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历来国家的强权和霸主同个体人一样都是无一例外地为满足欲望而打着“公权”的旗号去为所欲为的。这种时候，他们连矫饰和作秀也显得累赘，正像尼采所言“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无意识使矫饰更有作为，矫饰就变成无意识的”，所谓积习难改、习惯成自然正在于此，这反映了真实存在的永恒和世界的本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便像文明程度较高的德国这样有着思想传统且塑造产生了许多哲学家的国家，尚且不能有效阻止纳粹对国家意志的觊觎和公权的践踏，更遑论其他。可见文明程度与人文精神并不必然同步，所以，追求科学和民主依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铲除、阻断，至少是限制人类动物性的根本保证。这种科学认知的文学映照，不仅是王先生对生存命运异化的独特感悟，也表明他对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不屑。
尽管不同文化有一个交流、兼容并蓄、相互促进的认同过程，不能简单地类同于自然界纯生物的弱肉强食，但文化的基因无疑是不同种族传承、竞争、发展乃至国际社会呈现丰富多样性的根本所在。在历史走向、社会发展趋势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永远是自然、人类社会的第一法则。所以，读王先生的作品，可以启示我们：世界上更多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冷酷现实，超阶级、超民族的博爱和完全摆脱功利色彩的所谓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理想者经不起推敲的空想中，存在于政客们信誓旦旦而屡有爽约的口头承诺中。
另外，体现在他作品中的深沉、新锐、宽泛的理性剖析是犀利、明智和中肯的。他在《善恶女神》中所肯定的低烈度纵火原理并由此更进一步指出：“人类进化本来就是死亡和生存之间的平衡”，“不要指望什么绝对的安全，那是违反自然之道”。在《十字》中他又说：“上帝憎恶完美”，“上帝只关爱群体而不关爱个体，这正是上帝大爱之所在”。这种屡屡出现在他作品中并深刻体现他这些思想的科幻故事，除了意欲表达自然之道的实质，更兼具文化层面的深思熟虑。不仅如此，他的《黑钻石》中制造出的“微型黑洞”演示了宇宙起始于大爆炸的过程，明确了科学和理性世界的背面充斥着蒙昧和无序性。所以，科技进步是一把不易察觉的双刃剑，如果背离人文精神，很可能会毁灭一切。
毋庸置疑，科学确实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本真的自我，找到更多抵达自由彼岸的路径，但科学又决绝地阻断人类绝对的自由。人要摆脱命运的束缚，总是要一相情愿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模式去自律或他律人类之外的生命，追求“在场”的效果，却往往与真理失之交臂、擦肩而过，即使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探询真理也可能误入注定的困境而不自觉，这或许是因为人类的贪得无厌和无法抹平意志与理性、存在与虚无的差别。于是，我们更加明白并深切地感受到尼采“永恒的生命”的境界是怎样的决然不同于黑格尔“现象背后”的理念。
其实，按王先生所言，他认为自己“影响最大的短篇是《生命之歌》”，其主题表达了“生物的生存欲望是通过基因表达的”和“机器人可以具有生存欲望”这样的思想。这篇科幻文学中，他成功塑造了一个殉道者——孔教授，作品把其置于“对机器人儿子的疼爱”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忧”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使小说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和语言张力。此作发表之后，即引起强烈的反响，《科幻世界》曾专辟两版来刊登读者来信。这表明他创作高峰期的到来，这一时期他发表的作品较多且有多篇获得银河奖，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在描述中更偏重于阐述哲理，体现出“哲理科幻”的坚实品性来。正如国内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说：“王晋康构筑的是科幻的大地”，这种哲理科幻的优势使他自己的思想深度和语言表述能力相对既往作品来说，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写作中重视生活积淀的王先生说：“古人说文人的三要素是才、学、识，我认为说得很精辟，再加一条生活积淀，就更全面了。以我个人的创作经验，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三条。写长篇是实打实的硬功夫，玩不得花招。你肚里有多少货，读者能看得清清楚楚……对于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才。即便作者在学识、生活积淀上有什么弱项，也可以通过一些技巧加以弥补。特别是叙事角度的选择，常常先天性地决定这篇小说的成败。”他的这些见解，为他文学观的确立，寻找到最为充分的写作发生的依据，也最直观、明确地表达了他文人为文理论修养的成熟看法。
当然如何强化和怎样延续科幻想象力，脱离不开当下具体科技水平的发展方向。当代科技水平虽然不可避免地限制着主体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方向，但王先生却能够在现实语境下，轻松实现科学幻想的超前性、预见性和对科学技术信息的运用及准确表达。他能在有机融合情感、智慧、知识、科技为一体中改变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甚至创设和勾勒出一些新的理念和开辟出新的更大的伦理空间，以此满足读者归依内心情感的精神需求。他把一些观点如“自组织是宇宙及生命现象中所有秩序的来源、电脑的发展终将产生超智力”等观点有机地融入作品中，比如《养蜂人》中的整体论、《十字》中的低烈度纵火理论、《替天行道》中的种子自杀基因原理等，都表明他对物理世界真实性的深信不疑。
因此，就对自然界运行机理的敏锐发现和准确感知来说，王先生确实是走在中国科幻作家的最前列。这与他的科学信仰、人文情怀和对未知世界的哲理性思考有关，也与他的才情和见解有关。他的这些作品是以超越现实的眼光来关注人的命运，科幻在这里仅是把人性作为在科技背景下进行剖析的由头，在这种叙述空间中，王先生用殉道者的虔诚、布道者的神圣，充分展现科学和人文思想推动人类社会民主进步的本质力量，挖掘探询宇宙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世事真谛，体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终极关怀，使作品自始至终呈现出所应具有的时代性和丰富多彩的文学意蕴。
