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发展了近百年的山西票号因无法同规模巨大的银行相抗衡，呈现出了日渐衰落的趋势。但在山西人中也有许多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下势必得进行一场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掌柜的顽固守旧，致使穷途末路的晋商数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洋军阀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的官银号，但山西票号觉得北洋军政府不可信，在所谓的一腔爱国热情的作用下拒绝接受。
光绪三十年（1904年），鹿钟霖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诚邀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掌柜多数赞成鹿氏的提议，但山西票号实行独裁制，重大事件必须由总号定夺。绝大多数山西票号的掌柜往往是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的人，他们在久经风浪后变得有些固步自封、墨守陈规，以至于缺乏远见，竟纷纷复函北京分庄票号掌柜，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与组建，以至于错失了大好机缘。
后来，户部银行交由江浙绸缎商等人筹办，致使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以后，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次邀请山西票号加入，无奈山西票号又严词拒绝。最终，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的组办，与改组银行的机缘擦肩而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时代潮流改组银行，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他认为把票号改组成为银行是一种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等人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在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渠本翘又专门到山西各总号当面游说，陈述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当时，蔚丰厚、天成亨、蔚泰厚、新泰厚、蔚盛长票号已改组成五联号，大财东是介休的侯氏，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掌柜毛鸿翰最有权威。但毛鸿翰却是更加的墨守陈规，不肯变通，他不但反对票号改组为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等人另有不良企图，气得李宏龄等人放弃了所有的改革举动。
到宣统元年（1909年），京都的山西各票庄掌柜见改组银行已经是迫在眉睫，又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兰州、汉口、济南等地山西票庄也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所动，对各地的呼声充耳不闻，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再一次宣告失败。
辛亥革命爆发，山西各票号均毫无准备，放出的款项无法收回，而众多储户见状纷纷来取所存款项，使得山西票号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于是有人重提改组银行之事，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强烈的蔚泰厚票号总掌柜毛鸿翰幡然醒悟，转而支持票号的改革。
1914年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了申办银行的请求，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些商业有着重大的联系，对晋商的请求给予大力的支持，并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由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镑，以50年为期限，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的最初资本。但是不久，熊希龄倒台，恰逢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晋商好不容易兴起的组办银行一事化为了泡影。对外借款的失败，使得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的计划无法实施。
在众人迷茫之时，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建一支银行的团队，但是他们就谁出资的多少、谁掌权的多少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逍遥惯了的掌柜们均不想屈居人下，摇摆不定协商未果时，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化成了尘埃，一去不复返了。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经过十多年的挣扎，屡次错过了改组的大好机会，终成弩末，再也无法振作起来，仅剩了奄奄一息的垂死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