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不长，一星期以后，那个同事的爱人来到我家，哀求我搬回原处。因为单位领导不许他换房，已搬进去一半的家具全被封在房间里面，弄得他进退两难，好几天都没有上班，晚上睡在别人家里。领导说：那间房子原是安排给谁住的，就只能让谁住。还批评我是无政府主义，未经领导许可擅自换房，现在搬回来，一定要先作出书面检讨。
我觉得好笑，就不假思索地对她说：“事到如今，谁也不怪谁，只怪我们两家的出身都不好，倒霉，至于要我搬回去的问题决不再考虑，我宁肯从这里搬出去，让你搬进来，即使我带着孩子流落街头，也比搬回去好受得多。”她见我说得如此坚决，也就没勉强我了。
后来，还是她爱人硬着头皮，接受单位处分后搬进去的。
“千斤担子我承半”
丈夫的单位又接到上级的调令，把电船开往沅陵县去支援“三线”任务。家里一直没有开伙，我带着孩子吃公共食堂，从来没有买过肉、鱼，总是买最便宜的菜吃。三个月后，我严重贫血。有一次弟弟来接送女儿回家，看见我和孩子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剩菜，告诉了母亲，母亲很伤心，便叫我们回娘家搭火。
我的单位也搬迁了新址。三年学徒期已满，工资加到每月24元。以前学抛光技术，出师后，又学电镀。这个工作更加辛苦，一天到晚泡在水里作业，跟“三酸”“两碱”打交道。特别是氢化钠这剧毒化学原料，天天都要接触。街办工厂条件又差，没有任何安全保护设备。在这样的工厂做这种工作，对我的身体健康实在是损害太大，随时都有中毒的可能。那些没有文化知识的老婆婆根本不懂这些常识，一辈子没有参加工作，现在有了一份工作，每月可以挣到几十元钱，能在丈夫面前大摇大摆的做人，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呢，早已不安心这份工作。但是，家境这样贫穷，只好暂时耐心地干下去再说。
同事对我很好，他们都知道我的处境，非常同情我。他们见我睡在地板上，凉坏了腰，主动借床铺给我，家里的桌子、凳子和厨房用的炊具都是他们给的。有的同事见我公公婆婆在农村没有饭吃，送粮票给我。
那时候，一般家里没有安装自来水。都是去附近自来水站买水票，自己挑回家。我没有扁担和水桶，只好上街买了两个水桶，回娘家拿了一根扁担，每天早晨挑满一缸水后再去上班。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买回来的那两个木水桶上面，各写二了“兰”“帆”的字样。然后用桐油油了三遍，晒干后才开始用。我非常喜欢这两个水桶，因为既结实又美观，而且有深刻的含义。当我每天早晨挑水的时候，就好像我的两个女儿被我挑在肩上似的，有一种特别轻松、愉快的感觉。
我给远在沅陵的丈夫写信时感慨地说：“这两个水桶是我们结婚以后，添置的惟一用具，我很喜欢这两个漂亮的木水桶，还把女孩的名字写在上面。不管任何情况下，我将会对这个家尽责。你不在家，‘兰、帆’由我一肩挑。”丈夫回信非常赞赏我对孩子的爱和对他的深情厚意。他说：“千斤担子我承半。”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之间的感情竟是如此的融洽和谐。
1971年丈夫回家探亲，从沅陵买回一个新床铺，那里是山区，木材特别便宜。300斤重的新木铺，只花了30元钱，真是物美价廉。那段时间，公公婆婆在农村无法生活下去了，我们只好将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去，由两位老人看管，给他们寄一点生活费，这样我们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们的生活也能维持下去。每个月我下乡一次，要送许多吃的东西给他们。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睡在楼下，突然肚子痛得厉害，后来下身大出血，吓得我要命，隔壁住的是一个单身男人，早出晚归，从来没跟他讲过话，不好意思叫他，其他邻居也不很熟悉。三更半夜不敢惊动别人，我忍着疼痛，直到天亮。原来是流产了，早晨我伏在窗户上，往街上张望，等待熟人路过此地。因为丈夫单位留了一部分人在长沙上班，他们天天经过我家门口，请他们把我生病的情况通知给丈夫。三天后，丈夫和他们单位的医生一同来到家里，替我治好了病，在丈夫精心照顾下，10天就恢复了健康。那年阴历五月份，正是涨大水的季节，电船趁汛期回到长沙，我们夫妻又团圆了。
听说这只电船的发电量太小，年年亏损，水电部决定放弃电船，人员另作安排。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可算是福音，因为丈夫是随船流动，使我们夫妻长期分居，给家庭带来很多困难。我希望电船马上拆除，越快越好。
两个月后，电船终于拆除了，丈夫被安排到长沙电厂食堂，干老本行。从此，我们天天在一起，相亲相爱，形影不离。他下班回来，只要不见我，就到处寻找，直到找到我为止。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有爱的滋润，我们都很心满意足，苦中有乐嘛！
