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旧有的权力机制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在孟津观兵后两年，周武王终于亲率大军向商都朝歌进发，一路所向无敌，长驱直入。兵至牧野(今河南汲县附近)，周军与商军主力终于对峙，形成大会战局面。商纣王的军队虽然数量很多，但士不附将，军心涣散。不堪商朝统治的奴隶，一到阵前便倒转戈头杀了同马枪。他们把周武王当救星，帮助周军攻占朝歌，商朝灭亡。
非权力领导力的超前性，还更多地表现在日常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组织和团体中。
比如有些企业和部门，职务上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握有最高权力，但是，大多数部下对他只有畏惧感而无敬重感，更无亲悦感。其指示经常受到大多数的人轻视和或潜在或公开的抵制。而一个副职领导人或者某个中基层领导人甚至某个普通职工所持的意见却能人微而言重地超出他自身职权范围，被其他同事所奉行。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这位人微而言重的、能超出他自身职权范围对周围同事发生非强制影响力的人，是非权力领导力超前的体现。
对于单位的最高领导者来说，如果他不是因时间短没来得及了解，而是没有察觉或无力改变这种状况的话，那么，他肯定是不称职的，最终是要下台的。
居最高职位而握有最大权力，但不被大多数人欢迎。这证明他除了权力领导力以外，缺乏非权力领导力。
非权力领导力超前的情况不会都引起行为反抗或暴力冲突，但对民心的影响是很大的。人们会说：“我们的领导是无能的”，“是不得人心的”。还会说，“现在好人和有真才实学的人当不了领导，当也当不大”。在人民内部，存在一些人非权力领导力超前本是正常的。但如处理不好，对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秩序会带来消极影响。有些群众会因他们喜爱的人不是班组长而消极怠工；有的单位凶最高领导人失去非权力领导力而人心涣散，纪律松弛，政出多门，山头林立。这种情况如果只出现在个别的地区、部门和单位，那么问题并不严重。但是，如果出现在相当多的地区、部门和单位，问题就大了。它表明有很多领导者是不称职的，有很多群众因领导者的不称职而消极怠工。
(二)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的均衡
当然，即使是最孚众望的领导者，也不存在绝对统一的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但是，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必须是以影响面的相对均衡，即基本统一为主要表现的。因为，只有实现了非权力领导力面的均衡，才表明领导者是合格的、名副其实的、能控制局面的，是普遍受欢迎的。
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是否均衡，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领导者的个人影响力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实质上，是领导者能否最大限度地代表被领导者利益和愿望的问题。大到一个政党领袖对全国的影响面，小到一个班组长对所属职工的影响面，都和这个问题有必然的联系。
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之所以屡遭失败，就因为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妨碍了他最大限度地唤起广大工农群众及时地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在很大程度上，首先要归功于民众的自发的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孙中山亲自组织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和由下层军官发动的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孙中山的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在很长时期内并不是均衡的。只有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他的反封建主张被下层人民接受并积极参与的时候，其非权力领导力才能均衡地发挥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年只是机械地搬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只注重代表和反映城市工人的利益与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是有失均衡的。因为广大农村的广大贫苦农民，是一股极为伟大的革命力量。若没有这部分人的支持和参与，那么，在中国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就不能成功地演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雄伟史剧。经过多次失败的教训，终于逐渐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过去只注重代表和反映城市工人的利益与愿望，而忽略乡村农民利益和愿望的错误倾向的一种纠正。这个纠正，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使得几万万贫苦农民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鉴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毛泽东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又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作为同盟军加以团结争取。于是，中国共产党的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的均衡态势形成了。相对于这种态势，国民党反动派的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则严重失衡，支持他们的阶级、阶层和民众日益减少。在这样的非权力领导力影响格局下，胜负之势显而易见。
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面的均衡在实际表现时有两方面的意义：
其一，质的均衡。指非权力领导力应首先作用于那些有较高较好素质的属下，通过积极分子和骨干带动整个队伍。
其二，量的均衡。所谓量的均衡，是指非权力领导力或者由于直接作用，或者由于借助非权力领导力链上某些中间环节的作用，能够最终形成对下属中绝大多数人的召唤力和凝聚力。
(三)非权力领导力影响链的稳固
非权力领导力链的稳固是指，非权力领导力作用能够通过相对稳定的若干中间层次，基本准确和良性地传递到最基层的被领导者甚至一般人士那里。由于非权力领导力链的基本要素是人才，因此，所谓非权力领导力链的稳固就取决于如下几个条件：
第一，构成非权力领导力链条各层次、环节的各级干部，必须忠诚于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同一个利益目标而奋斗。
比如，某些单位的主管领导者本身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和广大职工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某些中层干部的欺上瞒下、以权谋私，形成了非权力领导力链条的中断，结果，使主要领导者也丧失了非权力领导力。
第二，稳固的领导魅力链，必须具有比较合理的人才隶属秩序。
