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大多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一些学者和学派虽然在这方面有所探索，但总的来说，仍然比较零碎。20世纪80年代，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进入系统研究状态。其中涉及普通心理学思想、教育心理学思想、社会心理学思想、文艺心理学思想、医学心理学思想、军事心理学思想、运动心理学等应用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但在管理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上仍然很少有人问津。因而，为体现中国心理学史和管理心理学研究的特点，本研究主要依据在多年的管理心理学研究中所创立的体系，对反映中国古代管理活动中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整理，希望能够比较清晰地把握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目标管理的心理思想
目标管理是整个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在《管理学》一书中所说：“拥有某种长远的计划工作部门几乎已成为精心管理的一种标志。”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目标管理的概念，但类似的思想却是比较丰富的，古人说：“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远谋方有深韬略。”就是要人们具有长远的战略目标。被誉为世界管理学“圣典”的《孙子兵法》也把目标或方向作为首要问题。《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关系到“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问题的“五事”和“七计”都把目标作为重要的战略提出。所谓“经五事”是：一曰道（目标、方向），二曰天（时机），三曰地（环境），四曰将（人力），五曰法（制度）。所谓“校七计”是：主孰有道（一要看上级主管决定的方向正确不正确）？将孰有能（二要看主要领导干部的能力强不强）？天地孰得（三要看时机和环境条件好不好）？法令孰行（四要看规章制度执行严不严）？兵众孰强（五要看人力、物力等力量强不强）？士卒孰练（六要看队伍的教育培训搞得好不好）？赏罚孰明（七要看赏罚执行得严明不严明）？《孙子兵法》认为，通过对“五事”、“七计”的分析，“吾以此知胜负也”。也正因为此，《孙子兵法》非常注重运筹帷幄，精心计划，设定目标。它写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说明，在战争之前，计算愈周密，就愈可能战胜敌人。同样，制定战略、设定目标也是个人或组织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目标，在中国古代又称为“志”，志向远大即目标远大之谓也。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认为“志”对于个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也指出：“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说明失去目标就会像没有舵的小船随波逐流，像没有勒的野马四处乱撞。
远大而恰当的目标是管理活动成功的前提，日本管理学家上光敏夫说：“目标应该具有这样的性质：从现状来看，要实现它是有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是需要人们有所飞跃的。”中国古代学者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了“志当存高远”的命题。先秦墨翟的“志功”学说认为，功是志外化于具体事业上的具体成就，志大才能功大。宋代张载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认为志向远大恒久是事业、才能以及品德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国古代学者不但重视制定目标要远大而恰当，而且注重实施目标的心理因素。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以及苏轼《晁错论》中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不朽名句，都说明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对于实现目标具有特殊的意义。荀子《劝学》篇曾精辟地分析了制定目标与实施目标的辩证关系：“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就难以有远见卓识；但如果不能埋头苦干，努力实践，也难以取得巨大成功。因此，荀子主张在具有远大而明确的目标后必须锲而不舍地去加以实践：“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要不懈地追求目标，总会如愿以偿，摘取胜利的果实。
（二）人力管理的心理思想
人是管理活动的最重要资源。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说：“企业或事业惟一的真正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创建人沃特森也充满自信地说：“你可以接管我的工厂，烧掉我的厂房，但只要留下我的那些人，我就可以重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人在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战国时军事家孙膑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三国时政治家曹操也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认为要想取得不同寻常的成功，就必须得到不同寻常的人才的鼎力相助。
人力管理心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学思想史的重头戏，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涉及甄选、任用、培训、激励等问题，现择要介绍如下：
