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似乎更适宜那些在潜意识中比较能够认同或者至少是贴近“文以载道”思想的那些作家去躬身实践。
在当下这个虽然思想多元但人们却在日常生活潜规则中更倾向于实用主义的今天，由于经济基础的渐变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人们价值取向不再恒定单一，心理也因为浮名虚利的诱惑而变得更加微妙、浮躁和游移不定。与之相关，文学创作更显得纷繁复杂和非理性化，写作本身呈现出更为私人化的趋势，尝试各种人生体验和写作技法的个性化写作纷纭多变。在这样令人眼花缭乱、模糊不清甚至不可名状的情形下，作家马本德却始终高扬现实主义创作大旗一路走来，他之所以秉持并依然能够坚守这些，与他一直信奉“文学应当关注人生、关注生活，文学应当担当一些东西”的理念不无关系。
可以说，相对今天的成功，上世纪70年代却是马先生最为苦恼和颇为失意的时期。那时，中学毕业的他，正是心高气盛、激情四射的时候，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如火如荼却无情地阻断了他本可升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可能。如此一来，渴求知识并希冀改变命运的无法实现与身处窘境的强烈反差，使他欲向社会证明自己但却无从谈起的矛盾愈加尖锐和激烈，为自己前途担忧的这种欲罢不能的焦灼和不安考验和磨炼着年轻的他。于是，在困顿、迷茫和无助中，他格外努力地试图去找寻新的更为适宜他个人发展的生存之路，以期改变既定的命运。
终于，在上下求索中，凭天赋和兴趣的指引，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注定要有更多荆棘而又并不平坦的——文学创作之路。也只有这样似乎才更可以安抚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他的心灵这时才算真正找到了归依，也使得他的写作成为体现他自身价值的存在形式。他说：“为寻找安慰与宣泄，我选择了文学。”于是，无从做起、报国无门的尴尬从此被剔除，由此，他为这一选择一直痛并快乐着。
同多数作家一样，马先生也是在经历了最初的诗歌、散文创作之后，才最终选定了他的最爱——小说创作——这是个他感觉最适宜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文体。从此，“认为最需要知识含量的文体是小说”的他，再也没有离开和放弃过对小说的追求，并且一直关爱如初、挚爱有加、无怨无悔地专门侍弄小说创作三十余年。
今天来看他那时的作品，尽管许多都未必很成熟，有些甚或是稚嫩的或至多只能被称为练笔之作，但他毕竟由此开始把人生的思考和文学追求诉诸笔端，并为这种表达找到合适的载体，开启了他文学人生的大幕。而且，自他的小说处女作《再攀高峰》在《河南日报》发表后，他的人生轨迹便由此改写并且前景逐渐看好。
但是，真正使马先生命运发生质变的是1977年的高考。这年，他经过艰苦的高考备战，终于与那些蹉跎岁月中一同走来的学子一起如愿以偿地考上郑州大学中文系。
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无疑是他可能从事专业写作的一次天赐良机，他牢牢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在大学的四年学习中，他广泛汲取知识营养，涉猎中外名著和各种文艺经典，不断充实自我并继续自己最为心仪的小说创作。此间，他相继写出了《躲灯儿》《三妯娌》《南槐营奇事》《毕业歌》。当然，由于那个时代的局限和自己观念上的一些原因，这些作品并不都令他十分满意，但这无妨，这其实与他大学系统学习一样，积累和准备是他迈向更高台阶并在更高文学层面突破自我的必备条件。
事实也确实如此，只要有耕耘，定然有收获。终于，在大学毕业的前夕，马先生的不懈努力有了更大的回报，随着中篇小说《女教师日记》的发表，他迎来了自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在这部作品中，他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和把握有了与以往作品更为不同的表达方式，起码与他自身相比，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意味更浓，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剖析更深刻犀利，写作手法也更有艺术性。
这篇在文学界引起较强反响的小说曾被《小说选刊》《作家与争鸣》予以转载讨论。在当时那种文坛大量存在的是伤痕文学的情况下，马先生却能独辟蹊径，在题材选取、叙述视角、人性挖掘、心理呈现等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体现出一种卓异于他者的气势。而且，他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和深刻的考量，也为他后来能够从人道主义从容出发，写出一系列令人折服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表明他能够站在社会前沿思考问题的敏锐性和在艺术探索方面具有的先锋性。
