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当下文化背景中，小说的艺术价值并不完全倚仗虚构和故事性，而是更关乎鲜活的个人经验，关乎观念意识上的独特性。一句话，读者更认可那些充满个性化的文化记忆和生命体验的文本。
对于殷德杰先生，这些都不成问题，因为他独特经历的本身更具有文学所必需的生命意识的基本质素。所以，当聚焦殷先生时，我便不由自主地多次闪现出这样一些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念头——即他的写作究竟与他的经历有着怎样的联系。
1947年出生的殷先生，其人生起点即恰逢改天换地的社会历史巨变。在遭遇丧父失母的变故后，尚在幼儿时期的他，就只能与祖父相依为命了。
他本岁入小学，十三岁因食不果腹而被迫迁移他乡，靠改嫁的母亲家的贫农成分侥幸完成高中学业。二十一岁回乡务农，但因家庭出身，连当一名小学民办教师都难遂其愿。恢复高考的1977年，同样原因，他被拒绝参加，致使这个南阳一中优秀毕业生终生无缘高考，连最起码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入门资格都被粗暴地无情剥夺，更遑论其他。
失掉这次可能改变他命运的宝贵机会，对他的打击是如此之大，他说：“我手里攥着借来的两元钱，走到家时，钱被我攥烂了。”这种对他人格的蔑视和践踏使他愤怒、绝望、沮丧，使他欲哭无泪、无处可诉。
其实，人的社会里，人总在阴差阳错中走向命定的劫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舛的命运使中年之前的德杰几无欢乐可言，一切幸运、荣光似乎与他绝缘，岁月留给他的只是艰难困苦、迷茫无助。
好在世界永远充满变数并最终由辩证法主宰，天妒英才无非使人付出更多艰辛而已，但，是金子总会发光。正是这种不公才造就他不屈的性格，逼迫他要凭借比别人更多付出的真本事来应对世间的挑战。
世事沧桑，风水轮转，无论人们怎样期待、希望或一厢情愿地用文化凝固、塑造并使人相信个人奋斗的积极作用，但终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上帝绝对不会专门眷顾某一类人、某个家族或某个人。所谓有得必有失，有取必要舍，祸福相依就在于此。
“我要挣扎，为了妻子和孩子，也为了向世界阐释一种哲学，我选择了文学。”没有任何靠山和指望的他，只有背水一战凭自己的实力杀开一条血路才可能立于天地间。仿佛为昭示自救得救的命题，不向命运低头的殷先生，最终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不易被群体左右而又能够天马行空、汪洋恣肆、自由自在地体现个人意志的文学创作之路。虽然，这条路也并不好走。但他自己选择和努力的心甘情愿毕竟可以理顺自己的心性，并可使他的呐喊在文学伦理中得以张扬。
于是，他的抗争为他的生存磨砺保留下一颗不屈的灵魂。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的际遇本身又是一座文学富矿，不仅可以为他的写作提供独特而丰富的生活素材，而且也使他的情感在遭遇屈辱而形成的孤傲、敏感中产生激荡，生发出一种不与世俗妥协的精神品性。由此，他写出深沉、凝重、抑郁的文字便有了先决条件。
实际上，饱尝磨难而又能够用平常心看待荣辱名利，从容应对风花雪月的人，才能坚定“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靠我们自己”的信念，才有资格对得起造物主对人的这份独有的青睐。殷先生做到了这些，做到这些的他才有了以后的成就。
当然，一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不屈灵魂，总要在逆境中体现出价值，只不过方式因人不同而已。刘小枫说：“人类与现实社会发生矛盾导致两条路，一条是审美，一条是救赎。”审美可以转移情感，使冲突引发的激愤和厄运带来的失落归置于重塑人性中，以更利于自我提升和安放动荡不安的灵魂；救赎利于自我的修为向善并给人慰藉。同时，审美的真、善、美需求天然便于契合文学形式，使人与外界冲突的自我救赎成为实现文本进展的伦理基础，这为文学照应自己良心的同时超越自我、感召他人提供可能，更利于主体打破直接教化的企图而顺利寻求创造的切入点。