1.人员甄选的心理思想
人员的甄选在中国古代称为“知人”。知人是用人的基础。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就已提出“知人”的必要性：“知人则哲，能官人。”意即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了解别人，才能用人得当。汉魏时期的刘劭在《人物志》序言中也写道：“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意思是说，善于知人是圣贤聪明智慧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最可贵的品质。只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使国家各方面的事业兴旺发达。
古代学者不仅认识到知人的重要性，也了解知人的困难，如《庄子·列御寇》指出：“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憬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钎。”认为人的心理比山川还要险恶、比苍天还要高深莫测。自然界的春秋冬夏旦暮的循环往复还有定时，人却善于掩饰，不显露于外表，把情感埋藏在内心深处，很难进行测度。
关于知人的方法，中国古代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庄子曾借孔子之口讲了知人的九种方法：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吕氏春秋》提出的“八观六验”知人法也颇具特色。它写道：“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
“八观”的大致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处境顺利时，观察他礼遇的是哪些人；当一个人处于显贵地位时，观察他推荐的是哪些人；当一个人富有时，观察他养的是哪些门客；当一个人听取别人的意见后，观察他采纳的是哪些内容；当一个人无事可做时，观察他有哪些爱好；当一个人处于习以为常的情况时，观察他讲哪些东西；当一个人贫穷时，观察他所接受的是些什么东西；当一个人处于卑贱的地位时，观察他所不为的是些什么事情。“六验”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诱导出相应的情感，并观察一个人在这些情感支配下的所作所为，来了解人的本性。被日本人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对“六验”的方法非常赞赏，他说：《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名言，曾经帮助他物色了众多的人才。他还具体解释了“六验”的内容：一是使一个人高兴（喜），借此考验他安分守己的能力。设法使一个人高兴，然后观察他会不会有所节制。如果得意忘形，就不能加以重用。二是使一个人快乐（乐），借此考验他有什么癖性。设法使一个人快乐，他的癖性（如喝酒、打麻将等）就会暴露无遗。三是使一个人发怒（怒），借此考验他控制自己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缺乏自控、意志薄弱，在工作上自然也难以成就。四是使一个人恐惧（惧），借此考验他有没有独特的作为。如果一个人遇到可怕的事都能保持自己的立场，凛然无惧，这种人必可大用。五是使一个人哀伤（哀），借此考验他的为人。这是因为一个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最容易表现出他的为人。六是使一个人痛苦（苦），借此考验他的志气。那些受到苛刻的待遇或陷入困境就颓废丧志的人，绝不能成大器。
汉魏时期的刘劭对于知人问题也多有论述且颇具特色。他认为人员甄选中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如道听途说、各自立度、屈服财势、滞于一端等，因此主张通过“八观”、“五视”来详加考察。所谓“八观”是：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其中，第一条是要求人们在观察人时必须深入到其行为的深层结构中去，而不要只看那些表面的东西，否则就会被那些互相损益、彼此间杂的现象所迷惑；第二条是要求人们在观察人时要善于通过一个人在变动状态下的诸种反应，以了解他在稳定状态下的特征；第三条是要求人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气质，以了解其各种异状殊名的才能和性格；第四条是要求人们在观察人时注意其行为的来龙去脉，从而把握他那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特点；第五条是要求人们在观察人时要分析其爱与敬两种情感，从而了解他的前途是否通达；第六条是要求人们在观察人时通过他的情欲表现来辨明其贤明或卑鄙的志向；第七条是要求人们在观察人的某些方面的短处时，注意他在某些方面的长处；第八条是要求人们在观察人时，要注意分析他的聪明程度，以把握其所达之材是什么。在这里，刘劭精辟地分析了表面现象与深层结构、动态反应与稳定特征、气质与才能性格、情绪欲望与前途志向、短处缺点与长处优点诸方面的辩证关系，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其意义。“五视”是：“一曰居视其所安，二曰达视其所举，三曰富视其所与，四曰穷视其所为，五曰贫视其所取。”即考察一个人在居家（做平民）时满足于什么；做官时推荐什么样的人才；富足时支援周济哪些人；不得志时有怎样的表现；贫困时对待财物的态度如何。这样才能断定一个人是否为贤才。
2.人员任用的心理思想
人员甄选是人力管理的基础，人员任用则是人力管理的关键。如果任用不当，不仅达不到知人的目的，也会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汉魏时期刘劭曾分析过“用人”的诸种难处：“上材已莫知，或所识者在幼贱之中，未达而丧；或所识者未拔而先没；或曲高和寡，唱不见赞；或身卑力微，言不见亮；或器非时好，不见信贵；或不在其位，无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良材识真，万不一遇也；须识真在位识，百不一有也；以位势值可荐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识真，有所妨夺，不欲贡荐，或好贡荐而不能识真。”这里分析了用人过程中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困难。从客观方面来看，或者人在年少未能显露才华而早逝；或者人在未及提拔已先丧，或者举荐者人微言轻不受重视，或者推举意见不合时宜而遭否决，或者不在其位得不到较好的任用表现机会，或者虽在其位但遭到种种阻挠压制。所以，能够被识别甄选的人才大概只有万分之一，其中在一定的职位中辨别到的良才又只有百分之一，而能得到最适宜的任用的，又只有十分之一。从主观方面看，有的人虽能识鉴真才，但由于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威胁而不想推荐；有的人虽有任用良才的愿望，但由于缺乏识别能力而无以推荐。这就是所谓“实知者患于不得达效，不知者亦自为未识”。
