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别前，在那明亮的月光下，他向我伸出一只干瘦的手，眼睛呆呆地望着我微笑，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双手放在背后，面对他站着，不停地摇晃着身子，不敢伸出我的手来。大约僵住了二分钟，见他的手还向我伸着，觉得太没礼貌，于是我慢慢伸出右手，一下就被他紧紧握住了，好久不放。这时，一股暖流立刻传遍全身。他喘着粗气对我说：“我会给你来信的，祝你晚安。”
回到家里，正好九点。爬上阁楼后，我的心激动不已，还在不停地急跳着。我克制不住自己情绪，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觉得自己产生了一种口是心非的情感。他的举止和内心的情感不像一个炊事员。他闯入了我的心扉，一种渴求的异性情感，使我春心荡漾，像有一种力量在体内冲激，已开始沉浸在爱情的波涛之中了。
与他分别的第二天下午，不料收到了他在火车上写给我的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我的好感和激情。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我非常高兴。难怪有人说，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希望得到异性的青睐。我当然不可能例外。
也许我这个人在人生刚刚起步的道路上，受多了挫折和磨难，使性格变得时冷时热，激动起来，马上就能热一阵子，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激情又容易冷下去。左思右想，我觉得对爱神再次光临，还是冷处理的好，因为自己目前的处境，对谈恋爱会产生制约，还是等找到正式工作以后，再处理个人问题吧！
我诚恳地回信告诉他：人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血吸虫缠在你身上，不利于工作和学习，也更不利于成家创业。我们还是先做个普通的朋友吧，互相勉励是件好事呀！
他马上来信解释说：“有病可以治好，湖区千千万万的农民都患有血吸虫病，他们不都成了家吗？”他从我的信中明白我在回避他，心中有些焦急，于是他向单位领导汇报了所有的情况。他单位领导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第一次失恋使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对工作多少也带来了影响。所以，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有意安排他出差，陪同他来到长沙，登门做我的思想工作。
父母见了这个非同一般的“媒人”以后，立即产生好感，乐意支持我交上这个男朋友。以后，我们通信往来很密切，每三天可以收到他给我的情书，我们志同道合，相互鼓励，我们之间没有多的接触，书信的往来成了我们爱情的桥梁。
“文化大革命”
几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了全国各地。长沙一开始就是街头巷尾到处是大学生在辩论。各学校师生掀起写大字报的高潮，翻天覆地的大字报到处可见，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断地下达，很快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接着农民也积极响应，各机关单位都起来了。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迅速出现；特别是红卫兵像蜜蜂，像蜻蜓一群一群，到处送发传单搞串联。学校的学生无法上课，老师天天开会，写大字报，学生也写大字报臭骂老师，在学校也有批判我的两张大字报。后来，学生干脆停课“闹革命”，打、砸、抢、抄、拼全武行都上台。学校处于瘫痪状况，代课老师根本没有人理睬，更谈不上发工资。我被迫回到家里，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那些害过人，做个亏心事的基层干部慑于运动的威力，他们缩头缩脑的过日子，造反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两派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针锋相对，各人都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派别。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表示革命，很多人连自己名字也改了。街道名称也换上“红卫”、“文革”之类的新名词。我随波逐流，把兄弟四人的名字分别改成“兴无”、“灭资”、“破旧”、“立新”之类。我的名字叫“美珍”，本来是外婆取的，取美丽而珍贵之意。可是我把自己所有的不公平遭遇，都归罪于自己的名字，认为“美珍”带有四旧的嫌疑，所以给我带来多年的不吉利，于是也改名为“日平”，希望过上有尊严、自由平等的日子。后来，当自己认识提高之后，感到改自己的名字，是荒谬的，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到了一九八二年，将一家兄弟姐妹的名字又通通改回来。