尽管存在决定意识，但对现实的反映和表达却也毕竟是人们各不相同的感知世界。一般说，屈辱对人童年的伤害可能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更知道珍惜和渴望人间真爱，仍以善良宽容之心去看待社会；另一种则导致性格扭曲、良心泯灭、甚至敌视和报复社会。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殷先生显然选择了以德报怨，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力图摆脱童年自己伤痛的消极阴影，面对强加于他的不公从不怨天尤人，而只在悲愤忧伤的凄凉哀痛中舔舐伤口、平复情绪，而后校正努力的方向并选择与命运有效抗争的道路。所以，他才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只剩下了同情他人的泪水”，并且用适应他个人情况的小说创作来播撒爱的种子，以补偿自己的缺失来安慰自己和他人的灵魂。于是，他便从1979年开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小说创作之路。
经过一次次习作、磨炼，1981年他终于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儿子》。写作《儿子》，是他情感和伦理充分展现的一次最为重要的创作实践，他创作时，有一种想“使父母向他孝顺的儿子说一声‘孩子，委屈你了’”（白万献语）的安抚企求和难以遏制的“一腔孤愤”的冲动，这种心境是没有他那种经历的人所很难理解的。多年后他还动情地说，“我在写《儿子》的时候，似乎不是在讲故事，而只是在哭泣，是在悲怆地呼喊”，所以“最能代表我的风格，也最能代表我这个人”的小说《儿子》，理所当然地成为殷先生早期创作比较满意的作品。
同时，殷先生个人的不幸遭遇使他深知“渴望他人的同情，就要加倍地同情他人”的道理，所以，现实中的他从不苛求生活。自尊心很强的他为人、为文的低调生长出来的只会是救赎、达观和主动施爱于人的善良。当然，他的经验世界和作家的良知也促使他必须跳出自我、表现无疆的人间大爱，实现创作境界的提升。因此可以说，是生存的艰难决定了他忧郁的意识，忧郁的意识压抑了他的性格，压抑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创作本身，他“文章的基调色彩也是那时抹上的”。一经抹上，便很难改变。虽然哀莫大于心死，但没有心死的他则意味着希望和成功。尽管道路曲折、前途渺茫，努力未必就一定成功，但“为了向世界阐释一种哲学”的掷地有声和他愈挫愈勇的奋斗精神，作为人格中最宝贵的财富被塑造并凝固下来，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基石和不屈不挠的一种象征。
写作《儿子》的第一次成功，不仅给了他价值体现的自豪感和继续创作的自信，更使他由此而看重自己的情感、心灵及生活体验乃至生命意识。当然，他的并不刻意于叙事视角和叙事技巧的有意变换，可能会限制他的某些创作手法的运用，但他更可以怡然自得、专心致志地侍弄他所钟情并操控有效的现实主义写作，以实现对自己的情感和心灵的负责。也正是他这种适合自己写作习惯的选择和坚守，才使他一直保持着真诚、朴实而又社会批判意味很浓的创作风格，使我们时时感受到他鲜活文字的内在力量。虽然，他的人生之路开始于政治对生活的强烈干预，充满荆棘和挫折，但他的作品却始终保持着救赎和同情的悲悯质感。我们知道，故乡虽然给了他痛苦和屈辱，但他在《歪歪井有个李窑主》中对故乡充满感情地描述道，“这便是梅溪河了……但要细翻它的简历就会吓人一跳”。由此可见他对故乡的依恋之情。有他这种遭遇的人，能够这样从容大度、心态平和，肯定是经过灵魂挣扎和内心激烈搏斗的结果，是大情怀的真情表露，来得并不浅薄和轻率。这决定他的创作不可能有矫揉造作状和无病呻吟态，而只能是用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思想来质疑我们的现实生活。
毋庸置疑，人类的许多困惑在于认知基础上事物一体两面性甚至多样性带来的伦理、价值标准的难以统一，文学其实也是如此，也很难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正因为此，反映现实并且呈现更多主题可能性的小说才有意味、有智慧和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才会魅力无穷。
生命和爱，当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相信、表达和阐释爱，一直以来都是殷先生小说主要呈现的主题。虽然天良公序的终极同样应该归于仁爱，但由于东方文化缺乏救赎理念，对苦难理解的深刻度难以达到悲悯情怀的高度，所以，国人对命运的抗争更寄希望于清官、鬼魂、来世或皈依某种宗教的觉悟中。这些文化习惯对殷先生不无影响，他在处理这些文化命题，反映阶级压迫、家族纷争和邻里殴斗上既不回避矛盾，也不拿纯粹的救赎去简单地消弭和化解争端，更不依赖于因果报应来安慰读者的心理。而是试图用仁爱力量、博爱本源和人的自我奋斗意志作为内在支撑，来实现和表征精神渴求与生存需求冲突的有效解决办法，作品的深刻度和厚重感便由此显现，其由此而来的沉郁风格更为鲜明也更易于给人向上的鼓舞力量。如他的作品《迷皇店》，且不说构思巧妙、人物性格鲜明，写得酣畅淋漓，荡气回肠。如果抛开文化的因由，没有伦理的指引，“扒灰头”的乱伦至多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殷先生却把这种素材与政治、阶级、人性联系起来，使一个原本无聊的故事，生发出如此之大的主题意义和丰富深刻的内涵。当然，在《村路》和《歪歪井有个李窑主》中也都有中国式的大爱蕴涵其间。