中国古代学者对人员任用的方法与原则也提出了若干弥足珍贵的意见。一是“不縻不疑”。《孙子兵法》写道：“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者，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这说明：如果不懂得军队不可进或退而强行令其进退，就会束缚军队手脚；不懂得军队内部事物而去干预，就会使其迷惑不解；不懂得用兵的权谋而干涉军队的指挥，将士就会产生疑虑。同样，在管理过程中必须尊重和信任下属，而不能疑神疑鬼、动辄干涉。唐太宗说：“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这也说明，用人者倘疑于被用者，就不能充分发挥被用者的作用。中国古代流传着不少用人不疑的佳话。如汉代大将冯异久镇关中，威名显赫。有人给光武帝刘秀上书，说冯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称咸阳王”，图谋造反。冯异因此惶惧不安，慌忙上书表明心迹。刘秀召见冯异后，将谗毁他的奏章请他过目，并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仍命冯异为统率大将军。
二是“能与任宜”。刘劭认为，人的才能具有个别差异性，“人材不同，能各有异”，在任用时就必须考虑到这种个别差异性，使具有某种才能的人处于最合适的岗位上。宋代王安石对此也有论述，他认为，用人应该“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其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只有让最适合的人从事最合适的工作，人适其职，职得其人，才能真正做到世无弃人，人尽其才。中国古代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时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可以说，刘邦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实现了“能”与“任”的最佳结合。
三是“材与政合”。刘劭认为，在人员任用时不仅要能与任宜，而且要材与政结合，即根据不同的政情和民众心理来任用一定的人才。他写道：“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辩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因。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他认为，每一种人才都有具体特殊的能力，并适合在特殊的政治领域中发挥优势。在某个领域里显示出才华，并不意味着在另一种政治背景下也能顺利施政，甚至会南辕北辙，一败涂地。所以，必须根据不同的政，选拔善于创立、适合此政的人才。只有为政择才、按政寻才，量能授官，才能政治清明，国泰民安。
四是“用长避短”。中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人员任用的扬长避短问题。唐太宗把它奉为用人的原则：“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弃其所短，取其所长。”清代魏源则分析了长与短的辩证关系：“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要做到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无材不用，但真正的无材之人是极为少见的，所以用人的关键是“用长弃短”。清代诗人顾嗣协在《杂兴》诗中形象地说明了用长弃短的道理：“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3.人员激励的心理思想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沃特森说：“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激发职工的力量和才智，企业的活力来自企业的信念及其对职工的吸引力。”事实上，如何充分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是人力管理心理学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古代兵家很注重人员激励问题，《尉缭子·战威第四》指出：“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唐代李筌也认为，只有“激人之心，励士之气”，才能“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总之，只有激励士气，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古代兵家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对于现代人力管理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一是榜样激励，即用管理者自身的良好行为激励下属。《尉缭子》说：“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只有将帅身先士卒，才能使士卒听从指挥。孔子对此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激励的根本要旨就是用管理者自身的榜样去影响人们。
