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习军事，参加反清革命。国民党改组后逐渐取得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成为真正的领袖。他对胡适这位学贯中西的知识界领袖，颇能以礼待之。从1932年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就交往甚多，胡适也很佩服蒋介石的能力与手腕，但对其独裁则一直持批评态度。蒋对胡的抬举，胡常常不领情，让蒋尴尬不已。
早些年祖国大陆对“胡适”这个名字，可没有好印象，如“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这些头衔往往就是他的代称；特别是他的名言“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更是常成为大批判的靶子。中国大陆对胡适的“缺席审判”直至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胡适被定位于“帝国主义者的驯服工具”。郭沫若甚至说，胡适与蒋介石是一文一武的“难兄难弟”。至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他的人品、学识及一生做了些什么等，正面而客观的叙述，却是难得一见。
同时在祖国大陆，胡适是“大批判”的黑名单上的要角，1955年以后，连当年与胡适有过师生之谊，都是可以被斗臭斗倒的罪名。因此，即使那时的“胡适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慢慢地出现“复兴”的趋势，但是，胡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总是没有被拿掉。这样一来，许多关于“胡适研究”的成果都先天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往往呈现出一幅被扭曲得诡异之至的“胡适形象”。
好比说，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步步进逼的困局里，胡适与朋友创办《独立评论》，企望“言论报国”，却被解释为“完全是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思想，暗合蒋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针，而失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意识”。
又说胡适在台湾的晚年岁月里，“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唯蒋家父子之命是从，见蒋家父子脸色行事，甚至有时公开扯去了蒙着的‘自由主义’的面纱，明目张胆地与蒋介石站在一起”。
把胡适描写为“蒋氏家臣”，将之列为国民党政权的“文化打手”，有意把他宣传成蒋介石的奴才，诸如这类脸谱化的说法和做法既无实质意义，又无法发掘真相。事实上，胡适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非常大，对蒋介石当面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大都是当众批评。
1“蒋先生错了”
从胡适日记中看，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继续进攻热河。3月3日，就在热河省省会承德失守前夕，胡适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刻北上，率军抵抗。电文说：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援。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三天后，蒋介石果然北上处理热河事件。3月13日，胡适赴保定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交谈中承认，按照他的估计，日军要进攻热河，必须从国内和台湾动员六个师团的兵力。由于没有得到有关情报，他认为日军攻打热河的消息，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谈到这里，蒋介石感叹地说：“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得多！”听了这些话，胡适在日记中气愤地骂蒋说：“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虽然胡适常骂蒋，他却一直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和重用。例如，在抗战时蒋任命他担任外交部长，又任命他做过北大校长；在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年胡适同意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领导台湾地区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地位非常高的重要职位。
蒋给胡官做，胡却常常顶撞蒋，让他下不了台。举一个例子，当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复院的典礼上，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他邀请蒋介石出席并讲话。蒋介石非常恭维他，为表示对胡适的尊敬，除了亲自参加胡适就任院长的典礼，还亲自上台致辞。
因为“中研院”有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蒋介石在典礼中对五四运动颇有微词，讲话里批评了新文化运动，批评“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不料胡适在致答词时，公开指蒋的讲话有“错误”，让蒋大为不满。
两人争执的焦点是五四运动的功过。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还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这其实是蒋介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
蒋讲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他说：“蒋先生你错了，‘中研院’的主要任务是学术研究，与伦理道德没有直接关系，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
蒋、胡两人一个尊崇传统文化，一个要打倒旧文化，两人吵架的主题落在五四运动的功过上。如上面所说的，蒋介石斥五四运动造成了共产党发展壮大，国民党政府只好退到台湾。胡适才不管蒋介石是谁，竟当场指正说：“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发展壮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
胡适讲完后，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还好蒋没有当场发脾气。
但是这毕竟让蒋介石有点尴尬。这件事情给在场来宾的印象非常深刻。胡适的讲话令在场不少人的脸顿时变得发白。为什么发白呢？因为想不到胡适敢这样讲话，在历任的院长、院士中，一个叫做李亦园的院士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敢讲真话。
胡适一句“蒋先生你错了”，胆敢当面驳斥蒋介石，有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求实的精神，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他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最不愿意见到他。
2劝蒋无为而治
胡适于1917年自美留学回国，二十七岁即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事实上，在他回国之前，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重要文章，鼓动风潮，千层浪起，一夕而“暴得大名”。
