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切斯特到雷神别墅的路程并不远，但我却觉得它是那么漫长，我都有点沉不住气了。福尔摩斯显然也觉得它漫长而无止尽了，他是那么的紧张不安，根本坐不住，他不是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就是用他那长长的、敏感的手指敲打身旁的座位。然而，就在我们快到达目的地时，他突然在我对面坐下来——我们坐的是一等车厢——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以一种特别调皮的眼光直视着我，这是他的特点，一高兴起来，像个小顽童。
“华生，”他说，“我记得你同我外出时总带着枪的。”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因为一旦他全神贯注地思考某一问题，便忘了自己的安危。我的手枪已不只一次在关键时刻为我们解了围。我让他回想起这些事。
“是的，是的，我在这些事上是有些心不在焉。但是你现在身上带枪了吗？”
我把枪从后面的裤袋里拿了出来。这支枪虽然很短小，使用起来却很方便，也很管用。他接过枪，打开保险，倒出子弹，仔细观察起来。
“这枪挺沉的——相当沉。”他说。
“是的，造得很结实。”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它。
“你知道吗？华生，”他过了一会儿说，“我相信你的手枪会帮我们解开这个谜。”
“亲爱的福尔摩斯，你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华生，我是认真的。我们来做一次试验，如果试验成功了，就真相大白了。试验能否成功，就全看这支枪的表现了。取出一颗子弹，把其余的装好，扣上保险，好，这增加了重量，更好试验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也没有给我任何启示，让我弄明白，只是坐在那儿沉思。后来，我们在汉普郡小站下了车。下车之后，我们雇了一辆破旧的马车，一刻钟之后，我们来到我们的知心朋友、卡文特里警官家。
“找到线索了，福尔摩斯先生？什么线索？”
“这要看华生博士这支枪的表现如何了。”我的朋友说，“枪在这儿，现在，警官先生，你能给我弄十码绳子来吗？”
他从村里的小店买来了一团结实的绳索。
“太好了，就需要这么多。”福尔摩斯说，“好了，事情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太阳就要落山了，起伏不平的汉普郡在夕阳里呈现出一幅美妙的秋天的图景。警官先生走在我们身旁，摇摇晃晃地，他苛刻地，不置可否地看着我的同伴，怀疑他是不是神智不正常。就要到作案现场了，我的朋友表面上很平静，其实我知道他内心很激动。
“是的，”他回答我的问话，“我以前失败过，你见过的，华生。我对这事情有种直觉，尽管它有时也欺骗了我。在温切斯特监狱里，脑海里初次闪过这一念头时，我便对它确信不疑了，不过，头脑太灵活也有不好的地方，总是想象出不同的解释，结果，真的线索也变成假的了。但是——但是——好了，华生，我们只需一试便知道了。”
他一边走，一边把绳的一头牢牢地拴在枪柄上。我们来到了出事现场。
在警官先生的帮助下，他非常仔细地标出尸体所在的确切位置。然后他到灌木丛中去寻找，最后找到一块大石头，他把绳子的另一头牢牢地拴在这块石头上，然后把石头从栏杆上往下垂，吊在水面上。然后他站在尸体躺过的地方，离桥的边缘不远，手里拿着我的枪，在更远一些的地方，枪与石头之间的绳子已经拉得紧紧的了。
“现在开始！”他喊道。
说完这话，他把枪举过头顶，然后松开了手。枪一下子被下沉的石头拖了过去，“啪”的一声撞在栏杆上，然后越过栏杆沉入水中。福尔摩斯立即跑过去，跪在石栏杆旁，他欢呼了一声，这说明他找到了他期待的东西。
“还有比这更明确的证据吗？”他喊道，“快来看，你的枪帮我们解开了这个谜。”他指着另一缺口说，其形状，尺寸和我们先前看到的位于栏杆下方的缺口一模一样。
“我们今晚住在旅馆里。”他站起身来对惊讶不止的警官先生说，“你去找一副抓钩，然后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的朋友的手枪打捞上来，你还可以打捞出枪、绳子和石头，那是那位复仇的夫人用来掩盖自己罪行，嫁祸于一个无辜的小姐的赃物。你可以告诉吉布森先生，说我明早去拜访他，商议如何为顿巴小姐辩护一事。”
那天夜里，我和福尔摩斯坐在村旅馆的房间里，一起吸着烟斗，他简要地对我讲起了所发生之事。
“华生，”他说，“就算你把雷神桥一案加进你收集的材料，只怕也增加不了我的声誉。我的脑子是有些迟钝了，不能把想象与现实统一起来，而那又是我办案必须依赖的根本。我承认，只要抓住石头上的缺口这一线索，就足以查明真相了，而我却没能更早解开谜底，我该为此自责。