孩子在乡下长得很不好，生活比城市更苦，餐餐饭里放红薯丝。长一身痱子，蚊子咬的疤痕到处可见，望着孩子那可怜的样子，心里难受极了，好几次我都忍不住地哭起来。每次下乡去看孩子，他们老是拉住我不放，哭着要跟我回长沙。
孩子在幼儿园受歧视
两个孩子都到了入园年龄。我把孩子从乡下接回来了，婆婆来到长沙到别人家里当保姆，除了自己吃住以外，还有15元的工资收入，公公靠婆婆养着，这样他们才维持了基本的生活。两个孩子都送进丈夫单位幼儿园。幼儿园设在宿舍区，每天丈夫下班后，就接两个孩子回家。
星期天，我们带着孩子上公园玩。坐不起公共汽车，只好借了单位买来的三轮车，我带着孩子坐在上面，丈夫用力推着我们。每个星期天，我都安排2元5角钱做4个人的娱乐费用，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丈夫的血吸虫病每到春天就有反应，头昏、全身无力，走路拖不起脚。接孩子的任务太繁重了，后来为了照顾丈夫的身体，孩子由白托改为全托。
不懂事的孩子放进单位幼儿园后，受尽了别人的欺负，老师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有一次，阿姨工作失误，把小女儿的大脚趾压伤了，她们不但不承认，还说是孩子走路时，自己跌伤的。大女孩回家告诉我们：她亲眼看见阿姨要她们睡午睡时，关床边门，不小心压伤的，那个脚趾痛了很久，长出新趾后才好。
我们买一双新套鞋给孩子，被别人换成了一双旧的，大家明明知道新套鞋是我孩子的，可就是不承认，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每次送孩子到幼儿园，阿姨表面上对我们客客气气的，只要我们不在场，阿姨对孩子就很凶，经常骂得孩子直哭，罚孩子站立，孩子说阿姨是恶霸。别的孩子骂她们是“小右派分子”，老师还笑呢，真是不知轻重！
有一次，丈夫抱着小女儿在路上遇上了幼儿园的阿姨。孩子使劲地叫“阿姨”，可是那个阿姨只望了她一眼，根本不回答。孩子见她不理，以为她没听见，连续地在大声喊她，那阿姨不耐烦地说：“就是不理你，烦死人啦！”丈夫当时敢怒不敢言，回家时对我说：“真是欺人太甚！连孩子也欺负。”
我当上了正式工
1973年我已经32岁了，还是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街办企业易起易散，没有任何保障。干的工作都是有毒工种，一旦得了职业病又怎么办呢！孩子这么小，我们有责任培养他们，不想让她们像我们这样没有出息。
我决心离开街办工厂，离开那有毒的工种，凭着自己的勤劳双手去另谋生路，相信会闯出一条路来。
我的户口一直留在娘家，所以找工作只能从原街道办事处介绍出去。文化大革命期间，原办事处主管劳动安排的那些贪官全部换下去了，新调来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干部。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处境谈了两次，得到了她的同情和支持。
她同意我离开街办工厂，但是，一下子并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只有临时工做。因为我的年龄超过了招工年龄，即使单位需要人，也只能按普工招进工厂。
丈夫也支持我的想法，当天就办了离厂手续。第二天这位好心干部就把我介绍到长沙市第三医院食堂做夏季三个月临时工。为此，我非常感激，在那种艰苦岁月里，她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呀！
早晨5点钟就要到达食堂上班，一直做到开完晚饭才下班。中午可休息两个小时。每星期还要轮流值一个夜晚，工作也十分辛苦。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别的临时工期满都退回办事处了，该医院领导却认为我工作得不错，又有点文化水平，想留着我学习当护理。但一时不能转正，医院属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很紧，工资非常低，福利条件也很差。
医院领导安排我先去急诊科试一试。上班的头一天，就是抬死人到太平间，清理病床，倒手术室的垃圾。
护士长安排我坐在急诊室当班，一个快死的脑溢血患者躺在那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奄奄一息了，脸色黄得像蜡纸，病房里有一股怪味道，把我的头都冲昏了。一阵恶心，只想吐，没等那个病人断气，就离开了急诊室。我辞了这份工作。
接着办事处连续介绍我做了两年临时工，以搞食堂工作为主。我曾经当过采购员，烧过开水，当过清洁工，还做过出口肠衣检验员。
1975年邓小平上台了，中国准备大搞生产建设，各厂矿企业批了一部分劳动指标。
