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贝内特在《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一文中对于该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研究，他指出：既然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将来如何发展目前仍无定论，我想就此提出四项主张，这是理论和实践上令人满意地参与文化与权力关系研究所必需的条件。这四项主张是：第一，在将文化视为政府的一个独特领域的同时，需要将政策考虑包括在文化的定义中；第二，需要在文化这个总的领域之内根据其特有的管理目标、对象和技术区分不同的文化区域；第三，需要识别明确界定的不同文化区域所特有的政治关系，适当地在它们内部发展研究它们的特定方式；第四，进行智力工作需要采取一种方式，即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策划影响或维护相关文化区域内部可识别的能动者的行为。
托尼·贝内特强调了应该将文化置于政府的政策、管理、政治、策划等诸多方面的工作之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与政府的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在上海、纽约的文化管理中，存在着不同的思路与方式，体现出两个都市不同体制的不同面目。
美国没有设立统一管辖全国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1965年设立了联邦艺术暨人文委员会、国家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全国性的文化代理机构，分别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别行使协调与管理职能，美国各州和市政府设立地方政府文化局。纽约市文化局的职责是规划、发展、组织和监管全市的文化活动，其目的是保持和促进纽约的文化生活，通过文化活动促进纽约的经济发展。在将文化分为营利与非营利中，纽约市文化局将文化管理定位为全市两千个非营利文化部门与团体服务，从资金、信息、物质等方面，通过政府资助、社会资助和经营收入等方面，维持与发展非营利文化部门与团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于营利性的文化实体，纽约市政府制定有关的行政法规对其进行约束，设立主管文化艺术公益事业的文化事务部、主管社区文化发展的公园与娱乐休闲部、扶持经济产业的电影戏剧广播电视市长办公室，既为来纽约从事此类文化活动的团体、个人提供服务，也制定有关法规予以制约。文化已经成为纽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已经成为纽约经济发展的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纽约的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似乎像算命先生的咒语一样灵验，使纽约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任何迹象。承认文化的经济意义可以超越政治分歧。1993年，在纽约市文化事务局组织的‘种族宽容的文化’研讨会上，在自由民族党人执政的市政府中负责发展规划的副市长发表讲话，她承认文化是一种凝聚力。‘艺术提高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使社会机构能够同心协力。它的这一角色出现了多种形式。”文化具有的经济意义与凝聚力成为纽约市政府加强服务与管理的基本目的。
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是以党委宣传部门主管文化宣传、思想工作的宏观指导协调，文化管理由文化局、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局等部门负责。我们尚未对营利与非营利文化作明确的区分与区别对待。上海在文化管理方面近些年做了一些改革，基本分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新闻出版局、文物管理委员会三个部门，分别对于上海市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进行管理。近些年来，上海在文化管理方面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企业单位进行区别对待，加强文化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设立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对于一些非营利性、公益性文化活动予以资助，拓展了上海文化发展的空间，开掘了文化发展的潜力。成立上海市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完善文化市场的管理、监督与执法。
在谈到上海文化体制改革时，蒯大申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在调整布局、理顺关系、转变职能、改善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相对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而言，相对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步子还不够大。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结构不够合理、内部机制不够灵活等问题依然存在，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与纽约的文化管理相比较，纽约在将营利与非营利文化机构与活动作明确区分后，在注重文化产业的市场规则中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注重扶植非营利的公益性文化中，强调政府、单位、社会共同的投入。