按学界的说法，20世纪科幻小说的几大主题是“时间旅行”、“外星人”、“反乌托邦”等，这些主题在王先生的科幻小说中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有呈现，但他作品中关注更多的是一些关于科学与人类整个社会制度设计方面的冲突，他特别刻意于对人的被制度化的反思，强调和表现出人在社会中的身不由己的无奈。他在《水星播种》中，为了使科学理念与宗教信仰在某些方面的异途殊归中统一于文本的人性塑造，王先生把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置于文化历史渊源内考察，尽力把哲学依存的基础——科学思想的发展推向当代前沿阵地的最前列，用缜密的逻辑推断把言说哲学、宗教问题的存在方式悬置于科学幻想的时空中。事实上，社会的人脱离不开社会制度和科技水平的制约，因而人在人际关系上易被社会政治化，在与物的关系上易被物质主义化，在思想上易被文化体制化，以至于我们经常感到心灵的彼岸是那样的难以抵达。其实，他的《十字》《母亲》《生存实验》对未来人类命运充满担忧，一些诸如“科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人类要追求的是怎样的未来”等追问，体现出他的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与人文终极意义的一脉相承，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科幻作品当然还应当被称之为“哲理小说”。
凭理性创作的王先生，在构思文本和对文化本体进行思考时，把作品内涵的提升植根于主题升华的基础上，而升华的依据则来源于他的文化精神。而且他在理性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无疑增强了人文精神在科幻领域折射出应有的审美度和感染力。如王先生在构思精巧的《新安魂曲》中，对人类何去何从的命运充满担忧，把主人公在对探索宇宙奥秘的向往中透着凄凉、依恋而义无反顾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哲理和科技层面描绘和强调了科学发展必须要依赖和体现人文意识，表现出中国人在人类大家庭中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宽广胸怀。
王先生的作品每每总能使人在看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中，始终保持旁观者的清醒认识，他说明世界荒谬的独异之处在于他所强调的科学结论与世俗伦理的冲突，这是他科幻小说中经常表达的哲学层面观念意识的主题，这实质上反映了他所理解和坚持的科学精神。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家与科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不彰显科学精神，科幻文学作品的价值将无从谈起，这不仅是科幻题材所决定的，还表现作家的一种坚持和探索真理的犀利、睿智和勇气。王先生的科学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不应承认不能证明其为真的命题”的认同，更表现在他所持有的科学态度。他说：“创作核心科幻，成功的一个前提就是对科学持有炽热的信念。虽然对科学的批判和反思也是科幻文学永远的母题，但这些批判实际是建立在对科学的虔诚信仰之上。”
他这种秉持科学精神的信念，贯彻到了他科幻创作的始终。当然，仅有此是远远不够的，科幻作品如果不体现人文精神，没有人类柔软而高贵的情感蕴涵其中，只有冷冰冰的理性说教，文学性和感染力就将大打折扣。所以，科幻作家要在科学求真的基础上，不囿于传统，不迷信经典，更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以宽广的胸怀去幻想未知世界，用对人类整体负责的态度去全面、全视角地阐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并给人积极向上的力量。
科幻小说自从作为从西方近代文学中独立生长起来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以来，它所描述、表现和涉及的科幻内容极容易与人类或宇宙起源的猜想相关联，因而它天然与人文关怀的落脚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实际上承载着人类从科学角度对终极问题的另类审视和解答的责任。尽管科幻这种文体的选择决定了王先生的思索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驰骋，面对如此，他却没有信马由缰和随心所欲地超越科学的逻辑界限。而是在实际写作中既不像一般小说那样描摹日常实际，又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既坚持了科幻的根本性质，又虚构着现实的神秘和命运的无常。他的一些作品由于从更普遍的科学角度切入历史或当下，所以，现实观照性便愈发显得更为宽泛和真切。
虽然，在科幻小说的叙事上王先生善于设置悬念，但他从不“装神弄鬼”，作品也依然远离“怪力乱神”，与胡思乱想、荒诞无边毫无关联。他并不追求奇险的刺激，也不对跌宕情节特别刻意，而是用更多笔墨着力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并倾心于在文化层面涵盖命运与个体性格冲突的表现。利用人们求奇探秘的心理，在科学幻想与哲学思辨之间建立桥梁，以哲学的终极追问，推进和设定人情世故与科学求真互动发展的故事情节。他推动故事和解决悬念，有时靠文化错位，有时因人文和科技的冲突，有时又因律令与道德的相容等不一而足，显得纷繁多彩、出人意料，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常常发人深思。
由于王先生对人的由何处来到何处去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及忧虑，因而从他的处女作《亚当回归》开始，就把人文关怀指向人的内心与终极目标的结合点上。之后，他的许多此类作品的这种思考，既不是西方那种命定的原罪基础上的救赎理念，也不是中式儒家那一套道德说教，它是属于王晋康哲理思考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也内在地显示出他在科幻作品创作上，所充分依靠的哲理上的深刻性、科幻上的客观性和以人文精神观照性的强力支撑作用。与之对应，他的那些更高品位的作品，无不是具有超硬的科学内核、哲理的闪光点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