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业发展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农业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率水平高，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业劳动力，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以英国为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之所以能够首先爆发工业革命，率先启动现代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与农业革命和农业生产率在当时最高有密切的关系。在工业化初期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农产品不仅能自给，而且能出口。后来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廉价农产品的大量进口，英国农业逐渐走向衰落，到20世纪初农产品的自给率下降到了35.6%。但此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可以把国内工业的发展建立在国外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农业的衰退并未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反倒成为农业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则体现在：①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的持续转移，导致了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这就产生了用机械代替农业劳动力的经济刺激。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就是在这种力量的诱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②促进了农场规模的扩大。就欧美各国而言，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转向非农业部门，农业生产和基本要素——土地也不断集中，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农业发展逐步转入规模经济的运行轨道。③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有利于不断开拓农产品的市场空间。例如，当70%的人口在农业部门时，一个平均5口之家的农场在非农部门只有1.25个人的市场；当农业人口下降到10%时，这个市场的规模就扩大到40人。
3.资本形成能力高低是制约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重要因素。以韩国为例，韩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与其较高的资本形成能力有关，不过，韩国的农业资本积累的功能有限，内部储蓄率也很低，其较高的资本形成能力是依靠大量吸引外资实现的。从韩国的情况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即对于资本短缺的欠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收入水平低，国内储蓄水平不可能很高，为了避免城乡关系过于紧张，也不可能从农业部门获取太多的资本积累，因此，积极利用外资，弥补国内资本积累能力的不足，将有利于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当然要注意引进外资与自己的偿债能力相适应，避免陷入债务泥潭。
4.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是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道路是不同选择，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以韩国为例，其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关键都在于，在工业化初期实施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核心的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战略。而印度由于工业化的发展直接起步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政府把大量的资金投资于重工业，还采取限制消费工业发展的政策，并规定就业要服从于生产，结果消费品生产发展极其缓慢，这样，虽然投资在不断增加，工业产值在不断增长，却严重影响了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从而成为导致就业结构呈“凝固”状态的重要原因。1961—1976年间，印度现代化工业部门投资增长139%，产出增长161%，而就业仅增长71%，这意味着单位资本的就业效应是下降的，单位产出的就业效应也是下降的。这导致印度在1901—1981年间，农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在72%左右摆动，工业劳动力和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在11%和16%左右徘徊。
5.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农业劳动力转移首先表现为产业部门间的转移，这种转移遵循一定的规律。就英美日3国情况而言，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递进型产业转移模式，其特征是，在相当长时间里，第二产业一直是吸收农业劳动力最多的部门，只是在工业化后期，才有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因此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流动，在时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正好与配第—克拉克定律所揭示的劳动力产业流动趋势相吻合，英国即属于这种模式。第二种可以称之为跳跃型模式。其特点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在时间上并不像前一种模式那样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三产业就业从工业化较早阶段开始，就呈现出与第二产业就业同步增长，或比第二产业就业优先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农业劳动力从一开始就较多地流入了第三产业部门。日本和美国皆属于这种模式。递进型产业流动模式与跳跃型产业流动模式结合在一起，完整地表达了农业劳动力产业转移的规律性。
6.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必然会导致人口城市化的同步发展。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际情况说明，人口城市化过程呈现出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同步甚至略微朝前进行的趋势。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走了一条以发展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就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其城市化过程存在什么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城市化模式可以选择，而城市化趋势是无法抗拒的。
7.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趋势，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集中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的长期实施，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如大城市过度膨胀，人口过度集中，农村经济长期落后，城乡差距扩大等。这就产生了进行发展模式转型——即实行工业和人口适度分散，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城乡之间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价格的差异，广大农村地区各种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完善，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拉动力”。正是在这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先后出现了城市工业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村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农村就业结构日益非农化的趋势。
8.农业劳动力兼业型转移，是各国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后，可以是完全脱离农业，也可能是同农业保持着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联系。前一种转移方式可称之为“分离型”转移，后一种可称之为“兼业型”转移。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主导型模式是“分离型”，而“兼业型”转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已经成为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农民兼业与农业生产的特征有密切关系。农业生产是经济过程与生物学过程的统一，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农忙时间农民必须打理庄稼，农闲时间就可以到外面打工，所以，会出现兼业的情况，这是农民兼业的自然原因。农民兼业还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方面，农民为了谋求更高的收入，为了筹措资金购买农业机械、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或者为了还贷，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力等等；另一方面，农民在得到非农就业机会后，仍然不放弃农业经营，是因为把经营农业和保留土地视为一种生活保障和财产保值措施。虽然说有种种理由使农民要兼业经营，但农民兼业经营也产生一些消极后果，使土地分散地掌握在小农户的手里，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太高，使得农业劳动力丧失市场竞争力，日本就是明显的例证。
9.政府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美国的土地政策、修长铁路的政策、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以工代赈的政策、兴修水利的政策、土地休耕的政策等，都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些政策，有的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条件，如调解劳资矛盾的政策，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直接吸引农民到资本家的工厂去做工；而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工程、修筑铁路则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使农民能够就业，在就业过程中体会到非农就业的生活，增长见识，扩大视野，从而激发农民走出农村的信心，并最终决定脱离农业和农村，去寻找新的生产、生活门路。
三、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析与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都要走这样一条道路。要使全国农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加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必须注意以下环节和政策措施：
（一）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认识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说到底，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是为了使农村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对农民来说，就是增加他们的收入。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经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就是说，劳动者只有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劳动者就业创造了社会财富，本身也获得了工资，他才能在消费品市场上购买到生活必需品，从而使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得以不断进行，劳动者才能生存和发展，就此种意义上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同时，就业为劳动者提供了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舞台，劳动者的才干和所怀抱负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只有在参与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相反，如果劳动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虽然可以获得社会救济或各种补贴，但收入毕竟有限，不仅会影响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对其家庭生活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失业者由于收入有限，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和接受良好的教育，其后代的素质难以提高，也就会丧失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这会造成困难家庭生活恶性循环。而劳动者充分就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祥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劳动就业是基本人权，我们有责任创造条件尽最大努力解决好就业问题。就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解决就业问题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