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本文是2006年9月3日作者应邀在长春市图书馆演讲录音整理稿。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正在进行着的一项伟大社会实践，是我们老祖宗没有做过的社会工程，关系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挑战着我们这些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和文化管理工作者的理论想象力和社会创造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关系到我们立国之本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提供一个很完整的答案。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他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的国情、体制、历史、文化、背景都不一样，不能照搬照用。所以，这是一个还没有完整答案的现实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的问题。感谢长春市图书馆的邀请，今天我结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理解，谈些粗浅的思考，不代表任何组织意见。不对之处，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读者朋友多多批评。
我想讲的是三个问题： 一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文化服务观念出现的背景，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三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一、 公共产品与公共文化服务观念的出现，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标志
为什么在今天我们会面临公共文化建设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公共文化是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集中体现。公民有很多项权利，其中基本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当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发生转变，不再是简单地以经济发展指标为目的。同时，政府职能开始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是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命题出现的时代背景。
(一) 温饱之后，文化是人们生活的更高追求
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居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缩减。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我国贫困人口2.5亿，到2004年底已缩减到2610万，约占同时期世界贫困人口缩减总数的70%。
2004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以及当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由上年的637元调整为668元，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标准由上年的882元调整为924元。
国际社会在承认中国反贫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对中国政府的贫困人口数量估计提出了质疑。1985年至今世界银行以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年均2920元人民币，按1美元兑8元人民币计算）的标准，估计我国的贫困人口为1.6亿。
国际社会关于贫困人口的评估标准，还有“恩格尔系数”概念。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一个规律： 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发现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目前，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在20%左右。按照这个标准，北京市的恩格尔系数1978年为58.7%，2000年为36.3%，2005年为31.8%，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已接近最富裕；上海市的恩格尔系数1997年为50.5%，2003年为37.2%，2005年为36.4%。目前两市都已达到温饱之后的富裕阶段。
无论依据哪种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人们的生存状态总体上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极大提高，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人的需求发生变化的趋势可以概括为： 一要俏，二要笑，三要闹。所谓“俏”，是指人们追求衣着美，形体美，时装选秀、美容美发蔚然成风。所谓“笑”，是指人们追求娱乐快乐倾向，小品走俏，各种欢乐谷、嘉年华层出不穷，新闻媒体娱乐化。所谓“闹”，是指人们不满足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现有状况，追求新的意义发现和价值实现，折腾，创新，创意产业开始萌发，并逐渐成为时尚。所有这些新的需求，都关涉到社会文化及其相关产业领域。
（二） 社会发展价值取向变化，文化在实现社会和谐、人的
全面发展中的功能作用逐渐凸显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单追求GDP指标，完成招商引资项目，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社会发展价值取向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
从1980年到2000年这二十年，我们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具体工作操作上的表现，就是GDP，国内发展总值。再落实到区县这一级，就是招商引资，落实到人。比如整个乡镇要招商引资1000万元，任务分解，经委100万，工商局100万，妇联50万，公安局也要完成50万。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假使我是资本的化身，我是境外某个财团的执行人，今天到长春来了，承诺在这个地方投资多少，然后可以拉动今年的GDP多少，第二天早上，我要这山你给我山，我要那水你给我水，我要庙，你明天就把和尚赶走了。我们不是否定招商引资，经济需要发展，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太沉重了。
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乡镇企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最早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但乡镇企业发展到哪里，我们的水系就破坏到那里。而且，这种水系的破坏不是物理变化，是化学变化。我说，我从上海出发，无论是步行还是驾车，如果身上不带水，路上不进饭店、商店去买水，我会渴死的。到处都是水，但没有一处地表水你敢喝。又何止是长三角、珠三角呢？现代工业发展到哪里，污染就蔓延到那里。
我以前在报社当记者，到处跑。我深深地忧虑着，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灾难的话，除了人为的灾难以外，我们这代人遭遇的灾难很可能就是环境、生物、基因变异带来的灾难。像SARS、H2N5，这是什么东西，全是化学专业名称啊。
