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班都有一个课外辅导员，我们班的课外辅导员是一名姓李的交通警察，我们叫他李叔叔，他和我们一起投入了这个运动。
他老家是长沙花桥乡下的，制水泥需要用风车，他带领我和班上另外两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一同去了他老家。四个孩子抬回一架大风车。我们还在他家捉了一只小黄狗，一起带到学校。为了不让老师发现这个捉狗秘密，我们四个人将它藏在教室堆放桌子的后面。我负责回家偷饭喂给狗吃。他们轮流睡觉，轮流看守着小狗。那条小狗长得非常可爱，看见我们就摇尾巴，吃饱了就睡，整个一晚，只叫了两声，我们四个人躲在教室里，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兴奋得谁也睡不着，在桌子下面轻轻说话，直到天亮。
回到家里，眼睛都睁不开了，大家还挂念着小狗呢！
小狗关在教室里，饿得汪汪直叫，还拉了很多屎，很快就被老师发现了秘密，四个人都挨了一顿批评。
狗被老师丢出去了，家长也来到学校找老师提意见，说：每天只见我们往学校跑，没日没夜地，又不上课读书，搞什么炼钢制水泥，小学生怎么会炼钢制水泥的活呢？这不是劳民伤财吗？
接着，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轰轰烈烈地跟着上来了。
我们全家都吃食堂去了，母亲也参加了临时工作。家里不要再做饭了，我很高兴，因为我和哥哥就不用为做饭而忙碌，也不用与哥哥轮换洗碗筷了。我们最讨厌饭后洗碗的琐事。
可是，父母为吃食堂而发愁，因为他们的收入少，吃食堂花钱多，每月的钱总是不够。
这时又搞什么公私合营，父亲的小贩生意被合并了，被安排到一个南食店当搬运工。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突然又降临到父亲头上了，每天晚上，他被叫去开会。听母亲讲，父亲那段日子很苦闷，单位在搞肃反运动。父亲坦白交待了自己隐瞒多年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了阶级敌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
从此，父亲变得更老实，天天按时上下班，从不乱说乱动，工作非常卖力，不敢计较个人得失，每月40元工资养活六口人。如果不是母亲帮助做点临时工，我和哥哥去赚自己的学费，光靠父亲一人的收入是难以维持这个家的最低生活水平的。
吃食堂，父女齐得病
人民公社开食堂这一新事物，也给我一家带来新问题。吃了两个月食堂后，父亲得了肺结核，我得了急性黄胆肝炎，都需马上住院治疗。根据家庭情况，我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住医院，但是医生说：急性肝炎一定要马上治，是一种传染病，要隔离所有家人，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即算不死，拖下去会转为慢性肝炎，那就会影响一辈子身体健康。
父亲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先让我去住院，找单位借点钱，以后从工资中扣除。父亲的病就看门诊，吃药治疗。政府对职工实行公费医疗，这样一来，我父亲治病就有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大家高兴了。父亲也带病坚持工作，好像不这样做就对不起政府。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由于付不起医药费，只得提前出院了。15天住院费是37元钱，单位每月从父亲工资中扣出5元还账。扣了半年才还清我的住院费。
虽然每月只扣5元钱，数目不大，却对我家的生活影响很大。母亲每月找邻居借钱，今天发工资还老账，明天又开始借新账。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东扯西拉的度日。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好，办食堂好，历史证明，这些纯属瞎胡闹，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政治运动都草草收场了。父亲的病通过医治和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一年后痊愈了。
195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了，当时18岁。
我们很多大龄的同学，都是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有的高小没有毕业就参加了工作，还有些同学不想升初中也想去当工人，而我与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一心想读书，将来还想读大学。这种想法谁也不知道，我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知道父母为了我的升学问题产生了分歧，父亲日夜盼望我和哥哥快快长大，早日参加工作，为他减轻负担；而母亲希望我们多读书，只要能考上，再大的困难也愿意去克服，去战胜。
哥哥读五年级的时候，正遇上大跃进，学校停课搞炼钢，他顶替姨妈去修京广复线铁路了。在家里他常常吃不饱，铁路工地伙食不错，年轻人在一起又很好玩，在家里父亲经常打骂他，不自由，不好玩，所以他不肯回来读书。修完京广复线后，他又去参加东屯渡的建桥工程。