二是关怀激励，即通过管理者的关怀和厚爱去激励下属。《孙子兵法》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意思是看待士兵像对待自己的婴儿一样，他们就可以与你共同涉艰履险；看待士兵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他们就可以与你共同拼死疆场。《尉缭子》指出：“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如果指挥者不能与下属同甘共苦，不能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他们之间就不可能有深厚的心理联系，下属也不可能保持昂奋的士气。相反，如果对下属怀有深厚的情感，像父母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就能激励人心，使下属的士气久盛不衰。
三是赏罚激励，即通过奖励和惩罚等强化手段来激励人。《吴子兵法》说：“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孙膑兵法》也说：“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这说明古代兵家都把奖赏和惩罚作为激励士气的有效手段。通过奖赏，可以进一步肯定英勇奋战的积极行为；通过惩罚，可以否定和制止贪生怕死的消极行为。赏罚激励的关键是要公平合理，三国时诸葛亮在《赏罚》一文中专门论及这个问题：“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如果滥赏无功、滥罚无过，只有众叛亲离、怨声载道。
四是仪式激励，即通过举行各种仪式来渲染气氛、鼓舞斗志。中国古代兵家很重视仪式的激励功能，如夏后氏誓众于军中，殷人誓众于军门之外，周人誓众于将交白刃之时等。
五是投险激励，即把下属投置于危险的境地，使他们决一死战，以求生存。《孙子兵法·九地篇》写道：“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聚三军之众，投之以险，此谓将军之事也。”意思是说，将帅赋予军队任务，就像登高而抽掉梯子一样，使他们有进无退。率领军队深入敌国，就要像击发弩机射出箭一样，使他们一往直前。烧掉船只，砸烂饭锅，断其退路，表示进则生，退则死，战必胜，不战则亡，刺激军队殊死奋战，这就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这种投险激励，在现代管理学中称为“救灾式管理”，即利用灾难式的情况，来激发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内在潜力，产生特殊的效果。
（三）环境管理的心理思想
管理活动总是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管理活动的空间，就是环境管理问题。环境管理在中国古代有着极其深远的源泉，我国古代神话中“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就反映了原始的环境管理精神以及劳动人民关于环境管理的思想。
中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环境对于人的个性的影响，如墨家就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人性素丝说出发，要求人们选择良好的环境。《墨子》记载：“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人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认为人之于环境就如同丝之于染料水一样，放入不同颜色的染料水，就会染上各不相同的颜色。荀子也有类似的论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修，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大意是说，飞蓬生长在麻中间，不去扶它也会自然而直；白沙放在黑沙土里，就和黑土一样黑；如果把名叫白芷的香草浸泡在臭水中，君子就不会接近它，普通人也不会佩戴它。它的本质并非不好，而是用以浸泡的水使然。所以君子居家必定要选择好的乡里，出游必定接近有学问、有品行的人。
荀子把外界环境给予个人的影响称为“注错”或“渐”，把个人不断接受外界的影响称为“积靡”或“积”。他不但看到环境对人的影响：“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也看到了人能够抵御环境的影响：“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不良环境在自身抵抗力强的人面前是无法乘虚而入的。
明代思想家王廷相把环境分为两个层次，即社会风气的大环境和居住交往的小环境，并论述了这两种环境对人的影响：“凡人之性成于习，圣人教以率之，法以治之，天下古今之风以善为归，以恶为禁久矣。”“深宫秘禁，妇人与嬉游也；亵狎燕闲，奄坚与诱掖也。彼人也，安有仁孝礼义以默化之哉？习与性成，不骄淫狂荡，则鄙亵惰慢。”社会风气这个大环境好，会使人心归善；居住交往这个小环境差，则会使人心归恶。那些终日夜深宫秘禁，与女人嬉游玩乐、亵狎燕闲的公子哥儿，必然形成“骄淫狂荡”、“鄙亵惰慢”的不良品质。
《列女传·母仪》记载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也说明中国古代很重视环境的作用：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街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孟母为了教育孟子，不惜三次迁徙，直到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说明她是非常注意环境的作用的。
中国古代学者不仅考察了环境对于人的个性形成的影响，也注意到物理环境与心理环境的辩证关系。《礼记·乐记》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更道出了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息息相通：“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气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大意是说，春和秋交替着，阴沉的天气使人感到凄凉，暖和的天气使人感到舒畅，景物的变化，使人的心情也跟着动荡起来。新年春光明媚，情怀欢乐而舒畅；初夏阳气蓬勃，心情烦躁而不宁；秋天天高气爽，情思阴远而深沉；冬天大雪纷纷渺无边际，思虑严肃而深沉。
