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重历史，是中国文化一种强烈的特色。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中国拥有两千多年延续不断的历史记录，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读史，可以知往事，慎当前。对于因大权在握而容易变得狂妄的统治者来说，可能被“上书”，多少让他们有所忌讳。而对于一般人而言，“名垂青史”代表着最高的荣耀，“遗臭万年”则代表着永世的羞辱。
因此中国最早的文章出于史官笔下。而后，不一定具有史官身份而喜好历史撰述的人也加入进来，人们泛谓之“史家”。
甲骨、钟鼎、典册
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的殷商甲骨文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最为古老的历史文献。这些甲骨（多为龟腹甲和牛肩胛骨）原来是用来占卜的，完后将占卜的内容刻在上面，作为官方档案收藏起来。甲骨文的内容很简单，如《卜辞通纂》所录的一条是：“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足年？ ”意思是问老天爷会不会下雨使得年成好。《铁云藏龟拾遗》所录的一条是：“王梦口死大虎，唯祸？ ”意思是：“王梦见死去的大老虎，会有祸害吗？ ”这当然还算不上“文章”，但汉语文字和句式的一些重要特点，在这里已经形成。
商、周两代还遗有铸于青铜器（钟、鼎、盘之类）上的铭文，称为“金文”。商代铭文字比较简短，周代出现了许多长篇铭文，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497字。由于不少器物是大臣领受王命、封赏后专门制造、作为家族的荣耀留传后世的，其铭文往往记载了重大史事。如周公东征之事见于方鼎，西周康王时的小盂鼎铭文载王命盂伐鬼方，周师与鬼方交战两次，多有斩获，等等。著名的毛公鼎内容为周宣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全文分五节，每节均以“王若曰”或“王曰”领起，各说一层意思，已经形成了文章体制。其文字风格与《尚书》有些篇章十分近似，这足以说明至迟在西周，已经形成一定的文体范式。
甲骨与钟鼎历千年而不朽，弥足珍贵。但那终究是特殊载体，更多的文献，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记载和流传。《尚书·多士》
中说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典”和“册”都是指书于竹简的文书（“册”的原始字形为用绳编成串的竹简，“典”则是双手捧册之状）。而《尚书》中各篇，原本也应该是典册形态。只是这类文献经过反复传抄，留至今日，难免有许多讹误，甚至真伪混杂。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据说原有一百篇，秦焚书后，汉初实存二十八篇。后来又有新的发现，但存在真伪的争辩，此处不详述。
现存《尚书》中最古老的当属《盘庚》篇（另有据说是尧、舜时代的文献，大抵不可信），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语词古奥，但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感受到盘庚讲话时的感情和尖锐的谈锋。其中一些譬喻很生动，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意思说：就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就像农人努力耕作，才会有收成。这是告诫臣子们不要自作主张和懈惰；又如“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这是告诫他们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弄得不可收拾。从这些譬喻中产生的成语，至今还在使用。
《尚书》中从商代到西周的文献都是艰涩而拗口的，而产生年代较晚的文献就有了变化。如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其中一节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再说到时光一去不返，深恐没有机会改正错误了。文字虽有些跳脱，但意思已经比较清晰，能够传神，显示出书面语逐渐成熟的轨迹。
《春秋》经传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242年间的大事。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今传《春秋》经过孔子的修订，据说他在史实的记述中寓有“微言大义”，所以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古代解释“经”的书称为“传”。《春秋》有三传，《公羊传》、《梁传》以阐释经义为中心，《左氏传》（简称《左传》）则重在纪事；《春秋》仅有大纲，如同报纸新闻的标题，《左传》则详细记述了事件的过程。但现代有些研究者认为它本来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是后人将它与《春秋》相配合的。
《左传》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从前的记事文都只有对单一事件的简单记述，而到了《左传》中，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关于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的记载。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的发展，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学着眼，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左传》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在记叙历史事件、阐发历史教训的同时，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有时并且能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大致描绘出人物的形象。
从史学意义来说，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细节总是被忽视，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只有当历史事件被当作故事来演述的时候，才会被添加上细节而变得生动。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除了史官记录，也有不少原来就是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也有可能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作了进一步的添加。换言之，《左传》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书面语言日渐发达的条件下将口传历史故事书面化的结果。而故事的趣味，不仅在于满足人们的搜奇心理，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人的遭遇来理解社会与人生。