报考初中的时刻到了，父亲坚决不许我去报名。班主任老师跟父亲做了几次说服工作，才勉强同意我去试试看。
八月初我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考取了长沙市第十七中学，我喜出望外，高兴得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可是父亲愁容满面，唉声叹气的，沉默寡言。母亲无奈地对我说：“家里确实没有办法供你再继续升学，即使做妈妈的同意你升学，实际上这只是一句空话，要解决学费根本没有办法，多理解、多体谅做父母的难处吧！”
我低下了头，含着眼泪呆呆地望着自己的一只脚尖，来回不停地在地上擦着，长长的辫子从胸前垂至大腿。
每天，我照常出去卖冰棒，很晚才回家。
老百姓过苦日子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大跃进，国家的经济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忍饥挨饿过苦日子，那时候，市面上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买，粮食要计划定量供应，蔬菜也少得可怜，晚上到处黑洞洞的，人们很早就关门闭户了。到九月份，我的冰棒生意还很火热呢！没有东西吃，就吃冰棒吧！
马上就要开学了，新生报到的日期已经过去了，我不敢提及到读书的事情，怕父母为难，宁肯忍住内心所有痛苦，也不愿再让父母为我伤心，为我忧虑了。
一天晚上，老师来到我的家里，问我为什么不去学校报到？我说：“没有钱，不读算了。”
老师详细地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后，非常同情我，答应给我助学金，一定要我去读书，并对母亲说：我的学习成绩是这次入学考试中最好的，如果让我进一步学习，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千万不能误了孩子的前途呀！
第二天，我高兴地去学校报到了，三天后，母亲和我一起到学校交了9元钱的学费。老师出于意料之外，问我是哪里借来的学费。我把三天日夜拼命做冰棒生意赚钱的经过告诉了老师，她感动得流泪了。
开学那天，老师在班上宣布指定我为全班的学习委员。
一个月以后，班干部正式选举，我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老师和同学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团支部老师也找我谈话，要我创造条件，随时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加入共青团组织。还把我编入了共青团员学习小组，我是班上唯一的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学生，每星期要和共青团员一起学习团章、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
我的自尊心特别强，通过与共青团员一起学习，更促使我下定决心，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因为那些学生都已成为共青团员，我还是一个候补团员，总是感到惭愧，唯一办法是要努力学习和工作，把我们班上的工作搞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大家，帮助成绩差的同学搞好学习，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
由于我树立了正确的学习目的，读书就有了活力，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总是一、二名，班干部在我的组织下，将班里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例如：课间操比赛、文艺汇演、篮球比赛……都由我组织发动，带头出动，班主任只要布置一下，其余的具体工作全由我和班干部去做，同学们和老师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我在全班同学中华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最信任最喜欢的班长。
参加农业劳动
中学每年都要到农村支援春插和双抢。我们这个学校是1958年就开办的一所中学，我是这个学校第三届学生。学校很小，只有12个班，地理位置很高，条件很差，设备根本比不上那些名牌老学校，是一个从事劳动的穷学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校办纸盒厂，乡下有一个小农场，体弱有病的学生去纸盒厂，我们每次参加劳动都是自己带饭，还从学校厕所掏大粪带到十几里路外的农场开荒种菜养猪，老师说：这是勤工俭学。学校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省长十七中，冬天吹北风，没有篮球打，没有足球冲。
农村开始春插了，我校所有的师生背着被包，带着草帽，高举校旗，排着长长的队伍迎着春风，来到望城县乌山公社支援春播。
在十五天的春插过程中，大家非常辛苦，每个班分成小队，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天亮干到天黑。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下乡劳动，有些小同学从未离开过父母，也过不惯那农村的生活，更受不了那繁重的体力劳动。