长沙布伞厂，招工干部来到我街办事处招一名炊事员，正碰上我来要求工作。本来劳动部门已安排了一名特困户去应招，结果那个没有联系上。招工的干部知道我也是要求工作的待业人员后，他们就问我是否愿意当炊事员，我表示愿意。他们对我非常满意，当场就办好了劳动手续。1975年6月8日，我正式成为长沙布伞厂职工。
这个单位是属二轻系统的大集体单位，1953年由个体小手工业者组织合作而成，是长沙市唯一的一家伞厂，只有200多人，以生产各种晴雨伞、传统油布伞为主，也是一个历史较久的老厂。由于结构是小手工业者组合，所以职工内部基本上都是一家帮子，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时还真弄不清楚。
职工的特殊组合决定了他们本身的素质。读过书的人很少，所以思想保守，技术落后，不善于开发新产品，整天就是按部就班，以传统工艺进行操作生产。
他们的目光非常短浅，对问题只知道看眼前的利益，光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容易出现家族矛盾。
在平凡的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
好不容易获得了这份工作的权力，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从进厂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立下了雄心壮志，对这个工作充满了热爱和信心，一定要在平凡的工作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工厂里没有像过去那样讲究家庭出身和成份了。这也是由于社会在变，时代在前进。这时，正是多难的祖国处于重大改革的前夕，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挨整、受欺压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解放了我；也开始解救我的家；解救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邓爷爷才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
这批招工共五人，全是安排到两个食堂当炊事员。我被分到离家很近的二车间食堂当伙食团长兼炒菜的大师傅。这个食堂很小，除煮饭的老头是老职工外，我和另外两个炊事员都是这批新招的普工。
领导找我谈话，说这个厂的食堂工作难度很大，从来没有搞好过；特别是食堂账目一团糟，希望我来了以后，把食堂工作彻底改进。
接手新的工作以后，我依靠车间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拼命地工作着，上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晚，组织炊事员制订食堂规章制度，增加食堂花色品种。中午休息时间不回家，为职工做馒头、包子、油饼，改善职工过去单调的饮食结构。把食堂的卫生搞得干干净净；每天出出进进的账目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月底盘库算账，按时做出报表，向群众公布。
进厂不到三个月，食堂大大地变了样，我的工作得到领导和大部分职工的认可。车间要评我为先进工作者，我不要，让给了别人。
进厂6个月以后，组织上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
对入党的事情，我不敢有此奢望。中学时代，为了加入共青团组织，心灵遭受的伤害已经够我受一辈子了。
我认为一个人，能够成为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当然好，只要从思想上达到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境界，在行动上多做有益于人民大众的好事就行了。
在工作上，我仍然兢兢业业。可是工作中的阻力也不小。例如：这个食堂以前从来没有过规章制度，开饭时很少到窗口排队，下班铃声响后，职工一窝蜂地拥向厨房，争先恐后地抢着买饭买菜，一片混乱。
自从我来管理食堂以后，任何人都要到食堂窗口排队购饭菜，开饭时，厨房门紧紧关着，不许职工进来。这一制度刚开始时大家不太习惯，甚至有个别职工对这个规章制度不但不支持，反而抱怨，说怪话：“不知长沙伞厂哪位干部，开后门招来这名能干女人，搞尽了新名堂，出尽了风头。她一来，就不准进去买饭。要在外面排队，真是臭积极份子！”有人还在门外喊呀，叫的，要求打开门。
车间里的个别负责人，在开饭前也跑进来视察，发现有好吃的菜，就要求我留一份。
某负责人的老婆，做晚班时，私自进保管室内拿菜吃，不给菜票。
对于这些不良行为，我坚决抵制，按规章制度办事。我根本搞不清，谁是领导老婆，谁是一家帮子，由于触犯了他们的个人利益，所以得罪了许多人，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