一是人才安置必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专业对口”。二是人才使用必须根据其实际才能(综合的)的高低来区别使用。所谓“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毛泽东认为，人的能力是有大小的。在“德”方面均无问题的前提下，如果让能力弱的人居于领导地位，让能力强的人居于被领导地位，就形成了一种倒错。这种倒错，就人才个人而言，毕竟只是幸运与否的问题，但对社会发展而言，则是极大的阻力。一个无能的将帅，可以命令许多有将帅之能的部下去白白牺牲；一个无能的厂长，可以拒绝能干的部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而败掉整个工厂。更有甚者，无能而缺德的领导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往往嫉妒、中伤、排挤甚至陷害有才德的部下，而青睐和信用那些比他本人更无能更缺德的部下。低能高位和高能低位的不合理秩序，严重的将会导致非权力领导力链条的中断、瓦解。晋代文学家左思在他的《咏史》第二首中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封建门阀制度，形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任人唯亲的政治局面，于是造成了贤能之士处于低位(郁郁涧底松)，无能之辈居于高位(离离山上苗)，由无能之人领导和管理有能之人的可笑情景(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政治黑暗和最终覆亡，主要就是人才秩序混乱，不能调动和发挥人才的能力和积极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由于几千年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还存在着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有能之士不能施展才干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让其自由扩展，势必影响党和政府对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感召力。
第三，位于魅力链诸环节的干部，必须发挥自身的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作用。
居于非权力领导力链条上所有各层次、各环节的人才，都兼有领导与被领导的责任，都兼有影响与被影响的性质。因此，他们必须能对在传递过程中所减弱的非权力领导力影响，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以自己的积极的能量去加以弥补和充实。由于非权力领导力作用的基础在于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利益与愿望的一致性，因此，非权力领导力链条上的各层中介人物不单具有传递领导者一方的主张、意图、精神给属下的作用和责任，同时还具有向上如实反馈被领导者的愿望、情绪、意见、呼声的作用和责任。
第四，居于非权力领导力链条各层次、环节的人才，必须是真正的“人才”，而非“庸才”或“伪人才”。
刘邦和项羽，无论从个人品质还是个人能力而言，都是刘邦不如项羽。但刘邦善用不同的人才(如韩信、萧何、张良等)，筑成一条坚固的作用链，维持和扩展了自己的非权力领导力。而项羽未能建立一个坚固的作用链，仅凭个人的能力及直接影响力统率自己的庞大集团，最终演出了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由胜而败，一败涂地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能在斗争中不断吸收、培养、造就大量的干部，以作为党的意图、方针、政策和群众利益、群众活动之间的中介，构成稳固有力的非权力领导力链，是共产党最终执政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重视中间环节，以其影响、团结和领导群众的重要经验。
八、非权力领导力的消极形态
所谓非权力领导力的消极形态是指非权力领导力作为一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有害于人民，有碍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消极力量出现时的形态。
(一)消极的非权力领导力的形态特征
消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是偏离甚至对抗历史发展方向的领导力量的显示，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愿望不同，甚至对立的少数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愿望相一致的表现。因此，具有一些和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相反的特征。要而言之，大体有如下几点：
1.速变性。消极的非权力领导力的速变性，是相对于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的稳定性而言的。消极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的速变性是指，由于缺乏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真实的共同利益基础，倚仗欺骗性宣传或强力(武力、行政力)维持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一旦暴露真相或失去强力的情况下，会使原本可能存在的非权力领导力迅速衰弱，直到丧失殆尽。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四人帮”即是如此。“四人帮”打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行欺压人民之实。一旦把他们与权力分离开来，他们的失败便引起人民自发的盛大狂欢。
2.欺骗性。由于处于消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中的领导者的利益目标和广大被领导成员的利益目标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消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在现象上是存在的，但在本质上是不具有真正的非权力领导力属性的。一旦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利益目标不同的实质被揭露以后，非权力领导力就会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物质性强制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各类邪教教会、黑社会组织和流氓集团当中，有些组织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既具有利益目标一致的基础，彼此之间也往往可以具有坦率和真诚的关系。但这种情况不能归入积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的范畴。因为，这仅仅只是小集团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也没有和对民众的影响联系起来看。如果某个集团对社会、民众有正面和积极的贡献，那么这个集团就会对民众形成一定的非权力领导力。如果某个集团对民众只有负面和消极的价值，而又要影响和支配民众，那么，只可能有虚假的、靠欺骗维持的非权力领导力或者单纯强制力。
国民党早年在领导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推翻满清政府发动大革命的时候，和人民是一致的，因此受到了人民的拥护，是一个革命的党。当其蜕变为大地主官僚阶级的政党而欺压人民时，就是一个反革命的党。其非权力领导力的得失，导致了它的统治权力的得失。国民党在中国内地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人心背向的结果。
消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的虚伪性，就在于它仅仅在口头上是什么什么好的主义，是为人民的，而在实际上却是坏的主义，是害人民的。由于消极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的虚伪性，仅仅是一种口头和表象上的非权力领导力形态，因此，并没在实质上真正存在。人民对虚假的东西只能被欺骗一时而不可能被长期欺骗，所以，虚假“非权力领导力形态”，从根本上来讲，会很快走向它的反面的。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就是虚假非权力领导力现象的典型。当获得千百万德国人民如痴如迷的追随时，他正在把德国引向深渊；他在毁灭被占领国人民利益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世界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他被世界各国包括德国在内的人民所憎恨和唾弃，是无可逃避的历史必然。像马克思、恩格斯揭露19世纪欧洲某些没落贵族的虚假性时那样，“尽管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高喊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历史是公正的。从根本上看，阻碍生产力发展，损害人民利益，对人民心怀叵测的人，迟早是要原形毕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