没来到农村之前，大家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向往农村美丽景色和田野风光。一旦来到农村后，根本不能忍受那艰苦的劳动，一到晚上，无数的蚊子不但吮吸我们的血，还讨厌的在耳旁嗡嗡直叫，让你难以入睡。白天烈日当空，双脚浸在水里，有时还有蚂蝗爬到腿上来吸血，真是吓死人啦！很多女同学想起这些，就哇哇地哭起来。我是班长，又比她们年龄大，除了整天拼命的干活外，晚上还要帮他们洗衣服，陪同学们说说笑笑让他们开心，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火线入团不作数
我出身贫寒，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重活也干过，在艰苦环境中经受了磨炼，所以下乡来，对农村的艰苦生活一点也不感到畏惧，在春插中我表现相当好，从来没有缺过工，干得比别人又多又好，被评为“插秧能手”。团支部马上批准我火线入团。
回到学校后，团支部把我的入团申请书和填的表格上报到长沙市团委审批。
几天后，学校宣传栏里张贴了一张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上面是团市委批下来的新团员名单。下课后同学们都围在那里纷纷议论：“为什么22班那个班长没有名字？她的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比这些人好，春插时，那些人都没有评上能手呢！这是为什么？”有的同学说：“她家庭出身肯定是有问题。”我站在人群中，别人没有发现我，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承受着人生第一次政治上的打击和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与委屈。
我的班主任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她找我谈了话，鼓励我继续努力，不要灰心，同时向我讲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我是班里女子篮球队的队长，体育老师认为我的篮球打得不错。在我们班上选拔了两名队员，输送到长沙市业余体校第一届女子篮球队参加训练，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每天放学后，坐公共汽车去体校参加训练，星期天上午也要训练半天，每次有两角钱的津贴。
我的个子是全队最矮的，可是我跑得特别快，动作迅速、灵敏，大脑反应快，最会抢别人的球。教练安排我打前锋。
在体校训练不到两个月，我们队从来没有比过一场球赛，全是一些基本动作的训练，如运球、拍球、传球、投篮、跑、跳等训练，每次训练，我非常投入，而且很认真，天天都盼望参加篮球比赛。短短的集训，培养了我更加好强爱拔尖的性格。
1960年，老百姓开始过苦日子，大家都吃不饱饭，没有蔬菜供应，即使供应一些又老又青的做猪饲料的蔬菜，也得凭票证。一些食油和猪肉、白糖之类的物资更不说了，少得可怜。口粮也是按定量，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定量是29市斤，算定量较高的档次，一般居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按25－27斤供应。
我的哥哥是个青年，由于没有读中学，每月粮食定量比我少2斤，他从东屯渡桥队下放回家去河边挑担子，繁重的体力劳动，27斤粮食只够他吃半个月。每家每户蒸起了钵子饭，各人按定量吃粮食。母亲常常避开我，从我的碗中抓一把米，放在哥哥的碗里蒸，好几次我发现为什么哥哥的粮食定量比我少，碗中的饭比我多呢？母亲说哥哥的碗里放水比我多，所以显得饭多。后来，我亲眼看见母亲是从我碗里抓出米来，放在他碗里，我装着没看见。哥哥还是不够，饿得那么可怜，黄皮肤变得又黑又瘦，挑担回来，到处寻找吃的，家里什么也没有，他经常忍着饥饿上床睡觉。
我的肚子也非常饿，从来没有吃过一餐饱饭，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有像这样饿过，那时候，只要有钱，街上什么都有买，而现在有钱都买不到东西。
父亲由于当搬运工，定量是38斤，拖运饼干时，他经常偷些饼干吃，有时带一点回家给两个小弟弟吃，幸好母亲个子小，有气管炎病，饭量不大，27斤粮食马马虎虎够她吃了。
当时，很多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有的人被饿死了，情况相当严重。父亲节约粮食，让给孩子们吃，自己患了轻度水肿病，母亲将家里较为值钱一点的什么毛线衣、麻布帐子全卖掉了，用来买议价粮和议价白萝卜吃，才保住了全家的命。
学校里上课的老师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第二节课后，教室里只剩下几个班干部坐在教室里，其余的学生都跑回家了，学校食堂很早就排满了队，寄餐的学生在食堂更吃不饱，因为食堂还要克扣学生的粮食。
有些同学经不起苦日子的煎熬，而离开了学校，去当上了工人。还有些男同学去当兵，工人和军人的粮食定量都比学生高。
学校秩序恢复正常
学校受到社会风气和社会动乱的影响，变得不像个学校了，缺乏学习风气，学生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每天都在浪费自己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