除了改名字，还闹出了改年龄的笑话。为了顺利入学，把年龄改小，为了多吃口粮，又将年龄改大，改来改去，连我母亲都不知自己儿女的出生年月了。哥哥将年龄改小三岁，到了六十岁还不准退休，单位说根据户口簿，你才57岁。我家户口本上，妹妹的年龄还大于哥哥。其实这都不能怪我们，是社会不公所逼成的。
那时的红卫兵是运动的急先锋，打、砸、抢、抄、抓都干，还美其名是“革命行动”。免费坐火车去各地游玩，还美其名叫“革命串连”。全国的火车都被红卫兵用上了，铁路运输业务基本上陷于瘫痪，各条铁路的客车均挤满了红卫兵，毛泽东还几次接见他们，“革命小将”已经够“威武”的了。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所以来长沙串联的红卫兵特别多，各级政府脚忙手乱。上级指示：红卫兵是革命的“接班人”，坐车、吃饭都不要钱，而且当地一定要负责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
办事处把我调到红卫兵接待站，任临时接待工作，24小时轮流值班，大部时间是我轮夜班，工作十分辛苦。每晚都有许多红卫兵从外地到达长沙，北京的、上海的、苗族、回族、土家族都有，要根据他们的不同风俗和习惯，做各种饭菜招待他们。
那时候，我年轻活泼，自己也很像个学生，每批红卫兵的到来，我都是热情接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跟许多红卫兵交上了朋友，他们送我许许多多的毛主席像章，后来他们回到家里，还给我来信，赞扬我真是毛主席故乡的好青年，助人为乐的活雷锋，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由于“文化大革命”，单位人心涣散，小张从岳阳回到长沙休探亲假，我和他有了更密切的交往，步入了热恋之中。工作之余，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促膝谈心。加深了解，感情一天天走向成熟，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成了我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部份。如果有一天见不到他，就像丢魂失魄一样，这次探亲，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他回单位以后，彼此之间的感觉，大大不同了，我们互勉、互帮，携手奋进，决心寻找自己的位置，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现在，我已经充分感受到爱情的巨大力量！
“文化大革命”一天比一天闹得更凶，政府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工厂停工，闲在家里的失业者越来越多。下乡知识青年，纷纷杀回城里，有的参加造反派。出身不好的基本在家呆着，女青年有的结婚、生“黑”孩子等等情况，无奇不有。一天到晚，就是批斗人，人整人。什么安排工作，找出路，求前途，已成为遥遥无期的空想。我的工作问题，何时能够解决，真是天晓得！
母亲生的第十一胎小弟弟，快6岁了，一直不会说话，反应迟钝，经医生诊断，是低智能白痴。
我和哥哥都没有正式工作，两个大弟弟都在念书，家庭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难，哪里还有钱替小弟弟治病呢？只好让他拖下去，母亲本来身体瘦弱，加上白痴弟弟生活不能自理，他给家庭所有的成员都增加了负担。父母更是为这可怜的儿子心疼。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占据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空间，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不轨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打、砸、抢、抄、抓成了“革命行动”。感到滑稽的是我的两个大弟弟，在这个样板戏盛行时期，很快就学会了唱京戏样板戏，他们不但唱得特别好，还学会了拉京胡。大弟弟还能自拉自唱。小弟弟在学校还扮演“沙家浜”中的胡司令呢！多次出席演出，受到教育部门及上级领导的好评。湖南省京剧团观看了他的演出非常赞赏，想把他招进京剧团当小演员。多次与学校联系，最后，也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不能过关。