我们生活的地方，除了政府之外还有一个社会的概念，除了社会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个自然的概念。政府、社会、自然这三个概念不完全等同。假使说你把这三个概念完全等同的话，把政府无限扩大，你这个社会发展一定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所以，我们不是简单地对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是一步正确的棋，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好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此有了新认识。
2002年，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期，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作用深深融汇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当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我个人理解，那是上一届领导集体对下一届领导集体交班时的一个真实的工作交代。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1949年执政后第一次公开提出。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的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具体落实为加大政府对文化的投入，逐步构建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提出促进文化产业体系形成，以满足基本文化需求之上的不同文化需求。同年底，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颁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发展公共性的文化事业要以政府为主导，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这是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论述。还有一句话，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方式、多样性的文化需求。
所以，这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回顾从2002年底的“十六大”报告，也就是上届政府卸任的时候，一直到2006年初，中央对文化改革的思路是很清楚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奋斗目标，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基本素质能力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应该还有一个生态文明和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断得到社会的认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取向，文化的价值和作用逐渐凸显。
（三） 政府职能转换，文化与教育、卫生、体育、
环境等成为公共服务基本范畴
2003年的“非典”事件，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不足，引发关于政府职能的讨论，并确定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换路径。我们从来不预约灾难，我们从来也不回避灾难，在迎战灾难中增长了我们的智慧。
“非典”过后，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讲话，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其基本内涵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充足优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现代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没有公共服务就没有现代政府。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到法治政府，从集权政府到分权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历史变化，是前无古人的。这个改变的过程肯定是漫长的，但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个变化正在我们身边发生。
综上所述，“公共产品”与“公共文化服务”观念的出现，既是人们生活发展的必然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开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拐点。
二、 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是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们关于社会、文化、人的观念的新变化和新理解。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我们对文化的不同态度。我们一般所接受和理解的文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工具性存在，是西方近代学科分类和社会分工后的产物。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这种文化承继阶级斗争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性，经常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目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中所设置的各级省市区县文化行政机构，及其延伸至基层街道乡镇的文化馆（站），很多仍然处境尴尬。跳出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理论窠臼，文化是人性的有效传递，具有赋予意义的功能。
怎么理解这个文化概念呢？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实体性存在，比如这杯水有自己的形态，看得见，摸得着；二是功能性存在，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其功能，当它的功能发挥作用时，你就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我举三个小例子。一个是高压电线。我们学过初中物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根高压电线断了，掉在地上，不仅仅这个电线上有电，而且以这个电线落地点为圆心，在若干半径范围内都有电的磁场。这个电磁场是看不见的，如果人进到这个磁场会遭电击致死。它把你电死，这就是一种功能，它用这个功能表示自己的存在。另一个例子，是以前我们用水壶在煤气炉子上烧水的时候，当水壶里的水响的时候，那个水温大约有80—90度，不到100度。这时候，你把这个水壶拎起来，那个水壶底部的中心是冰凉的，你可以用手去摸它。这是一个物理学原理，壶里的水温是从壶壁开始发热，四周的热水与中心点的冷水之间因温差产生对流，发出吱吱的响声。这个原理在第三个例子上表现出来，就是现在城市建筑用的空心砖，不准再用实心砖，为了节省土地资源。那么用这个空心砖会不会影响其功能呢？不会的。因为物理学已经证明了，一个长方体的砖，它的核心受力点，也就是把所有的对角线连起来，在核心的受力点上，力是抵消掉的，所以里面可以掏空，不影响其承载功能。
其实，这个道理老子就发现并在著述中说过。《老子》第十一章说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以车轮子为例，相当于今天的自行车轮胎，外围的橡胶圈子叫辙，连接外圈与车轴的部分叫辐，相当于自行车的钢条。这两个看得见的部分，属于实体性存在，老子用一个符号“有”来表示。所有的车辐都连接在车毂上，而车毂的中心是可以掏空的，就是水壶和砖的空心原理。车毂当中的掏空部分，也就是属于功能性存在，老子用另外一个符号“无”来表示。最后，得出结论叫“无中生有”，因为有了“无”的功能性存在，才有了“有”的实体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