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已经是一个被现代汉语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文化概念。其始创者，是曾经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2010年12月，他来复旦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其间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强调“软实力”概念被误解和滥用。原本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使用的，现在被用在地方政府层面或部门层面，把“文化产业”列入“文化软实力”范畴，等等，在他看来都是不恰当的。
那么，奈教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本义到底是什么？冷战后期，他参与讨论美国国际地位和对全球事务控制力问题，发表多篇文章，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这种促使人随我欲，间接的同化式的和平演变能力，就是力量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软实力。信息化、数字化加快实现了全球化进程，所以，软实力所发挥的作用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在他看来，软实力，本质上是一种“力”（Power），“这是一种做事或控制别人的能力”，更直白地说，这是一种“能使他人做不愿做的事的能力”。 显然，他是从国家霸权的角度，主张通过文化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从意识形态上瓦解可能形成对手的国家，即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达到军事所不能实现的目的。
学者提醒并捍卫自身学术体系中关键性概念的固有含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的属性特征，某个学术概念出现后被转译或挪用到其他语境，随之发生相应的语义变化，进而改写并丰富了原有的概念内涵，是属于正常的文化现象。因为，无论是约瑟夫·奈，还是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这些美国学者都是从国家霸权的立场出发，阐释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政策主张，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控制欲。我们将这个文化软实力概念从国家层面降格到地方层面，作为判断一个时代社会或区域范围文化发展水平状态，扬弃了原概念中的暴力霸权基因，填充更多的文化民生内容，是学术进步行为。
人以化文，文以化人，是中华文化传统语境里的文化态度。在用文化处理国际事务关系上，我们崇奉的理念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子路》。这与“软实力”本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文化发展有没有道德底线？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否需要设置道德标杆？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剔除“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原始概念中的霸权意识和血腥气，代之以人为本的文化民生理念。这对于国际舆论，是和平价值取向；对于国内环境，是要明确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为了提升城市品质，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让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体面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