毋庸置疑，《女教师日记》的发表，是对马先生整个大学文学专业水平与之前创作达到何种境界的一次重要检验。这次成功，较之他发表处女作而进入县文化馆工作的经历来说，有着更大的意义并预示了他更为宽广的文学创作之路，也奠定了他作为南阳作家群重要一员的基础，更是他文学自觉意识进一步觉醒和文化观念发生质变的一次飞跃。此后，他这种写作潜能的良好发挥，使他告别和远离单纯讲好一个故事的小说创作境界。
对于自己写作的发生，他曾这样说过：“我属于激情写作的人。”一般来说，激情写作的人，其写作行为往往喜欢更直接地表现弃恶扬善和对人物情感的主观操控，还可能使作者变成人物命运的追寻者而不由自主为其精神所驱使，更容易体现出渴望救赎而自救的心灵认同。当然，激情写作者还主要靠道义上的感同身受来启动创作灵感，使自我情感与正义良知结为联盟，以此实现强化伦理的诉求动力而感动读者、引起共鸣，但这却消磨作家敏感的意识并耗费心神。而且，凭激情、经验和阅历写作，很有可能会出现人物引着作者向前走的情形，最终，还可能会使写作凝固为稳定的模式。
对于这些，他有清醒认识并力图避免。所以，在创作了《逃出城市》《老人河之梦》《又见炊烟又见炊烟》之后，马先生觉察到有可能陷入到新的窠臼，他立刻决断地跳出原来的套路，有意识地变换叙述视角来改变自己的叙事。于是，经过由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到真切自如的内部聚焦——再到追求纯客观性的外部观察等一系列创作实践之后，就有了《土匪》《假坟》文本中那悄然发生而又无处不在的冷峻、超拔的叙述变化。
他在《土匪》《假坟》这两个作品中采取先抑后扬的叙述策略，赋予主要人物以铁血精神并使其匪性十足。尽管作品的基调仍然是表现生活的无奈和小人物不屈的英雄气概，但主人公的性格却因叙述策略的改变而突出了更为鲜明的形象。当然，《土匪》《假坟》虽然使叙述本身变得更为客观和冷峻，但马先生并没有使之泛滥，他依然并不拒斥温情。他的《秋天的太阳》《在城市的屋檐下》那种再现更为宽泛生活内容的作品，恰恰正是由于充满了担当和救赎意识，才拒绝了冷漠和忽视。在此，他的叙事不仅没有与传统割裂的牵强，不仅拒绝纯粹“零度写作”的附会，而是一如既往地充满中国传统文化记忆和自我指认的精神抚慰，表现出属于他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充满刚毅和不屈、昭示伦理价值的情感叙述。所以，他的作品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始终洋溢着激越的壮怀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这是他激情创作内在功力的外化表现，也是他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功力所在。而且其作品中一个个人物鲜明的个性魅力，为现实主义人物谱群贡献了若干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并使这类人物性格在这一谱系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而获得大家的认可。
不可否认，马先生最初踏上文学创作之路，是缘于生活的苦闷和无奈，他曾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是生活的艰辛与迷茫。当初在农村生活太苦闷，前途太渺茫，为寻找安慰与宣泄，我选择了文学”，这又容易使他与当下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说：“失意使我选择了创作道路……我始终认为，文学不可能改变生活，但它可以影响生活。”一个注定压抑不住的理性爆发，肯定会首先选择文字来作为伦理诉求的发泄端口，而激情写作的情绪又会感染和强化而后被赋予到作品中。于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更多地体现出他自己的精神维度，显现出不屈的灵魂，这无疑对于塑造国民的精神人格有着积极的重建作用。
像马先生这样真诚做人而又真心为文的文如其人的性格作家，自然要疏离“语言说我”的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而更会趋向和认同“语言是思想的外壳”的说法。所以，马先生小说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通过言说方式去巩固主体人的地位，在文学世界建构真实的人生，他的虚构和想象肯定是有意识地控制在体现审美价值的层面，而从不希冀把形式变换放置在语言的狂欢中，他骨子里更认可那些充满生命体验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