“我不得不承认这位不幸的夫人的手段巧妙而又高深莫测，要揭穿她的阴谋并非易事。我们办了这么多案子，还从未碰到过比这变态的爱引起的悲剧更奇怪的案例。不管顿巴小姐是她肉体意义上的情敌，还是仅是精神意义上的情敌，在她眼里，都是不可饶恕的。她的丈夫厌恶她的这种外露的热情，他待她很苛刻，说的话也很刻薄，而她则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这位无辜的小姐。
她的第一个决定是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决定是要让她的情敌陷入一个比任何突然死亡更惨的结局。
“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采取的各个步骤，每一步都表明她相当精明，她很聪明地弄到一张顿巴小姐写的纸条，让人觉得正是顿巴小姐本人选定了作案场所。她渴望纸条被发现，以致于至死还攥着它，她表演得太过火了，单这一点就应该更早地引起我的怀疑。
“接下来，她拿了她丈夫的一支手枪——你都看见了，宅子里有间屋子是专门放武器的——留给自己使用，然后在当天早上把另一支相同的枪取出一颗子弹后藏在顿巴小姐的衣橱里，而在树林里放一枪是不会被人注意的。
然后她来到雷神桥，想出了这个把自己的手枪销毁掉的巧妙之极的办法。顿巴小姐赴约来到雷神桥，她用尽一生最后的气力把对她的恨全部倾泻出来。
后来，顿巴小姐跑了，她就完成了这个可怕的计划。计划的每一环节都到位了，一切都很连贯，很完整。报上也许会问为什么案发后不立即进行打捞？
做个事后诸葛亮并不难，再说，这么大一个湖，又长满了芦苇，打捞谈何容易，除非明确知道打捞什么，在哪儿打捞。好了，华生，我们帮了一位非凡女子的忙，也帮了一个强硬的男人的忙。要是将来他们结合了，看来这并非不可能，那么，金融界会发现奈尔·吉布森先生已经从那次惨案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世人总是要在悲痛中吸取教训。”
（舒莉莉 译）
爬 行 人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一直认为我应该把有关普莱斯伯利教授的奇闻公之于众，因为这样做至少可以消除那些难听的谣言。二十多年以前这种谣言曾经在大学里引起骚动，并且还传到了伦敦学术界。然而总是有某些障碍阻止我，使我未能公开它。因此事情的真实情况一直被埋藏在我那个装满福尔摩斯奇遇记录的铅盒子里。今天我们终于获准将此案公之于众，它是福尔摩斯在退休之前不久办理的。但即使是在今天，处理此案也还是需要谨慎小心，不可鲁莽多言。
那是在一九○三年九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收到一张福尔摩斯惯用的简洁的便条：
如方便请立即前来——如不便亦来。
S．H．
在他晚年我们俩处于一种很特别的关系之中。他是一个痼习颇多的人，有一些习惯偏颇而且根深蒂固，我也已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作为一种老习惯，我就像他的提琴、板烟丝、黑色的旧烟斗、目录索引以及其它一些不那么体面的习惯一样。每当他遇到一个需要做大量调查工作的案子，或是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助手时，我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了。但除此之外我还有别的用途。
对于他的脑筋来说，我好比是一块磨刀石，能够磨砺他的思维。他愿意在我面前大谈自己的想法。很难说他的话是对我讲的——大部分话原本可以对床架讲——，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表情以及我发出的感叹对他的思考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要是有时候他对我那一贯迟钝的头脑感到不耐烦，那么这种烦躁反而使他的直觉和意念更形象更迅速地迸发出来。在我们两人的友谊中，我只能起到这种微不足道的作用。
我来到贝克街福尔摩斯住所，看见他蜷缩着坐在沙发上，两膝高拱，口里叼着烟斗，紧锁眉头陷入沉思之中，显然他正在思索一个烦人的问题，他用手指了指我常坐的椅子，表明他知道我来了。此外他没有任何表示。这样过了半小时，然后突然他似乎从沉思中惊醒，用他惯有的古怪笑容表示欢迎我回到老地方。
“请原谅我走神啦，华生，”他说，“昨天有人向我反映了一些异常古怪的情况，这使我想起了一些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真想写一篇小小的论文，讨论侦查工作中狗的用途。”
“不过，福尔摩斯，这种问题已有人讨论过了，”我说，“比如像猎犬，警犬——”
“不，不，华生，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但问题还有更微妙的一面。你也许还记得有一个案子，就是那一次，你很夸张地把它与铜山毛榉案联系在一起。当时我通过观察小孩的思想活动来推论出那个自负体面的父亲的犯罪习惯，你还记得吧。”
