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诗歌，第一个要说的当然是《诗经》，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最古老的诗歌作品大体都收集在这部书中，时间跨度是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总共有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
《诗经》不是一部普通的诗集。那里面有许多诗篇本来就是周王朝的政治和历史文献，编纂成书以后，它又被当作贵族子弟的文化教材。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如果不熟悉《诗经》中的作品，就不能够用高雅的方式来表达。
一种民族文化形成的标志，是产生了体现民族精神主要特征的“元典”，这些经典的某些核心要素会长期影响后人的思想与情感，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诗经》正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之一。虽然，《诗经》的篇章基本上都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代表着中原文化的特色，而当时其他地域还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但中原文化终究是一种主导性的文化。
孔子还曾经概括《诗经》的总体特征，一曰“温柔敦厚”，二曰“思无邪”。就是说它所表达的情感比较克制，态度温厚，思想情趣是雅正的。照孔子看来，《诗经》体现着一种理想的文化精神。
上帝与祖先
“上帝”这个词汉语中本来就有，后来被西方传教士用来翻译西文“god”。古籍中“上帝”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诗经》，它有时也被称为“天”，指的是高居于人类之上的具有主宰力量的神。
“上帝”的观念源于殷商文化，但在周文化中它已经开始淡化，最后逐渐消褪成若有若无的影子。由此形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宗教气息比较淡薄。而这一趋向，在《诗经》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
以《诗经》的描述，人类在精神上依赖的对象，有两种力量：一是祖先（尤其是周的开国君主文王）之灵，一是上帝（或谓“天”）。先公先王的亡灵与天帝共处，俨然有平起平坐的地位，如《大雅·文王》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而周人真正崇敬的对象，其实是祖先。不仅祭祀诗绝大部分以祖先为对象，祭天帝的不过一二篇，而且二者的形象也有所不同。在诗人笔下，上帝虽然很崇高，但它的德性却是不稳定的（《小雅·雨无正》指责天“不骏其德”），有时候荒唐而又暴虐，做事情欠考虑少计划（《大雅·荡》称“疾威上帝”，指责它“弗虑弗图”），会毫无道理地降下死亡和饥馑。即使这是影射当时的君主，上帝可以被指着鼻子骂，也表明其威望是有限的。
而在述及祖先的功业时，诗人的语气总是充满崇敬，不会有丝毫轻慢。像《大雅》有一组诗分别歌颂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武王，大略描述了周族从形成到周王朝建立为止的历史，这些伟人创业的事迹，代表着周人精神上的自豪与光荣。而《周颂·维天之命》则说，天命运行不已，文王的纯德宏大而显明，它足以安定我们的国家，后人要好好地继承和实行。可以看出，“天”的意志多少被虚化了，而先王之德成为佑护国家的真实力量。
周人在敬天与敬祖之间，貌似平列而实际更注重后者，意味着将人的因素和德性的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同时，崇敬祖先，也是为了达到承继血缘宗统、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宗族力量的目的。由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宗族始终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主要基础，崇敬祖先、重视血缘联系的意识及文化特征也一直保持了很久。
“美”与“刺”
中国文学有一个关切政治得失，对美政予以赞扬、对朝政错失加以批评和讥刺的传统，这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前面说到的歌颂祖先的诗同时也是赞颂美政的诗。部族兴起、王朝初建时期，统治者必然较为贤明、政治举措必然较少错失，不然何以成功？所以颂祖同时表明了追求良善政治的意图。
有些诗篇则描述了理想的君臣相处之道。如《小雅·鹿鸣》是一首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诗中用天子的口吻来说话，他因为得到贤臣的辅佐而感到满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感谢他们为自己指示了光明大道（“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希望用音乐和美酒让他们快乐（“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君主在诗中显示出来的态度非常谦逊，绝无傲慢之相。和《鹿鸣》相对应的诗篇是《天保》，内容是臣子对君主的报答，用了很多赞美、祝颂之辞，像结尾一段：“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两篇相对照来读，我们看到古人所期望的和谐的政治氛围。
