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映改革开放正剧的《谁是贤者》，它关注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用人制度改革的期盼、观望、疑惑的复杂心态，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表现了立党为公、风正清明的良好用人导向。在艺术上它一改过去英雄化、脸谱化的模式，把人物命运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在贴近现实中探讨电视剧叙事的多元形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它在中央台播出后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中国电视报》发表评论指出“以反映改革题材的电视剧《谁是贤者》，力图以新的角度、新的侧面反映改革，平中见奇，不落俗套。称得上是对‘改革剧’的改革”。它的热播在带给大众视觉美感和心灵需求的同时，促使南阳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文艺创作才俊加入到电视剧创作中来，由此影响、带动并培养出一批南阳本土电视剧作家，使电视剧独异于其他艺术的地位在南阳得到承认和确立，对后来电视剧的创作、拍摄等具体运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由此激发了新一轮对不同题材、体裁进行创作、创新的自觉性，使南阳的文艺工作者欣喜地看到，伴随人们观念意识的拓展放开，必将使不断深化的艺术创造逐渐摆脱体裁单一的趋向，从而流变出文学艺术个性风格的各种可能。
当然，《谁是贤者》表现出对改革进与退的忧与思，是那个时代的人深刻感悟和敏锐把握历史进程的结果，但也更显现出李先生观察生活、思考艺术、表达思想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素养。
事实上，从电视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多年发展可以看出，尽管有些作品受到观众好评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这些片子大都离不开营造一个张扬人性、讲人情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和塑造一些个性鲜明、有着杂色性格的人物等因素。《大宅门》《亮剑》《闯关东》莫不如此，《谁是贤者》也是这样，它是靠题材、情节和人物的典雅对话而取胜。总之，这些电视剧作品都以一些卓异于其他作品的品格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为后来的电视剧创作留下诸多启示。
不唯如此，李先生对电视剧创作的勇敢介入和深入思考，对他后来的文艺创作及指导和策划南阳春节电视晚会大有裨益。在创作电视剧的实践中，由于他清楚地知道并切身体会到电视正是由于其真实、直观的优点而增加了再创造的处理难度，再因他小说创作的经历，所以，他更能够体会电视艺术的画面叙事相对于文学应该来得更为生动和具象。他在电视剧的创作实践中更为自觉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现代手段去强化主题、烘托气氛，用置换出的鲜艳画面在人脑中形成感官刺激来兴奋观众中枢神经，使其衍生文化意蕴并产生心理依靠，才会有电视艺术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才会有它作为大众艺术娱乐存在的广泛基础和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同时，文艺产品无不打上时代和个人的烙印，电视语言的表现和发挥更依赖作家的学识修养和艺术天赋，作家始终摆脱不了的是个人的现实思想，自己思维定势带来的僵化恰恰才是最不易战胜的敌人。
有过多种艺术品种写作经验的李先生当然更加明白这些。因而，他在后来电视剧、杂文、随笔等文艺创作中吸纳了这些经验教训，努力避开惯性思维，更加注重内容和形式的新颖性、创造性，很好地处理了个性化风格与艺术体裁、题材间的关系，用发展提高的艺术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自我激励、自我加压和鞭策自己，不断校正自己的努力方向和艺术坐标，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李先生对不同体裁形式的探索和尝试总给我们以新的更多的期待。事实也果真如此，在2002年，一贯擅长于戏剧和影视剧创作而又搞过小说的他，于不期然中出版了散文、随笔《走近台湾》一书。