唐代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一诗，则形象地表达了深山古寺安宁、恬静的气氛对于愉悦群鸟、空旷人心的作用：“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静，惟闻钟磬声。”现代环境管理心理学已从多维视野来分析环境的心理功能，但中国古代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仍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四）时间管理的心理思想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这就深刻揭示了时间在整个生产活动中的意义，并说明了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时间转化而成的规律。在管理活动中，马克思的论断同样是适用的。正如美国学者卡斯特所说：“管理者应更多地注意到：如何去管理他们的时间——一种最有价值的资源。如果能够最优化地利用和明智地分配珍贵的时间，将扩大他们的能量，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
中国古代学者对时间的价值也有一定的论述，庄子《知北游》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邻，忽然而已。”晋代陶渊明诗云：“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宋代苏东坡非常珍惜时间的价值，曾写诗道：“无事此静坐，一日为二日，若活七十岁，便是百四十。”认为静坐读书思考可以延长人的生命。后来人们稍改他的这首诗来讽刺那些浪费时间的人：“无事此静卧，卧起日将午，若活七十岁，只算三十五。”
古代兵家关于“兵贵神速”的思想也反映了一定的时间价值观念。《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足，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认为用兵要迅速快捷，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选择敌人料想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毫无戒备的地方。《尉缭子》也主张“兵贵先”：“权先加入者，敌不力交。武先加入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也，弗胜于此，则弗胜于彼矣。”
中国古代学者还论述到若干时间管理的方法。一是把握今天，现在即做。明代文嘉的《今日》诗是很有代表性的：“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清代康熙在他的政治管理活动中实践了这一思想：“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日后愈多壅积，万机至重，诚难稽延。”把握今天是时间的流逝性和不复返性的反映，既然时间一去不复返，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未到来，就必须把握住今天。宋代朱敦儒曾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道理：“原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朝衰翁。从来颠怪更心疯，做尽百般无用。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当一个人满头青丝换白发，再想追回逝去的时光，已是水中捞月不可能了。
二是见缝插针，提高效率。古人很重视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如葛洪说：“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光阴。鉴逝川之勉志，悼过隙之电速。割游情之不急，损人间之末务。洗忧贫之心，遣广愿之秽。息畋猎博弈之游戏，矫昼寝坐睡之懈怠。”这里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不饱食终日”，即充实自己的生活，使活动尽可能紧凑完善；二是“损人间之末务”，即废除那些斗鸡走狗、畋猎博弈、迎来送往等与活动目标无关的内容，集中精力于目标活动。中国古代的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兄宽“怀书而耕”、董遇“三余读书”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另外，中国古代学者也初步认识到时间统计的意义，朱熹的“自督”、司马光的“日检”都可称为时间统计的滥觞。
（五）信息管理的心理思想
美国学者唐纳利等在《管理学基础——职能、行为、模型》一书中指出：“管理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组织中所有各级管理能否获得信息和及时地使用信息。信息是把整个组织结合起来的黏合剂。”在现代社会，信息在管理系统中的地位愈显重要。正如《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所说：“在我们的新的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它不是惟一的资源，但却是最重要的资源。”中国古代兵家的“知己知彼”观点，可以说是最早的信息管理心理思想。《孙子兵法·谋攻篇》写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认为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地形篇》进一步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即不仅要“知彼知己”，还要“知天知地”，掌握环境、时机等各方面的信息，才能真正地把握战争的主动权，赢得胜利。
为了把握竞争对手的信息，《孙子兵法·行军篇》举了32例，说明观察和判断敌情的原则和方法，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等。大多是根据某种信息和征兆来获取新信息、推断敌情的。
