否则就不好加工，所谓朽木不可雕也；二是进行启发式教学——因为这些研究生在读本科时，都已听过系统的课程，所以钱先生对他们不采取系统讲课的方式，而是用漫谈式教学，这样更便于启发他们的思考。
17.回顾在复旦大学几十年的读书和教学生涯，你如何反思所亲身经历的苦难与学术研究的得失？
从1953年到1957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四年间，虽然也有政治运动，但耽误的学业还不算多，且有名师传授，还打下一些学问的基础。而且老师们都很有学术个性，强调独立思考，对我们也产生了好的影响。1957年夏天，我们临近毕业时，开始了“反右”运动，从此就运动不断，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整整二十年时间，都是在运动和劳动中度过的，这段最美好的年华，都白白浪费掉了，而且思想上的约束愈来愈紧，开始是改造政治思想，接着又要改造学术思想，弄得一点独立思考的余地都没有，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做学问呢？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还不断有所反复，也很影响学术的发展。上一辈学人原来还做过一些学问，有过一些成果，只是后来中断了，我们这一辈学人则大都被耽误掉了。下一辈学人呢，又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忙于申请经费，忙于学术内外的活动，也坐不下来做学问。做学问，一要有生活上的保障，二要有自由思考和发表意见的空间，三要有充裕的时间，四要有平静的心态，缺一不可。我写这两本书，是想通过对往事和旧人的回忆，提供一些可供思考的资料，以便人们能吸取历史的教训，走出一条新路来。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2002年编集《旧途新旅》一书之后所写的杂文随笔，但也有一些是这之前所写而未曾结集的文章，现一并收在这里。
鲁迅说，文章的结集大致有两种方法：或则分类，或则编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退休之后，我虽然继续在写作之途中旅行，一直没有离开过键盘，但是杂文随笔却写得不多，集十年来所写，总共就是这么一本，而且论述的范围也不广，主要集中于文坛学界之事，所以不宜采取编年的方法，因为从中无法“明白时势”。当然，我的文章也不足以供人“揣摩”，我之所以采取分类的方法，只不过是使各类文章相对集中，便于参照阅读，略起互补作用。所以不但全书分为几辑，而且各辑文章的编排，也是按内容所近，相对集中，而不以写作时间为序。
书中文章，有些是因时因事随感而发，有些则是阅读笔记，想从原始资料中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问题，其针对性从本文中即可看出，无须再作介绍。这里想要略作说明的，是序跋类文章的编集。
我以前曾出过三本杂文随笔集，但只收入过两篇书序，一是作为对于亡友的纪念，一则归入“文人书事”类，其余都未曾结集。后来应朋友和学生之邀，这类文章写得多了起来，现在重新翻阅，觉得其中除针对作者和该书所讲的话之外，也时有对文坛学界风尚的针砭，或对某些文艺学术问题的看法，这些意见或者还有些参考价值，于是就与书评一起，合为一辑，一并收在这本书里。
这些书序，除应作者、编者之约而写之外，也有例外的情况。如为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写序，则是老师的指令。这篇序言，邵洵美的女儿和女婿本来是请贾植芳先生写的，贾先生当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曾与邵洵美有同室之谊，邵洵美还拜托他澄清一些史事，可见其信任，所以为之写序是义不容辞的。但那时贾先生年事已高，写不动这样的文章了，就叫他们来找我写。贾先生不但是我的老师，而且还在五七干校里一同被监督劳动过，也是难友。所以他的吩咐，我是不能推辞的。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临时看资料，赶写这篇序言。但不管是为谁写序，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序，我总想本着求实的精神，写得比较符合实情。
还有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最后一辑《人生漫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世纪风雨复旦情》，是我对《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先生书面采访的回答。我的两本纪实作品《海上学人》和《复旦往事》于今年年初在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版以后，怀宇发来采访提纲，就这两本书所涉内容，提了许多问题，对我进行书面采访，于是我写了这份答卷。怀宇根据以前和我的多次接触、交谈和我所提供的这份书面材料，写了一篇采访记《吴中杰：回忆往事是为走出新路》，在他的报纸上发表，并收入他的采访作品集《思想者》中，我则将这份答卷收入我的杂文随笔集中。因为这里多少反映了一些我的学习经历，也反映了一些当年高校的情景，于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情况，或许有些用处。这一辑文章虽应各种需要而写，但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我的生平境遇，或者也可作回忆文章来看。
吴中杰
2012年4月5日于悉尼客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