在政治诗中，“刺”者远多于“美”者，批评的对象从天子、诸侯、大臣到士，对于身份无所忌讳。西周末厉王、幽王时政治昏乱，社会弊端丛生，民众生活艰困，《大雅》和《小雅》中有大量诗篇对此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作者基本上都是政治圈中的人物。典型的像《大雅·荡》相传为召穆公谏厉王之作，全篇主要借文王指斥殷纣王的口吻讽刺现实，警告厉王若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难免有社稷覆灭之危险，语气峻厉。而《国风》中如《魏风·伐檀》讽刺尸位素餐、不劳而获之人，《硕鼠》斥责统治者贪得无厌，迫使民众有逃离之心，则更具普遍意义。
由于《诗经》具有正统经典的地位，这类诗作代表着社会主流所认同的政治原则，后代诗人以此为榜样，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战争与和平
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难免会与外敌发生对抗；但另一方面，战争又是最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它对普通民众所向往的和平生活造成极大威胁。因而，对于诗歌而言，战争乃是矛盾和两难的主题。
《诗经》中有一部分作品以官方立场记述了周王朝历史上的重大战事，如文王、武王开国及宣王“中兴”过程中的征伐活动等，其态度当然是歌颂性的。但这类诗通常首先强调己方的正义立场和王者的文德，很少描述战场上的搏杀景象，更没有狂热的好战语言。这显示出对战争的克制态度。
而从普通将士及百姓的立场写成的作品，则更多地反映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生活的眷怀。
如《小雅·采薇》抒写出征
狁的士兵在归途中的情怀，首章便说，由于
狁的缘故，我们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平安的生活（“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
狁之故”），士兵是深明大义的，他们愿意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忘怀征战的辛劳、离乡的悲苦，所以在末章写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中不是一味地号召人们拼死作战，甚至不在意凸显将士的英勇，它关注的中心其实是普通百姓的生命和幸福。诗中的感情平实而诚恳，因此格外动人。
《卫风·伯兮》则是写一位妻子对出征的丈夫的怀念。一方面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他威武雄壮，是一国的英杰，如今光荣地成为君主也是国家的先锋。但女主人公的痛苦也随之而生，因为战争终究无情而危险，谁也不能保证出征的人一定能够平安归来。“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诗中写她对丈夫的那种焦急的等待，其实是充满着疑惧的，只是不肯明白说出来而已。而《王风·君子于役》用黄昏时刻鸡儿回窝、牛羊从缓坡上归来的日常景象，衬托一位妻子因丈夫远出服役而引起的无限惆怅，使人们深刻地体会到：平凡的和平生活，意味着真正的幸福。
通观《诗经》反映战争的歌谣，可以说热爱和平、厌倦战争是它主要的基调。后世像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都是对以国家名义发动的战争表示谴责，其精神根源就在《诗经》。
归根结底来说，好战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性格。
恋爱与婚姻
男女相悦乃是人生最美妙的情感，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诗经》中这一主题的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写恋爱的情怀，显得活泼而富于浪漫色彩；另一则明确指向婚姻关系，因而较多地考虑到道德性的因素。
在前一类诗篇中，像《召南·野有死麕》写一位猎手在林中与一位“怀春”的少女邂逅，用了白茅包裹的鹿作礼物向她求爱；《邶风·静女》写一对情人相约于“城隅”幽会，那位漂亮的女孩却故意躲藏起来，害得男子心魂不安，“搔首踟蹰”；《郑风·溱洧》写青年男女到河边春游，相互谈笑并赠送香草表达爱慕，都洋溢着美好的生活气息，相隔几千年，诗中场景仍然犹如在眼前。至于《陈风·月出》写月下美女的倩影引起的惆怅，《秦风·蒹葭》写心仪之人相隔不远却又永远不能真正走近，则是以伤感的美打动人心。后者全篇由意思重叠的三章构成，下面引录其首章：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好像是说，爱情总是一个离我们很近又很远的东西，它只是在追求的过程里存在而不会成为结果。如此美丽而恍惚的诗境，引起后人无限的遐想。
直接关系到婚姻的诗篇，大多强调男女以德相配、以礼义自持，而求得家庭的和睦，并把这种夫妇之德视为社会和谐的基础，这种诗特别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
譬如《周南》中的《关雎》是一首男方在婚礼上赞美新娘的诗，说她是一位“窈窕淑女”，美丽而又贤惠，是君子的好配偶，所以娶到她以后，要用琴瑟与钟鼓之音来取悦她；而《桃夭》则是一首送新娘出嫁的诗，人们赞美那位女孩不仅如桃花般鲜丽，而且“宜其室家”，会给她嫁去的家庭带来祥和的气氛。
婚姻会有失败，家庭也会破碎，在古代社会，这种不幸的结果给女方带来的痛苦远大于男方。所以《诗经》中对男子喜新厌旧的行为表示了很大的不满。譬如《卫风·氓》、《邶风·谷风》都写出了被抛弃的妻子内心的沉痛。《谷风》尤为典型，诗中写到的那个家庭原本很艰困，经过夫妇共同努力，情形才有了改善，而丈夫这时却为了迎娶新人而撵走故妻。这位贤惠的女子对曾经是美好的家庭充满眷恋，“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一步一步走得那么沉重。值得注意的是，反映“弃妇”之痛苦，是中国文学里非常持久的主题（我们很容易想到陈世美、秦香莲这一类故事），它代表着中国社会希望维持家庭稳定的道德意识和善良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