为了充分收集信息，孙武在《用间篇》中还专门讨论了使用间谍掌握敌情的问题：“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今吾间必索知之。”“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认为在战前必须依靠间谍获取敌方的情报，而只有才智过人、用心精细、手段巧妙的将帅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孙子兵法》还进而把间谍分为五类：因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所谓“因间”，是指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做间谍；所谓“内间”，是指收买敌国的官吏做间谍；所谓“反间”，是指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效力；所谓“死间”，是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敌方间谍知道而传给敌方，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所谓“生间”，是指派往敌方侦察后，亲自返回报告敌情的人。“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
《吴子兵法·论将第四》还记载了利用“人力侦察”来获取对手信息的方法：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灌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中国古代信息管理很重视信息传递工具的利用。西周的烽火台（人类最早的通信设备）、春秋以前的置邮、秦朝的驿道等，都是收集信息的有力措施。如三国时，关羽起兵攻打曹操的樊城，但又怕自己的根据地荆州被东吴乘虚夺去，所以派人在荆州与樊城间筑起若干烽火台，如发现东吴军队袭击荆州，便立即在烽火台燃起烽火，以便及时返兵救援。东吴大将吕蒙深知信息的重要性，首先用计巧夺沿江的烽火台，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荆州。直至关羽被曹军徐晃击败准备回荆州时，才发现根据地已被吕蒙占领。
中国古代还重视建立信息的网络系统，疏通信息的传递渠道。如《新唐书·刘晏列传》记载，刘晏令“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而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这位唐代的财政大臣为了迅速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信息，利用朝廷一向以驿道快马传递公文的办法，设置知院官，收集各地庄稼好坏、价格低昂的情报。知院官按时将信息传递给转运使，这样数日内就可收集全国各地的经济信息。
中国古代的信息管理还注重信息的心理影响，采用适宜的信息刺激。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于受教育程度高、阅历深者宜提供双面信息，而对于受教育程度低、阅历浅者宜提供单面信息。《孙子兵法》似乎也猜测到这个问题：“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意即只驱使士卒做事情，而不告诉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驱使士卒完成某项目任务时，只告诉他们有利的一面，而不告诉其危险的一面。这显然是主张提供单方面的信息刺激。
古代这些信息管理的心理思想对科学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孙子兵法》关于决策心理有一著名的论断，“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的决策心理思想是以“全胜而非战”为目标，以全面的信息管理为前提，并且包含有三条原则：“善之善者”的优选原则；“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所谓“善之善者”的优选原则，就是科学的决策必须来自多项方案的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决策。《孙子兵法》中的优选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要以能否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理想为标准。二是能够超出众人所知，超出力战取胜的境界。“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日，闻雷霆不为聪耳”。所谓，“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就是决策确定以后，由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在事实过程中要建立反馈，及时调整纠偏。《孙子兵法》提出了“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意思是实施既定计划时，要随着敌情的变化不断改变策略，以确保最后的胜利。虽然孙子没有能从信息反馈系统的角度来阐述这一思想，但足以从一侧面窥见孙子十分重视信息反馈对决策的重要意义。所谓“奇正相生”的变化原则，其含义特别丰富，奇正是指军队作战时的变法和常法，在战法上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用特殊战法为奇。《孙子兵法》中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意思是统帅全国军队在遭受到进攻时保持不败的原因，是因为奇正等方法用得恰到好处。应该说，奇兵、正兵，奇法、正法等都是决策中的备选方案，这种备选方案越多就越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局面，所以即使突然遭到攻击也不会失败。“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循之无端，孰能穷之？”作战的情形不过奇正两种情况；然而奇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正相互转化就像圆环一样永远没有尽头。不过在作战中善于出奇者容易取得胜利。
通过以上初步的爬罗剔抉、归纳整理，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古代有着极其丰富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的遗产。但是必须看到，其中绝大部分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发掘与整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