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霍夫曼定律还是盐野谷佑一的修正理论，实际上，这些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分析出的结论，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客观过程，即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趋势。根据“重工业化”趋势在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演变中表现出的阶段性，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也明显的表现出依次递进的规律性：工业由以轻工业为中心向以重工业为中心转变。19世纪头40年是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快速发展、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但以钢铁、工程和煤炭业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已在这一时期的末尾显示出重要性。在重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又表现为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演变，即“高加工度化”。工业结构在向“高加工度化”转换过程中，将逐步过渡到“技术集约化”。这种过渡不仅表现为所有工业各部门采用越来越高级的技术、工艺和实现自动化，而且表现为以技术密集为特征的所谓尖端工业的全面勃兴。技术集约化过程，也就是所谓“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变革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体系中主体部门依次更迭的过程，也就是由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逐步移向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然后，第三产业逐渐取代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这种主体部门的依次更替虽然显示出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份额有规则的下降和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当中任何一个个体部门的衰落，相反，是以它们的发展为前提的。在结构深化过程中，虽然农业和之后的制造业不再占主体地位，但农业和制造业已经得到了飞越性的发展。
（五）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同步进化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城市的根本特点是集中。它与工业特点相一致。工业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特点，它需要集中于一定的地域。“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城镇。”大工业的集中必然引起人口居住的集中。工业生产的大规模的集中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出于五个方面的客观需要：“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虽然城市的出现较早，但是城市化却是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的。反过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过程。
工业化带来的农业发展以及工业化本身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加速器。资本主义大生产一旦占领农业，由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呈绝对减少的趋势，而非农业则大规模地吸收农业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的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它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正是农业的推力与非农产业的拉力，使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城市。
此外，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也同商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享，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流通环节的商业以城市为载体，这个载体越发达，商品流通也就越发达。
一般来说，城市化最直接的表征现象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人口规模逐步扩大。许多研究提供的材料说明，工业化开始以前，世界城市人口增加一直缓慢，直到1800年，整个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仅有3%左右。但工业革命后仅50年的时间，全世界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4%，增长了1.74倍。
这些材料表明，世界人口在100多年内只增加了7亿多，不到一倍，而城市人口增加了近2亿，增加了6.7倍，城市人口的比例从3.2%提高到13.9%。城市人口与总人口之间这种对比关系的变化说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是一些国家在此期间发生产业革命的结果和反映。城市人口增加的来源有：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城市的净移民，城市行政区域的扩大。据史料记载，在产业劳动保险即将开始时期的西欧，大多数城市中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即使是这样城市人口增长也很快，尤其是1750年以后增长更快。这说明，产业革命开始时期城市人口增加以及城市机器大工业扩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主要是通过农村人口转移来实现的。如果把城市人口开始大批增加和规模迅速扩大作为城市化的标志，那么可以认为，城市化的开始是英国产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
城市化要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只有当以机器大工业为核心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正式确立，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以家庭手工劳动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条件具备以后，才真正具有现实可能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产业革命正是把机器和机器体系引入城市大工业，借助于技术变革的巨大冲击力，向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产业组织以及经济结构提出挑战，并最终使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城市化是在产业革命的有力推动下，顺应社会经济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工业化加速向前推进，只有在城市积极参与之下才能实现。大约在1760年以后，英国的第二产业迅速增长，各城市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北部的棉纺织区和中部的铁制品生产地区培育出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大批工业制造业中心，而伦敦作为政治和金融中心以及英国最大的港口发挥协调功能。到19世纪末，工业化已经扩散到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并开展到北美，正如工业化促进了伦敦的加速增长一样，工业化也促进了巴黎的发展，并使柏林和纽约上升到了世界都市的地位。
城市化的进程一直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演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技术变革的日趋激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组更加突出，最突出的特点是，新技术革命所开拓的一系列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新产品、新材料和新工艺正在取代传统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从而出现了一批高科技型的新城市和原有城市的高技术开发区，同时适应制造业结构变革并为其提供高质量系列化服务，第三产业的优势地位日趋显著。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职能正在从传统的制造业中心向着执行管理协调、信息传播、优质服务、知识经济的方向发展。可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自近代以来的同步化过程。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化过程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企业制度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劳动就业的改善，国力的增强。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并伴随城市化过程，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历程
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规划新中国的发展蓝图时，毛泽东又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思想，在1951年再次得到表达：“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面巩固的社会主义。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强大的工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这个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表明国家获得独立和统一以后，中国共产党便立即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提到议事日程。
在如何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是先发展轻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再发展重工业。其特点是轻工业与农业联系比较密切，轻工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资本周转快，轻工业发展积累一定的资金，便于发展重工业。这样的工业化道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工业化过程花费时间较长。美国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成工业化，美国在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全国97%的人口在农村。1865年南北战争为美国产业革命扫清了障碍，到1877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产业革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40%左右，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50%左右，城市人口占总量的25%左右，从农业国过渡到农业—工业国；1884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53%，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55%左右，由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另一条发展道路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重工业生产规模大，资本周转慢，资本密集，与农业关联度小，但一旦发展起来，可以迅速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业化过程时间比较短。苏联从1921年开始工业化，到1932年基本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大工业体系，共用了12年时间。
中国共产党综合了国内外环境条件，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样的工业化战略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我国是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农业穷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刚刚解放的1949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大约在10%。经过三年恢复时期的建设，到1952年，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在既有的工业结构中，以轻纺工业为主，占68.1%，重工业比重很低，占31.9%，而且重工业中50.5%是原料工业。一些主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很低，如钢产量只有13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只有1.1万吨。代表当时先进制造业的汽车、飞机、石油化工和精密机床等制造业几乎是空白。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人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
第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苏联成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经验对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苏联用了12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法西斯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我们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在我国工业化初期，苏联伸出援手，其影响力是很大的。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指出的那样：“由于发展的愿望，以及苏联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的唯一榜样，决定走苏联的道路几乎是势在必行。”
第三，国际环境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则在政治上剥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与此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冻结、中断贸易等手段企图摧垮中国，直到爆发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中美双方形成全面对峙的局面，更加速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强烈愿望，其后的中印边界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苏联的威胁等许多因素，都促使我国加快重工业建设。“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