大弟弟由于会唱京戏，进了工厂。小弟弟高中毕业后无大学可升。因为文化革命期间，大学停止招生，他只好参加修建火车站的基建工程。后来父亲单位照顾，到肉店当营业员。这个弟弟还不错，他敢于拼搏，吃苦耐劳。1979年考上电大，毕业后，在单位当上了商店经理和团支部书记。业余时间他自学法律课程，1983年成为了一名律师。1986年教委首次招考五大生当中学教师，他考上了英语教师。由于他的个人素质好，1988年又考进了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很快升上了科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升了处长，他是我们家中唯一的一名状元。
“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根本没有收网的迹象，而且这张网越布越散，老百姓都在叹息，“这又如何得了啊”！“位卑未敢忘忧国”，长此以往，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我也开始认真地在考虑个人问题了，决定亲自去岳阳考察他的情况。买了一张去岳阳的火车票，几个小时到了岳阳。他的单位在城陵矶，离岳阳还有一十五里水路。因台风影响，当日没有船。幸好找到表哥，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准备回家算了，因为，我没有勇气去他单位调查他的情况，既害羞又害怕。表嫂建议说：“特地来一次岳阳，就多玩几天吧！男朋友不知道你来岳阳的事，即使要走，也得告诉他一声呀！”我认为表嫂言之有理。马上去邮局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在邮局的柜台上，我填写了他的电话号码和姓名，突然，一个比较英俊的小伙子用长沙口音问我：“你听电话找谁？”我见他是陌生人，不愿理他。他又笑着说：“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找的那个人，高高的，瘦瘦的，戴一副眼镜。”天哪！他怎么知道呀，电话不敢打了，吓得我拔腿就往表哥家里跑。
第二天，我带着侄儿上街游玩，一边走，一边啃甘蔗。忽然，他和他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出现在我面前。他们高兴地说：“终于寻到你了！”他们的出现，使我怪不好意思，连忙丢了手中的甘蔗，吞吞吐吐地解释说：“我是到表哥家来玩的。”他接着说：“听说你来岳阳了，我和书记特意来接你到船上玩几天。”原来，在邮电局遇到的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同事。我填电话单时，他看见了电话单上的名字。因为他早就知道他们单位一个大学生的炊事员在长沙找到了一个不嫌弃他的女朋友，并且这种事在单位也不是什么新闻了。我来到岳阳，就是这个小伙子通风报信的。所以，他们便在岳阳街上到处寻人。
我穿着一身打补丁的衣服来到了他们单位，我的到来引起同事的好奇和新鲜。特别是从长沙来的青年小伙子，更是感到新奇。由于单位流动性大，找女朋友比较困难，看到我穿着又这样朴素，而且还是书记帮他从岳阳街上找来的，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对我议论纷纷，不断地跟他开玩笑，特别是开饭时，大家都来到食堂，在买饭时祝贺他，笑着要他请大家吃爱爱糖，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除了我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通过同事的谈话和我亲眼所见他的工作表现，证实汤姨介绍的情况和他自我介绍的情况基本吻合。由此对他有了十足的信心。
“你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野菊花”
1966年7月21日，我俩在岳阳城陵矶水文站的下边，确定了婚姻关系。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紧密地依偎在壮阔美丽的洞庭湖畔，蓬蓬密密的芦苇，在湖边随风摇摆，起伏翻动，远远望去，就像湖中的波涛。我们肩并肩地坐在芦苇丛中，与世隔绝，形成了一个心心棚印的、十分平静的两人世界，彼此坦诚地倾诉久积心中的爱。雄伟壮丽的洞庭湖啊，您要为两个苦命的恋人作证，祝福我们。我们有着美好的追求，有着矢志不移的决心，海可枯，石可烂，决不能动摇我们共同去创造幸福生活的步伐：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用充满激情的心，共同画出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明天。
坐久了，我们又沿着湖边的草丛散步，迎面而来的一丛丛、一簇簇白色和金黄色的野菊花，在微风中向我们点头微笑，淡淡的清香随风扑鼻。他触景生情地对我说：“我最喜欢这种经风雨、傲霜冻的野菊花，她生命力旺盛，有着独特的性格，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不管有没有呵护，她照样顽强地生长着，总是那样的鲜艳美丽，那样芳香迷人。在我的心里，早就认为你就是原野里的野菊花，你就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野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