《左传》中关于晋公子重耳流亡经历的记述，是很好的例子。重耳即晋文公，是春秋时代身份显赫的政治人物。《左传》记述他因晋国内乱而流亡十九年、最终在秦穆公帮助下重返故国的过程，不仅涉及重大史实，而且颇有“历险记”故事的趣味。有些细节，像经过卫国时向乡下人乞食，对方给他一块土疙瘩；在齐国时贪恋安乐，被夫人姜氏与手下合谋灌醉，强行带走；经过曹国时曹共公偷看他洗澡；在秦国时耍派头得罪了夫人怀嬴而自囚请罪，等等，都颇有戏剧性。在这些故事情节中，还可以看到重耳的性格从高傲任性到自我克制的变化。高贵人物蒙难、历险、重返权位，是世界文学中最常见的母题之一，重耳流亡的故事是可以从这一意义来理解的。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成熟比较迟，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和《左传》撰写时代相近、涉及历史背景有较多重合的《国语》，也被称为“《春秋》外传”。此书以国立目，材料比较零散，大抵也是混合了正式的档案文献和口传故事的产物。有些内容也很精彩。如《吴语》和《越语》，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为中心，写得波澜起伏。
纵横家的身影
战国是一个激烈的大兼并时代，国与国之间以势力相争，以智谋相夺，不断地发生组合与分化。这种特殊环境导致对各种人才的迫切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广大的舞台。所谓“纵横家”，就是一群凭借自己的才智奔走于列国，为君主効力同时也为自己谋富贵的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出谋划策，所以又被称为“策士”。
从战国一直到汉初，出现过大量记述策士言行的著作。西汉后期的刘向将中央政府所收藏的多种这类性质的书汇编成一部，题名为《战国策》按国别编排。、。共三十三篇，《左传》《国语》虽然也有一部分故事性的内容，但那都是附着于史实的；而《战国策》虽然保存了不少重要的战国史料，却也有许多记载明显违背基本史实。所以总的来看，它其实是历史故事与传说的汇编，追求所谓“故事趣味”对这部书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战国策》因为来源比较杂，各篇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不能统一。但它还是有一个突出的中心或者说重点，就是赞美策士的才智、志趣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如《燕策·荆轲刺秦王》写荆轲出发前，众人“白衣素冠”（知其必死，故着丧服）于易水边送别，荆轲在席上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气氛悲壮，令人感动。这里固然有赞美舍生取义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张扬勇士孤身蹈险的气概。而《秦策》记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又似乎对道义原则看得很淡薄，但作者格外关注的，却是才智之士不顾一切追求成功的努力。文章最后写苏秦的感慨：“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这当然不够高雅，但在重势利的世道中，唯有获取权位才能得到尊重，却是根本的真实。
历史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个体在其中实在很渺小。但人的意志和欲望是无限的，每个人的内心在根本上都不甘于自己的渺小。《战国策》不嫌夸张地赞美策士在历史上的作用，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心理需要。
由于《战国策》的性质其实就是历史故事，所以它的情节展开更加曲折细致，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活泼，这比起《左传》、《国语》简笔的勾勒，在文学意义上有很大进步。如《齐策》写冯，先是三次弹铗而歌，对自己的待遇表示不满，之后展开“冯署记”、“矫命焚券”、“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描绘出他的胆识谋略，“奇士”风采，跃然纸上。由于《战国策》的故事常有明显的虚构痕迹，在此情况下再追求人物描写的细致生动，便不时会透出几分小说的气息。
《左传》、《国语》的语言比较简略，常有因过度省略而造成的语气不连贯的现象。《战国策》则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它明快而流畅，纵恣多变，无论叙事还是说理，都更能委曲尽情。进一步说，《战国策》还普遍使用积极的修辞手段来打动人心。最突出的就是通过铺排和夸张的手法，造成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直接作用于感情，而不仅是从理智上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这种重视文采的特征，对古代文章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战国策》再有一个特点，是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往往形象鲜明而寓意深刻，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
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完成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著作，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司马迁出身于世代相传的史官家族，他和父亲司马谈相继担任太史令。因此，我们可以把《史记》看成是古老的史官文化的结晶。同时，司马迁又是一位具有独立品格的思想家，他撰著《史记》不仅并非秉承帝王的意志，而且对最高统治阶层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史记》继承了先秦诸子（尤其儒家和道家）的精神。再者，《史记》是在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护而触及汉武帝任人唯亲的毛病，遭受到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和耻辱的“腐刑”之后完成的。完成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既是一位知识者反抗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可能方式，也是将悲愤与激情投注于历史并藉此感悟人生的过程。这些重大的因素，构成了《史记》不凡的品格。
《史记》是古代第一部通史，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五十二万余字）。其记事范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空间则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实际上就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说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既意味着以宏大的眼界全面地总结历史，也意味着以个人的思考深刻地理解历史。