《走近台湾》的题材选取和艺术手法在南阳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它的体制结构和语言体式呈现内敛敦厚、豪放洒脱的文风，有贴切实在意味，无张扬造作之势，率性而奔放，随意而旷达。通篇只把吟风赏月、沉浮失落、世态人情、蹉跎岁月和精神炼狱等五味人生，用心的呼唤、情的熏染、文的淘洗裸露坦陈，李先生在呈现中观一处风景、发一番感慨、蕴一片真情、洒一捧热泪，无论摹景状物，还是诉说衷肠无不简约明快、酣畅淋漓。以对世事、人情、伦理的豁达去阐释世间百态、追忆逝水年华，从而陶冶性格情操、拓展表达空间，在灵魂自省、梦幻遐想中驻足流连、沉吟思索，写出了追逐文学之梦的独异见地，表现出作者为尝试新的语言方式和开掘思想深度所作的不懈努力，其真挚的感情、朴实而又率性的文格使作者的心迹袒露无遗。在浮云缭绕、快餐文化充斥、形式流派纷纭的今天，李先生能够写出一番独异于他者的新天地实属不易，这表现出他驾驭文字和再现生活的能力，也显现出他的学养和与时俱进的艺术创造性。
《走近台湾》集中展现了李先生的台湾见闻和思绪：那些从观念意识到生活习惯的不同、文化背景与人文心理的迥异、风土人情同民俗俚语的差别，都被作者一一捕捉并细说端倪。其客观、平视、实在的评判从生活细节入手、在文化层面升华、借助心声表达，在文化同质、同源的细微差异中发现理念相似和意识形态的鲜明对比，并于含蓄、委婉中把握好当今语境中的“度”，其提炼、浓缩生活的洞察力既不乏现代意识，又富有历史沧桑感，更在文化境深中体现出共时态的文学样式，显示出人文精神的博大和人的情感世界的五彩斑斓。
李先生的这种试图在本体论中还原世界本色的文化观照，使我们看到他所捡拾的台湾题材，恰如其分地描摹和折射了台湾人的形态、心态和情态的精神指涉，见证着台湾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现实。这样选取的视角平易、长远、贴近实际，是力图全景聚焦的一个缩影，易于把人们求知探秘的思绪纳入到他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尤其他对寺庙文化的流变、异化及与世俗关系的探讨，深刻揭示了佛性人格化的复杂背景，以及佛的难逃滚滚红尘的功利诱惑，极富讽刺甚至戏仿意味。
另外，《走近台湾》还收录有李先生的“情至意尽”的有感而发，“文苑忆往”中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回首，“心灵空旷”的家长里短，“阅读思考”的哲思冥想，“过年感怀”中的怅然若失，“浩劫拾遗”的人间真情，等等。表现出寻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以及民间、民俗的文化遗存和对文化的精神检阅与反思，反映了作者期盼传统道德回归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平实的叙述方式蕴涵的真情实感充满东方伦理的包容性和温馨感，在引导认知、判定价值方面植根于草根的平民化倾向，于无声处消解我们过于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准确、时尚的语言以及言说方式的同中求异使句式多变且语境宽泛，对情态世事的宏观审视、纵观比较与写作本身的精磨细研做到了信手拈来、听凭文心驱使；说开了去、任由思想驰骋，放眼风物、嬉笑怒骂、说古论今，既有言志的激情和豪迈，更兼具润物养性的贴切和实在，显示他真实坦诚、不饰矫情的创作品性，体现出作者文格和人格的统一。
这种统一和显现出的他的这种创作品性同时也深切地说明，文艺创作的形式是何等的重要，最起码它是自身存在的标志和前提。
巴·略特（秘鲁）曾言：“当形式有效时，就能创造奇迹……但形式是由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组成的，它们是：风格和秩序。”可见，形式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正是形式中的风格和秩序构成了文体的整个风貌，它表现出作者的创作水平和创造力的性质、方向及大小。但即便如此，形式的逻辑更多情况下应该服从和服务于伦理的价值，这样才能体现出时代精神的丰富内涵。现在从“先锋回归”来反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文体实验，有些正是由于缺乏或者说是忽略了对“先锋是一种精神”的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致使一些作品简单地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叙事技巧，使得写作似乎只剩下了形式变换，而显得缺乏原创性和生命的丰满鲜活。换句话说，是没有有机地把现代、后现代文学融会贯通，或者说，对可资利用的一些西方精神资源更侧重于是在形式的技巧层面借鉴，而在生命意识的体验方面则涉足不够或领悟不深刻，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或艺术上的偏颇，甚至存在某些误导。
诚然，用另类的写作以期颠覆和改变惯性思维和风格固然必要，但这种变革应掌控在有利于最佳表现思想的限度以内，一切要尽可能从自己所要表达的事物本质和生活意义出发去选取形式、调整和变换艺术手法，坚持做到：有什么内容，就应有什么文体；有何种情感，就选用与之相适应的语体。意义不同，结构自然应该相异，千万不要生拉硬套，东施效颦。