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指出：“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可见，叙事不仅与历史同步，更见证和表征历史。他还指出：“只有从既一致又有差别这个角度拥有了统一的描述方法的叙述的分析，才会发现多种多样的叙事作品及其历史、地理、文化上的不同。”如此看来，即便是强调叙事本身，也还并不意味着排斥意义和内容。叙述的分析其实不是为着别的，而是为了说明有着鲜活内容的历史、地理、文化的不同。所以，尽管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关注的人被论者称为抽象化、格式化了的人，但历史的人和事总会体现一种具体的凝聚意义后的普适价值，因而，再纯粹的形式也不可能完全割断内容。显然，强调抽空意义的所谓“零度写作”并不适合像马先生这种更重视观念思想、靠激情创作的作家，他始终坚持认为“永恒的是人性、生存状态、审美欲望等等，叙事技巧是非常次要的”，并且说“在我看来，内容永远大于形式，形式仅仅是形式而已”。
马先生的这些见解为他打开另一扇更自如地表现自我和表达情感的文学之门。他不刻意于技巧和形式，强调“在创作中真的遇到了此类矛盾，那么我宁愿淡化技巧”。他同时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最见功力……对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对生命意义的质询比创作技巧更重要”，但他也坦言叙事学对他“多少有些影响”。我们姑且认为对他的影响仅是在小说的观念意识上发生的潜移默化作用，而较少能真正作用于他的具体创作。实际上，从《女教师日记》，到《土匪》再到《城市的屋檐下》，他还是相当讲究叙事的，只是与他的激情创作和伦理相比，后者显得更为突出而已。
《女教师日记》应该算作是马先生在当时所能够改变创作方向的一个新的尝试，作品中那种大量的纯心理描写，是他切入人物内心进行精神开掘的开始。人物及真实细微心理活动和人性的嫉妒、多疑、敏感被他以更为新颖的手法加以描述，表明他认同人的潜意识参与到现实中的重要作用，这或许就是受结构主义叙事学影响的结果。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对于不着边际的某些语言实验以及走得太远的所谓现代、后现代派写作不感兴趣。他始终“只关心人物与人物的命运，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存环境即社会生活，至于与现代、后现代之类的写作技巧的关系我从不关心”，如此看来，他认为“先锋写作的回归是必然之路”，就肯定不会是一种简单的附和了。
固然，小说创作离不开想象和虚构，但马先生把想象和虚构更多维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及心灵照应的范围内。对他的小说创作来说，无论是最初的有感而发的《再攀高峰》，还是有着文学自觉意识的《女教师日记》，还是对存在质疑的《土匪》，他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慰藉始终在点燃激情、唤起良知、宣泄情感、引起共鸣中体现浪漫的艺术情怀，其建构故事的轨迹依附于心的指向，其语言具有针对性、时代感，没有使想象和虚构漫无边际地蔓延到荒诞地步而笼罩住他作品的伦理精神。其实，激情创作也罢，文体作家也好，小说的叙事之所以得以进展，说到底离不开道义情感和伦理诉求的推进，艺术假若不反映和关照现实，其存在的价值必将大打折扣。所以，承认“批判现实主义对我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的他，自然主要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来实现向社会发言的目的。
长篇小说《望城》，就是马先生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向社会进行发言的重要作品。在《望城》中，他把自己对“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等社会问题的独特想象，经过艺术加工和升华并最终赋予人文内涵、审美意象而毫无保留地传达给读者。这里，道义和伦理不是形而上学的摆设，而是一种有着“人类本质上统一”的坚实主体情感的真实表达。所以，我们据此可以这样说，意图对现实给以伦理上的诉求明证，是马先生创作《望城》的直接动因。
按说，每个人都有一些难以释怀的情结，都需要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只不过因最初接受文化熏陶的生存环境不同而有所区别罢了。先农村后城市的生活，先简单后复杂的人生际遇，先失意后成功的事业，总使马先生的思想不由自主地游弋在城乡之间，在思绪摇摆的港湾中留恋那一支支关于乡情的牧歌，进而在对质朴、真诚的农耕文明与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文明冲突的深究中产生质疑，并试图找到弥合这种裂缝的人文要义。所以，出生于农家、当过民办教师，天然与农村密不可分的他，不可避免地延续着农民的精神血脉，为农民的生存感慨、呼吁、呐喊就成了他的不可更改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