时光倒回到20世纪前叶，那时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胡适，但他们从未见过面。1932年冬天，蒋、胡都在汉口，蒋请胡吃饭，两人才第一次见面。次日，蒋又在住处约胡晚餐，在座的还有陈布雷、陈立夫、顾孟余等人。胡知道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所以送蒋一本《淮南子》，作为间接的谏言——请蒋不要“事事站在第一线”，这是胡氏第一次让蒋头痛。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著的一本书，分内外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行本《淮南子》即其内篇，其余已不存。书的主旨就是宣扬“无为”。当国者要不侵官、不越权，行“无为之道”。胡适喜欢以古讽今，他常拿此书“修理”蒋介石。
譬如在《主术训》中，开宗明义就教导国君无为而治。它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关于这一点，《诠言训》有进一步的发挥：“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意思是说，国君好比神主牌（尸），不必去管祭祀的事，祭祀由主持祭祀仪式的人（祝宰）来负责。胡适借这些话来暗讽蒋介石管得太多了。
随后，胡适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例，劝蒋介石息劳。这是胡适对蒋介石非常重要的规劝，但是蒋介石有没有看这本书呢？似乎是没有。即使看了，胡适相信蒋介石也不会照着做，但是蒋做不做他不管，只要他认为错的他就要管、要说。
胡适甚至连蒋介石怎样做官也要管。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说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国民党中央社电讯报导，报称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他说该手令是“命令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
蒋介石非国民党中央党部，也非政府，胡适认为蒋的手令不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
胡适让蒋第二次头痛也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适按捺不住愤怒，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发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校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
3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胡适随后几年总是批评蒋介石，如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所说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总会长。一个多月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
他说：“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他要提出几点意见：第一，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第二，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第三，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他认为，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水平太低了，绝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这让蒋介石好生不快，但也无可奈何，“新生活运动”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4知其不可而为之
蒋介石对胡适既爱又恨，爱的是他对人民的忠心，恨的是对自己的不忠。从蒋介石败退台湾的1949年4月至1962年2月，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4月之前，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是第一阶段，此后回台湾定居是第二阶段，这两阶段蒋介石都需要胡适的帮忙，但胡适并没有完全答应，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掌控胡适。
1947年，蒋介石邀已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做行政院政务委员和考试院院长，胡适再三婉拒，理由是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有点用处，始终不愿意放弃独来独往的自由。但蒋介石不死心。1947年底，国民党战况渐趋不利，蒋介石更积极地想把胡适拉进政府内，以争取美国的援助，好几次提议他担任包括驻美大使、行政院长，甚至总统候选人等，胡适都一一回绝了。
在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胡适仍然向蒋提出十条意见，要蒋“必须认错，必须虚心”，蒋介石都能很和气地接受。
1948年底，蒋请胡适出面向美国争取外援，胡适为难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1949年初，胡适给蒋介石讲了英国的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试图用西方人对战争与价值观的理解，劝他放弃抵抗，走民主共和之路。胡适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而在这个时候闻一多、李公仆作为反独裁、争自由的民主人士被国民党当局暗杀。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已在围城之中，隔天胡适搭乘蒋介石派的专机逃到南京，长子胡思杜留在北平。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适，仍极力劝他去美国，蒋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最后，胡适拗不过蒋介石的请求，于1949年4月6日从上海搭船前往纽约。
和1937年一样，胡适这次也是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到美国来争取支持的。但经过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此时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态度已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胡适受蒋的委托赴美寻求美援。当时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也力主放弃对蒋政权的支持。但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而对于新中国，胡适则继续保持敌对的态度。
1952年4月2日，在美国远东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华裔教师王浩质问胡适：“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大了吗？”胡适说：“No！”王浩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胡适更大声回答：“No！”
在这种情势下，胡适能够着力的地方已十分有限，再也没有任何美国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为他安排周游各地的演讲了。直到1957年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段时间是胡适在美国最为黯淡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