西方当代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雷内·韦勒克指出：“一切试图从文学中抽去价值的努力都已告失败，并且将来也会失败，因为价值恰好就是文学的本质”，因此，“先锋回归”其实也就是一种必然，近来中国文坛上现实主义的悄然回归似乎佐证了这一点。《走近台湾》正是用传统的手法演绎出一本现代气息浓厚、充满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证明了在观念更新中凸显人文精神、提升审美境界不仅依然可能，而且意味深长。它用文学客观必然存在的教化功能在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存理念的同时，也使我们透过激情飞扬的文字，感受到作者与时代同步跳动的脉搏以及他的心灵质量和情感力量。
其实，从李先生60年代的《白求恩大夫》到70年代的《笔下生悲》再到《走近台湾》都是率性而直抒胸臆的，温暖、关爱人类的善良品性都闪现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性光辉。同时，他的作品对人文、人性的敬畏、沉思、反诘、质疑，有对人哀其不幸的遗憾和怒其不争的愤然，更有以正义良知的人格为底色而对人的劣根性的犀利鞭挞，显现出他对人道主义这一现实主义精神资源的很好利用。
固然，李先生在影视、戏剧和小说、随笔等艺术门类间的触类旁通、游刃有余，应该给我们更多评价他的理由，但由于“艺术中没有经验主义的真理或谬误，所以也就没有过时这一概念”（美国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因此，艺术因经验的凝固而带来的所谓标准也就很难统一或起码应归于淡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李先生的作品存在更大的创造空间和可以体现更多元艺术批评的可能性。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怎样评价和使用评价的标准如何，都不能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和他学养的基本方面。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写作，由于西方现代派文学或多或少地对我们的写作语境的影响，这必然引起我们对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反思、审视，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偏激者要使一切呈现无意义，这更是对我们惯常思维的颠覆。但无论思潮如何荡涤激扬，主义怎样诡异多变，都难以撼动文学结构、功用、思想和内容本身的意义所在。正像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所强调的那样，“西方现代派”在思想内容上的典型特征是它表现出的对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深切的危机感。
由此可以想见，身处那个时代并正处于写作旺盛期的李先生，当然也脱离不了并且可能也会打上现代派的某些烙印。同样，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因趋利避害而更加向往金钱与权力的今天，作家的思想肯定会变得更为复杂，但其写作无论以何种方式或以什么思想来观照人生，无非以怎样的心态去体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形象表达，所以，这些问题的不同感悟和解答，同样不可避免地贯穿于李先生的当下作品。特别是他的《走近台湾》，多以真诚、坦率和具有草根精神的表达方式出现，有现代意识而没有荒诞感，有批判勇气而没有距离感，显得更为宽容、更易被认同和更贴近现实，像《花莲的“猫眼石”》《“台湾尾”垦丁》等。这正迎合了著名评论家孙绍振所说的“当代散文的审智，并没有选择鲁迅式的社会文明批判，充当政治‘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而是独辟蹊径，从民族文化人格和话语批判入手，以雄视古今的恢宏气度，驱遣历史文献，指点文化精英，从时间和空间的超大跨度作原创性的深层概括，作思想的突围和话语的重构，胸落万象，笔走龙蛇，开一代大情大智交融的文风”的观点。
李先生的这些散文随笔也许正是清晰地和更为突出地表现出人对自然的观照，才使他的阐释更大程度上跳出他原来接受教育的固有模式，从而使他作品的形式感、时代性鲜明而葆有活力，有了引发我们更宽泛地去思考我们人类自身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戏剧、电视剧方面多有建树的李先生，在将近古稀之年写出的《走近台湾》更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他的散淡、洒脱、随意的文风与萦于心、耿于怀的文学情结所纠结出一种情思、一种文理、一种思绪……
种种这些或许能够给我们留下更多颇有意味的有关杂文、随笔写作的一些个新的想望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