一向行事低调而沉默寡言的殷先生在创作上自然也鲜有虚饰，他曾说，“一个作家只有一面旗帜，那就是作品，我只愿打着这面旗帜，让读者去见识它的本色”。这种本分体现出的清高和正视自己相信别人的勇气，给人简约、明确、踏实、中肯的感觉，体现一种成熟、自信、进取和胸有成竹的风度。让人确信他不但不会被纷繁复杂、浮躁喧闹的世象所迷惑，而且只会从生活和人性的必然中发现揪心扯肺、痛断肝肠的存在。他的小说《儿子》《马统领与徐县长的故事》，无论题材还是构思无不体现他的“存在”意识，尤其《开山的女人》《歪歪井有个李窑主》更体现他题材创新的鲜活形态。事实上，谁太热衷于形式，便只会收获虚无，生活如此，艺术更是这样。
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促使他的作品质量不断提升并屡屡被专家看好，为社会大众认可。尽管1981年他的《院墙内外》首开南阳作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之先河，并获得河南省优秀作品奖；而且他1982年发表的《开山的女人》很快被改编成电影，这也是南阳作家的作品第一次被搬上银幕。但殷先生真正创作出有大气象的作品，我以为还应当是以《歪歪井有个李窑主》的发表为标志。
在当时来说，这个作品的题材未必多么新颖独特，但由于把人性善恶的对立放在整个社会变革背景下去考量，构筑了曲折动人的故事，矛盾高潮迭起、情节峰回路转，人生的不可预测更形象而准确地反映了社会脉络和时代发展趋势，主人公李窑主的担当隐忍、忍辱负重，表现出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且人物性格与语言特征的相谐统一，莫不勾勒出深沉凝重、色彩斑斓的艺术图景。所以，即便它是反映改革开放的大题材，但并无大而无当的感觉和图解政治的倾向，而是鲜活淋漓、枝叶茂盛，充满人情味，彰显出利益重新分配的阶层更迭中人的心理的微妙变化，凸显命运与时代互为证明的可信度，更因为“它脱尽了那些形式主义文学——政策文学、图解文学、政治文学的陈旧框框”（李锐语），而受到广泛的好评。
著名文艺理论家王鸿生早就对殷先生抱有很大希望，期待他真正的好作品尽快问世。殷先生也确实不负众望，在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沉思和酝酿后厚积薄发，于2007年写出了他第一个长篇小说——《无弦》。
《无弦》其实就是他“把自己的情感化进作品，把自己的血和泪化进作品，制造出一种如泣如诉、如歌如呼的艺术氛围”的一部好作品。这部令人唏嘘不已、感慨良多的悲剧作品，是他生活积累和文化反思的结果。我们知道，悲剧是让美与毁灭、悲惨、丑恶联系在一起，把公认或期盼的美变成了毁灭再生的异己力量，显示出艺术的感染力、震撼力，悲悯、悲壮、拯救、救赎的情感因素就此凸现出来。
追寻殷先生的创作心路历程，不难看到他生命意识中的悲剧色彩：即他父亲带给他的不可更改的命运，造成了他忧郁压抑的性格。早在《儿子》创作时就曾触动过自己身世的殷先生，“恨自己的父亲，把所有的不幸都归罪到他身上。可是，却有几次想从那洞里爬进墓丘，躺到父亲怀里大哭一场”，表现出既有父子传承的无法否认的骨血联系，又有因带给他必须承担的苦难而抱怨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当然，在后来爷孙相依为命的生活中，爷爷为他讲述故事的文化熏陶，又使他的创作内在地具有了悲悯、救赎的情怀。他说：“我儿时，常常听爷爷讲一些改朝换代的大事，这给我以后的创作风格注入另外一种素质：宏阔、大气。这种素质与我父亲带给我的命运形成的性格相结合，形成了我作品的主要特点：悲而不衰，痛而不伤，恸而不凄。在压抑的饮泣声里，心中总鼓荡着一种不屈的、昂扬的气。”一直以来，他的“把消沉紧紧地扼制在意志的深处”的自制与“为了向世界阐释一种哲学”的张扬这两种矛盾情绪很好地结合并被掌控和付诸创作实践中，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鲜明体现出毁灭再生悲剧特征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