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何身怀绝技的人一样，王先生在文本中时常不由自主地展露他的语言优势，他的语言狂欢是一种内在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从来不缺乏自信。他的一个个否定动词的肯定判断见解精辟、描摹别致，感悟和表达使主旋律成了深藏不露的另一种隐喻，多重的复句使他说彼而言此的依据贯穿和涵盖其他，语不及意成了意带笔随的起始，主题的述说变成辅助的捎带，聚焦的细节却不引领表达的主体，那一掠而过的惊鸿才是昙花一现的题眼。就这样，当主题隐匿在纷繁中而直逼终极问题时，精神便有了可以存放的释然和妥帖，而思绪却漫天遍野地四处招摇，文化便在他的精妙构思下得以张扬。所以，充斥于他作品的哲理性复式语言的娴熟运用，使复句有着更为斑斓多彩、摇曳多姿的开放的时空背景——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现实的。无疑，这加大了语言的思想包容性，像《彩虹是天蛇的儿子》等很多篇目，都似乎要用不同意象来牢牢地裹紧一个社会形态的表征，在世俗恩怨的纠结阐释上体现他空灵的语言天赋。
读王先生的作品，还时时遇到他的正反判断是朴实而又带有狡黠意味的句式。这种句式极尽评判、述说之能事，围绕事体呈现事物的社会品性并揭示其意义所在，力图去印证文化引领的信念，进而去还原和见证语言表达的情感色彩，见识一种胸怀和气度。这种穷尽可能的选项有一种雄辩力量和志在必胜的气概，引领我们走向悖论思考的彼岸，使我们由彼及此、由表及里地感知文学的熏陶，沉浸在他为我们强力营造的不容置辩的梦幻般的审美发现和想象中，从而得以在精神层面上去看待世态万象。尤其是他的这种呈现是激情四射、个性鲜明的似是而非，他并不在意别人如何评价他特立独行的主观味很浓的个人观点。他甚至是偏执地表达自我，淋漓尽致地听从人性的驱使，毫无顾忌地袒露自己的灵魂仪态，尽管这种呈现有时并不那么绅士和大度，但性情中人毫不刻意掩饰自我的可爱便裸露在大众的面前。
王先生的散文大多是从议论的本体出发，抵达他心中纠结的一件往事，从叙事中走进故事的终结，然后扩充它的精神含量、增大它的内涵、引申它的意义、增设它的意蕴形式，而后再折向散文的广阔天地和他所预先设定的主题。于是，一个平凡的事件就会因了他的主体意志，而使这种述说和构思的策略有了更大的幽默感和形式感，有了语言表述上的陌生化。这种陌生化的感觉，是他在反思历史中糅入了传统文化的因子和颠覆现有语言模式所迸发出另类思想火花的结果，也是他在时间的流逝中激情澎湃地张扬人性、意欲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更是他表达自我与理性对决的结果。
由于对时间思考的不断深入，王先生总能以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潜藏在生活表层下的那些质感很强而又易为常人忽略的东西，然后表达那些生命体验中最为深刻的咒语或谶言般的意境，把经灵魂过滤的世相塑造成命运起航的风帆而高高挂起，逼视精神的领地，而后在驶入人生终极生命运行的轨道中，去找寻抚慰心灵的家园。
可以看出，他孤独灵魂的吟唱不仅是离愁别绪，更是对一个村庄文化的传承的思索，体现出一个浪游天下、漂泊不居的精神游子对自己灵魂的放任和洒脱。从这里出发，灵魂将走向何处？无论是出于对背叛村庄走向未来的母体质疑，还是亲近文化疏离自然的情感纠结，也无论是从心所欲的节制，还是无欲则刚的率性张扬，都肯定超越了他精神依赖的泥土，意味着他对既往的反思。所以，背叛的智慧是土地赠予他的。走过土地就走进了时间的记忆，迈过村庄就可能脱离了精神的领地（《总有脚步背叛了泥土》），就这样，他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放飞理想、放任思绪，让意境荡起思的涟漪，使意蕴包孕景的纵深，开辟境界，舒展情怀，使时空的存在衔接上花香的意味，让心的奔放涂抹上爱的彩绘，如行云流水，似命运奔突，让狂放贯穿历史，使瑰丽燃放现实，于是，《千年酒歌》的吟唱就有了不可或缺的大风歌式的现实意义。
某种意义上说，王先生的另类来自于他对时间的深入探讨。他总能使自己的思考深入到时间的隧道，从劳作延伸到生产，从梦幻穿越到现实，由自然而社会，由社会而人伦，纵横驰骋、一泻千里，进入到纯粹思想里去，靠推理和想象验证人文那更多可能的答案，使物质的块垒进入到时间的虚拟，从独语和感悟中读解自然之道。于是，永恒和速朽、当下与历史、微小与伟大、渺茫与清晰、方寸与宇宙、至小和至大，成了他一目了然的思维空间。他的有些散文甚至直接是以文化的因缘解构历史、村落和时间的神秘为己任。于是，时空中的一切有了全新的意义，一切成了新的阐释，一切有了新的注解和命名。他以询问质疑着历史和时间，并以文化的名义刀削斧砍着时间中的自然差异，使社会、自然、历史、思维在被王氏坦然剥离的潇洒中显示更加文学化的轮廓。
