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宋先生在小说集《城市的狗》中，把人性、狗性以及人与狗的相互关系，置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境遇中，借此审视人性退化为狗性乃至狼性的过程，映照自私、趋同、媚俗和攀亲附贵的世俗心理，使狗道中狗性和狼性的人格化，折射出人道的缺陷，从而在表现崇尚强者、同情弱者传统美德的失落中，显示社会等级和消费主义商业化规则对人的社会的无情冲击，这是宋先生通过人性压抑的本身，拷问灵魂的精神证明。他的作品《天瞽》更像“皇帝的新衣”那样难以印证自己的信仰，但却把自欺欺人塑造成掩耳盗铃的典型，避免因突发奇想而偏离注定的人生轨道，使排拒社会的人因僭越使行为和身份错位而徒生烦恼、引发混乱；在《火眼或者满眸春色》中，更让一双“慧眼”阅尽人间春色的荒唐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于是，大家的难得糊涂使“慧眼”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烦恼接踵而至；《笑之祸》则把人的本性异化为他在，使官场无聊的潜规则成为官场文化的缩影，透彻地写活了一些善耍阴谋诡计之人千古不易的行事模式，对官场的戏谑和嘲弄不言而喻；《恍然若梦》中的小人物为生存敛起清高，先期融入这个被等级分割的世界而免谈人格的结果是被生活的碎片压弯自由的腰杆。这一切都使人的尊严在世俗、金钱和权贵面前不堪一击的悖论凸显出来，虽为大家所不愿看到但又无奈地见证着物欲对精神的彻底消解。
米兰·昆德拉曾说：“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宋先生作为一个农家子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说不与南阳文化的滋养有关，起码他所经受的熏陶是独具南阳地域文化特色的。他说：“南阳最独特文化内涵的是楚汉文化，厚重、博大、深沉、久远”，并且认为“它在思想深度方面对自己的创作有影响，我不喜欢风花雪月，那是小技巧，不足以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社会的认知”。因为，“我写作动力是欲罢不能，主要可能是道德诉求和社会良心吧”，这也可看作他通过认知南阳文化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一种文学情结吧。
其实，文化之与社会的关系很多时候会呈现出一种悖论形态。比如，认识论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要不断地揭示本质、接近真理，但是，理性的追求和文化塑造并没有使人看到理性带来的预期结果，如残酷的战争并没随文明的进步而减少，荒唐的事情仍在继续发生，因而这种背景下，需要对世界重新作出解释的认可非理性的后现代理论应运而生。再比如21世纪虽然思想多元，但多元的思想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遏制住人们对权势的崇拜和对金钱的贪恋，权势和金钱依然主导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样，经济上的自由固然能够导致人格独立，但政治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延续，并没有为拜金主义所颠覆，权势依然超越金钱或至少可以充当金钱的代言人。而且，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们的现实行为方式和文化形态的解构，丝毫没有动摇金钱“一统天下”的地位，多元的思想非但没有找到与之匹配的多元行事规则和价值趋向，反而金钱与追名逐利却呈现正相关发展态势。
于是，金钱与权力两者相得益彰、强强联合、相互帮衬、逐步强化、各得其所地充斥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左右着人们的是非价值判断。即便在人们认为与金钱较少搭界的情感方面，也难逃“赵公元帅”的追逐。金钱正在成为因人们重视名相、形式而摆平更多世俗的最后筹码，无条件地充当起了衡量或补偿一切（起码是绝大多数，如精神赔偿也只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一般等价物”，使原本可能更为丰富多彩的众多价值取向，更加趋向于金钱一端。连孔方兄自己恐怕也未曾料到，在思想多元化甚嚣尘上的今天，它居然能够排他性地占据统治地位而独领风骚，并且它和物欲冲动的联袂出场所向无敌，几乎扼杀和荡平了多元社会、自由思想本该带来的更多种可能性。这必然消解公平正义，使原本就缺乏原罪感和救赎心理的我们更容易被金钱所俘获和腐蚀，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人漠视或背离道义和良心，最终的恶果就是精神荒漠化和民族自立意识的严重丧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明、文化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背离竟然通行无阻并且没有丝毫的减弱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再一方面，如果说爱可以造成崇高感、神圣感和使命感的话，那么恨和施虐及冤冤相报却有着复仇带来刺激的快感，因而毕飞宇说：“在恨面前，我们都是天才；而到了爱的跟前，我们是如此的平庸。”所以，在缺少制度制约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人们更乐意在恨和施虐中选择淋漓尽致报复的欢畅和快意。于是，当利益冲突时，人们很难顾及自己的人格、心灵和良心安宁以及他人利益，如果机会适宜，就会像狗一样向同类狂吠乱咬。也就是说，人在生存压力和精神缺失状态下，扭曲的心理可能因不堪重负和难耐寂寞，而走向毁灭社会的反面极端。当仅存的一点良知被自己的欲望和本能销蚀殆尽后，个体关注的就仅剩下个人地位和政治生命，这时的美德之于恶，就像实用主义的反面教材一样显得苍白无力，表现出脆弱、无助和无奈。尽管宋先生平时似乎不太赞成“人性恶”的观点，但他的文本却并不回避“恶之花”的推动力量，他在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基础上，努力从更深层次上切入现实生活，力求对那些落后腐朽的、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然而却仍然盛行于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丑恶予以无情的批判。于是，那种信口雌黄、无事生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做派；那种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弄臣嘴脸；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的奸佞之徒，都成了宋先生鞭挞的对象。他期望以此引起人们的警思，达到疗治社会、救赎人生的目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倡导伦理，文化也显现并力图塑造这种伦理社会性质，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皇权政治的封建主流意识的猖獗而忽视个人价值，国人虽然有“替天行道”的精神，但没有灵魂救赎理念；有“宁为玉碎”的操守观，但缺少审视自我的自省自立意识。这其实与汉民族讲究实用、宗教信仰比较功利化有关，也可能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力量十分强大而压抑人性有关。总之，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宋先生感到“东西方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宗教方面的不同，西方宗教对欲望展示、疏导，中国压抑、堵塞欲望，所以没有创造性和原创性，佛教因为压抑欲望，所以不可能在西方盛行”。虽然宋先生明白这种差异的原因所在，并对东西方宗教对立、相融的内在原因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在创作中却并不照搬西方叙事学，而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挖掘显得更有信心和能力。一贯“不介意形式且认为随意和最有利于表达的方法最好”的宋先生，实际上在《城市的狗》中彰显的批判意识不仅体现批判现实主义的指向，而且自我剖析的深刻性弘扬出心灵救赎的尊严，他把究竟是“生物进化了还是人性退化”的思考，带入那“历经人魔两界三昧真火锤炼”中，委实写出了新的意境和情态。
正是对导致人们心理失衡、精神颓废和价值观紊乱的诸多原因的清醒认识，宋先生才能在创作中摆进自我，这不仅只是为了“我”的视觉更真实，而且为了提高自责自省度，使人性的挖掘和批判显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这种批判的透彻来自于伦理在当下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叩问。所以，他小说的更大意义恐怕还在于他意欲正视的存在。读宋先生《城市的狗》，不仅使我们看到他对城市小职员这类角色颇有兴趣且描摹得活灵活现，而且他的得心应手使人不禁联想到契诃夫和鲁迅。另外，《城市的狗》中的很多篇目对人的误区揣摩很透，而且能用生活感悟、哲学思想和人文意识予以观照，进而升华、剖析和阐释，以审美情感和艺术手法予以再现，使文学这把手术刀更犀利地裁向麻木、混沌的世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