《史记》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构成，前三类中大部分或属于传记性质或以人物活动为主要内容。由司马迁开创的这种被称为“纪传体”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被记载历史。而过去的历史著作都是以时间、地域、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显然，司马迁更多地关注人在历史中如何生存、人的命运被什么力量所决定这些问题。而且他也认为，史家的责任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于时，立功名于天下”的杰出人物得以垂名后世。这既包括成功者，也包括失败的英雄，有时他甚至对后者抱有更多的热情。
描述历史人物的事迹，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他和这些人物的对话。例如，司马迁在受刑之后是“隐忍苟活”的，正是因此，《史记》中一再以浓重的笔墨写到壮丽的死亡：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这种悲剧场面不仅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独立而具有一定批判力量的思考使司马迁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也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包括一部分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在帝王、卿相之外，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等等，也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多少呈现了社会的复杂组合。
《史记》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着力刻画的人物，个性特征都很鲜明，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广、李斯、屈原、荆轲等等，都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常常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写作人物传记时，使用了文学的叙事方法。
作为历史著作，《史记》在记载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时，不能避免某些必要的交代，但传记的核心部分，通常是一系列经过精心选择并精心描绘出来的具体生动的事件，有些并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如《项羽本纪》中从诛宋义、救巨鹿、鸿门宴直到垓下之围、乌江自刎，均非平淡的叙述。
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构造鲜活的场景，令读者获得如临其境的真实感。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尖锐而紧张的矛盾冲突贯穿了事件的全过程，人物彼此对照，性格愈显鲜明。在不算很长的篇章中，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再现历史的“现场”和人物的活动，必然要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如《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从逻辑上推断，其真实性也十分可疑。然而作为文学性的传记，这种细节却是展现人物性格及其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史记》中用许多这样的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避免了抽象的人物评述。
司马迁在记述人物事迹时，常常渗透着对人性的思考。譬如他常常特意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刘邦微贱时游手好闲，父亲不喜欢他，做了皇帝之后刘邦还不肯忘记把他嘲弄了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灞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灞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招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将人物的性格、人性中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暴露得尤为充分。
《史记》善于把叙事与描绘人物形象紧密结合的特点，对中国古代小说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小说的性质与史传不同，但是两者仍有很大的共同基础。从唐传奇开始，文人创作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大体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由于司马迁喜欢突出人物的某种主要性格特征，使得一部分人物形象具有类型化的意味，从而有可能为后世的虚构性文学创作提供原型。
《史记》的语言也历来受到推崇。司马迁极少运用当时文人惯用的铺张排比手法，淳朴简洁、疏宕从容、流畅而富于变化，是《史记》基本的散文风格；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注入情感的，他的文字很自然地形成了与情绪相适应的节奏感。在写人物对话时，《史记》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至中唐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起，直到明、清的古文家，多将《史记》推崇为与骈文相对的“古文”的典范。
古代经常把班固的《汉书》与《史记》并称“史、汉”。从叙事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有不少出色的部分。
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但通过具体事实、人物言行的描写，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不可屈的情景，凛然有生气；写李陵以五千兵力敌匈奴八万大军，转战至汉边塞百余里处仍无援军，在绝境中被迫投降，直至因全家被杀，欲归而不能，整个过程和李陵这一悲剧人物的复杂心情都表现得相当深细，可以看出作者对他是有同情心的。苏武传中写两人告别，李陵慕苏武荣归，而自身还乡无路，舞而歌，歌而泣，情景颇为动人。
后代的历史著作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文史结合的传统。但一方面文学本身走向独立和繁荣，另一方面文与史的区分意识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史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就不如前期那么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