当然，王先生的写作也使我们看到，当他对时间的形而上思考有了更为抽象的概念时，他的价值观以及对于物质和意识便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他与文学的距离就有了若即若离的变移空间，也使他的思想能够天马行空、述而不乱地畅游其中。于是，他在时间里的思想旅游，不由自主地强化着“存在与感觉”、“理性与人性”、“物质与生命”、“梦想与现实”、“经典与浪漫”、“记忆与遗忘”、“落寞与伤感”、“悖论与否定”、“柔软与流淌”、“模糊与复原”等时空观。那么，他也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将真实放逐给虚拟的专属于作家的这么一种权利——虚构和想象——这是一个更能体现作家创造力的品性。
其实，在现代，任何一个想在文学创作领域走得更远的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仅会把逻辑生活中的跌宕起伏拓展开来，更会注重时空错位的拼接等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以使文本的厚度增长、思绪的空间增大、想象的意蕴扩展、思想的容量增加。比如王先生也写故乡是灵魂的栖息地，但他更多的乡愁是反思人的孤独、焦虑、无所事事又惶惶不安的灵魂漂泊，这种如深宫怨妇般发出哀怨的低吟浅唱，像流浪者的居无定所和精神的游移不定给人造成更大的生存压力。当然，这里它更是让“月亮领着灵魂走”的想象有了穿越时空、拉长记忆的功能。同时，王先生把片段和闪回应用在本应一维化的散文中，无疑拓展着思想和想象的认知空间（《西蒙的葡萄园》）。而且，他在句法构成和裁剪修辞上也用到了意识流，甚至还有蒙太奇、拼贴等来扩充他的表达，像“1996年的夏天，雨天从葡萄架上滴落下来，一枚葡萄叶子……落在《弗兰德公路》的扉页上。我把这枚叶子拾起来，发现……西蒙引用莱奥纳尔……”。这种言说方式富含文学意蕴，其起承转合更利于文化见解的逻辑切入。
他的作品，还使我们看到，他散文的另外的精神向度是对于政治入木三分的理解和关于宗教的深刻认识。
我们知道，政治主要是靠颠覆利益集团的社会地位促使其角色的转换和实行利益的再分配，革命、革良、变革、改革莫不如是。这些观念性的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就促使王先生含蓄地写出世事沧桑而没有过多的指责，如《月亮领着灵魂走》，实际上更有普世意义，也从而能够对人性揭示和人文精神的体现给予更为传神和持久的描写。
一般来说，直接的教化人的东西应该是偏重于理性，而感性的东西是通过浸润人而起到潜移默化作用的，所以，宗教的经典无论其教义如何、精神指向何方，都能够作为理性思考和文学写作的淬火之剑。
我们知道，东方宗教是实用性的，虽然东方的宗教场所大多建在清净偏僻处，但却总是难以阻断滚滚红尘中善男信女的功利追求，烧香拜佛成了世俗中最泛化而又基本与灵魂修为无关的活动。于是，宗教信仰在有些人那里反而演变成了徒增烦恼之举。相反，尽管西方的宗教场所建在闹市，但他们的宗教活动却鲜有功利色彩，祷告忏悔是一种自觉自愿的心灵洗涤而无碍于世俗功利，是寻求慰藉减缓压力的修身养性纯洁心灵的自在之为。所以，从《禅宗的川端康成》看出，正是王俊义先生对东西方宗教比较后的清醒认识，使他的写作更多蒙上一层悬置宗教于不顾的色彩，也从中引申出他的文学观上的虚无主义甚至多少有点颓废的思想认识。他说，“我的创作反映了我的存在没有多少意义”就表明了这点。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他身上那种在文学之路披荆斩棘、不断刷新和挑战自我的奋斗精神。
面对人的狂妄自大、浅薄无知，他说：“许多人以为自己可以存在很久，自己的著作可以存在很久，自己的思想可以存在很久，这其实是巨大的虚妄。”他曾特别告诫说：“我们南阳的作家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多写一些真正的文学作品……用世界公认的智慧丰富我们自己，提高我们的原创能力，让我们的作品深邃一些、独特一些。不张扬、不捧场、不扎堆、不诋毁、不嫉妒、不对立、不为难自己……自己成为自己的读书环境，自己成为自己的写作环境，恐怕也是一个十分美好的事情。”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作家的他要求自我警醒的强烈愿望。
但他同时又是宽容而厚重的。对于编发过他作品的编辑，常怀感恩之心，他说：“有的人已经不当总编很多年了，我至今还记忆着他们。”
尽管王先生的小说和诗歌写作也都出手不凡并很有影响，但同仁公认他的最大成就还主要是在散文创作方面。特别是他散文那宽泛而深刻的思想、卓异的观念、多变而内在、纷繁又简约的句式，以及那些长句的腾挪翻滚、风生水起，判读的刁钻古怪、新奇意象，都是他深谙语言陌生化之真谛的有力表现，这为他的文本意蕴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瑰丽的形式色彩。
是的，我们确实可以轻松地感知和把握水向下流、人向上走的真理，却无法用经验知道时间、空间及存在的实在由何处来向何处去的规律。因此，对形而上的深入研究必要且更有意义，也因而王俊义的文本及其那些关乎文学性之外的东西就越发显得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