上海在以政府为主的文化投入中，对于营利与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缺乏明确的区分，常常形成政企不分、企事难辨的现象；在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中，缺少对于社会资源的利用，缺乏对于营利性文化机构的切实制约，在强调政府建设与管理文化事业过程中，一定程度忽略了对于市民文化权益的重视。从总体上看，纽约对于文化的建设发展与管理的动力大致是自下而上，为着市民百姓的文化生活、文化消费进行扶植与管理；上海对于文化建设发展与管理的动力大致是自上而下的，为着人民政府的文化规划、文化策略进行规划与管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与趋势。纽约的文化决策、文化经费等重大问题的决定，由政府提出、议会审定、法院裁决的“三权分立”的体制，决定了重大文化问题实施的科学性。
六
与美国相比，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算起，美国的历史才五百多年。米歇尔·德塞都曾经指出：“与罗马不同，纽约从未学会利用过去的一切来展示自己的悠久历史的艺术。它是现在的文明，时时刻刻在丢开从前的成就，向未来发起挑战。这是一座由纪念碑浮雕上的凹凸之处组成的城市。观者可以从中读出一个不断地爆裂的宇宙。里面镌刻的‘对立统一’的建筑形象曾经是一些神秘莫测的小图画。这是由一片冷漠的水域在两大洋之间托出的舞台，在这个水泥、钢筋和玻璃筑成的舞台上，用全世界最高大的字母组成一篇关于超额开支和生产的鸿文。”丢开沉重历史的负荷，向未来发起挑战，铸造现在的文明，这成为美国精神的一种特征。从某种角度说，历史越悠久的国度、文化越灿烂的民族也有着更为沉重的历史承载。
我们在比较上海、纽约的都市文化时，虽然大多看到了纽约的长处、上海的短处，是为了取长补短有益于上海的发展。显然纽约的文化并非尽善尽美，美国学者乔治·J.兰克维奇评说纽约时就说：对世世代代的我国公民而言，纽约既象征着可能存在的机会，又象征着都市生活的危险。它的历史总是表现为匮乏与丰盈并存，高贵与低贱同行，正如某些奇花异草既诱人又具有毒性。纽约既为天才提供伟大的舞台，同时也接受成百上千万失败者的痛苦。
以作为都市象征物的白玉兰与大苹果来看，白玉兰美丽馨香，在春天脚步刚刚来临时，在树叶尚未冒芽之时，白玉兰就迫不及待地绽放了，在美丽中有着几分浪漫，在奋发中有着几许炫耀。大苹果的甜蜜红润，在秋天收获的季节，在姹紫嫣红的秋色中，累累果实给人以丰收的快乐，在甜蜜中有着一些实利，在富有中有着几分功利。同为移民性都市、商业经济中心都市，在开放、多元、创新等方面，上海与纽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然而，在都市文化的总体上，上海更多一些浪漫气、怀旧味，纽约更多一些现实性、功利气；上海更多一些群体性、安逸气，纽约更多一些自由度、竞争味。
上海与纽约相比较，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可以说上海比纽约更为年轻，有着独特与宏伟的发展空间。1916年，美国的第一部《都市规划法》在纽约诞生，纽约完整的《城市规划法》于1964年制定，其指导思想为：如何让城市有秩序地成长。其城市规划的宗旨是：（一）提升全体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二）城市必须有秩序、有条理地综合发展；（三）必须创造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景观；（四）城市必须保持稳定的城市用地价格与价值。自该《规划法》制定后，纽约有了一张完整的《城市规划图》，至今仍然规范着纽约城市的面目。无论城市如何发展，环境、秩序、特色、稳定等关键词仍然是现代都市建设与发展的规范。
我们对上海、纽约都市文化的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比较，这仅仅涉猎都市文化的几个方面。都市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开展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推进都市文化发展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乔治·J.兰克：《纽约简史·新版前言》，《纽约简史》，辛亨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参见葛剑雄：《曾经的上海移民》，《中外书摘》2006年第9期。
L.弗吉尼：《想象的城市》，转引自[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美］乔治·J.兰克维奇：《纽约简史·前言》，第1页。
。”[美］朱克英：《城市文化》，张廷佺、杨东霞、谈瀛洲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唐宇华：《纽约中央公园展览赚大钱》，《文汇报》，2005年4月11日…
[美］朱克英：《城市文化》，第28页。，
[美］朱克英：《城市文化》，第283页。
[美］朱克英：《城市文化》，第20页。
[英］托尼·贝内特：《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3—94页。
[美］朱克英：《城市文化》，第112—113页。
蒯大申：《2005年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总报告》，王文英、蒯大申主编：《文化体制改革与上海文化建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法］米歇尔·德塞都：《走在城市里》，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17页。
[美］乔治·J.兰克维奇：《纽约简史·前言》，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