“当然，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看对狗也可以这样推论，狗也能反映一个家庭的生活。谁见过阴郁的家里会有欢快的狗呢？或是快乐的家庭里有忧郁的狗呢？凶残的人必养凶残的狗，危险人物必养危险的狗。狗的情绪同样可能反映人的情绪。”
我摇了摇头，说：“这个，福尔摩斯，有一点牵强附会吧。”
他重新装满烟斗，又坐下了，根本没有理会我的话。
“刚才我说的理论对于我正在调查的这个案件非常实用。你知道，这还是一团乱麻，我正在找头绪。其中有一个头绪是：为什么普莱斯伯利教授的狼狗罗伊要咬他呢？”
我失望地往椅背上一靠：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琐屑的小问题把我从繁忙的工作中唤来吗？福尔摩斯朝我瞟了一眼，说：
“华生，你总是这样子！”他说，“你总不理解，解决最重大的问题往往取决于最琐屑的小事情。即使从表面看，这件事不是也显得有些怪吗？你一定听说过剑津大学著名的生理学教授普莱斯伯利，他是一位有名望有资历的老学者。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被他那忠诚的狼狗一再袭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狗生病了。”
“是的，这一点也是应该考虑的。但这狗不咬别人，另外它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咬它的主人，平时并不滋事。华生，这一点很奇怪，简直是太奇怪了。啊，铃声响了，看来年轻的伯内特先生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我原来打算在他来之前和你多谈一会儿。”
楼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有人重重地敲门，接着这位新主顾推门进来了。他是一个身材修长，容貌英俊的青年，三十左右，穿着考究而大方，举止之间表现出学者的温文尔雅，而毫无世俗之人的自命不凡。他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很惊讶地看了看我。
“福尔摩斯先生，此事微妙复杂，”他说道，“考虑到我和教授在私人和工作上的关系都很密切，我实在无法在第三者面前讲述我的情况。”
“不用担心，伯内特先生。华生医生非常谨慎。另外说实话，这个案子我很可能需要一个助手帮忙。”
“好吧，听您的呢，福尔摩斯先生，相信你能理解我在此事上的慎重态度。”
“华生也会理解的。华生，让我告诉你吧，伯内特先生是那位著名教授的助教，住在教授家里，并与教授的独生女订婚。咱们当然同意他有权替教授保密，并表示出对教授的忠诚。但表示忠诚最好的方式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澄清这个古怪的谜。”
“希望如此，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唯一的愿望。请问华生医生是否已知道基本情况呢？”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那么我还是先把基本情况再讲一次，然后再说说最近的新情况。”
“由我来复述吧，”福尔摩斯说，“这样可以看看我掌握的基本事实是否正确完整。华生，教授闻名于欧洲各国，平生过着学者的生活，从来没引起过一丝流言蜚语。他是个鳏夫，有一个女儿叫易迪丝。他的性格刚强、果断，几乎可以说有点好斗，他一直都是如此。直到几个月以前他开始变了。
“他的生活常规被打破了。他今年 61 岁，但他与同事——解剖学教授莫尔菲的女儿订了婚。照我看，这不是那种上了年纪的人的理智的求婚，倒像年轻人的狂热的求爱。因为他表现得十分投入和热烈。那位女士，爱丽丝·莫尔菲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女子，所以教授的痴情也就不足为奇。然而，在教授自己家中，他并未完全得到同意。”
“我们觉得他这样做太出格了。”伯内特先生说。
“的确有点出格，有点过于狂热和违反常规。但教授比较富裕，女孩的父亲也并不反对。然而女孩自己还有别的想法。她另外还有一些追求者，即使从物质方面考虑他们比不上教授，那么至少在年龄上是与她合适的。这位姑娘似乎并不在乎教授的怪脾气，她喜欢他，他们之间唯一的障碍就是年龄。
“就在这时候，教授的正常生活突然被蒙上了一层迷雾。他开始做出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情，他没有跟家里人说就一人离家外出。他走了两个礼拜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至于上哪儿去了，他只字不提。而平时他总是非常坦率。碰巧，我们这位主顾、伯内特先生收到了一封自布拉格寄来的同学来信。
说他有幸在那里遇见普莱斯伯利教授但没能跟他说话。就这样教授的家人才得知他的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