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自称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世宗嘉靖七年。经由科举入仕，历任兵部主事、龙场驿丞、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兼巡抚等职。任职期间，从未中断过讲学，先后兴建了龙冈、贵阳、濂溪、稽山书院；还曾在南赣、广西等地兴办社学。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在教育思想方面，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理论。在管理思想方面，他多年为官的经历和感悟孕育出一系列管理心理学说。可以说，王守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非常值得研究。在这里，本章着重探讨他的管理心理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一、道德管理心理思想
王守仁的道德管理心理首先体现在他的“致良知”的思想中。“良知”一词，由孟子提出，而王守仁则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和作用。在他看来，“良知”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本体，同时也是道德的出发点。也就是说，“致良知”不仅是认识的途径，同时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
在致良知的基础上，王守仁对道德管理心理进行了一番考察。他非常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应该把德放在教育的首位。他将道德教育管理的过程明确地规定为“开其知觉”、“调理性情”、“发其志意”、“导之习礼”四个环节，这与现在心理学知、情、意、行的提法颇为相似。
王守仁指出：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固使益精其能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
意思是说，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成就人们的德行。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农业，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其才能。依据德行来任命他们，并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职位上终生不再更改。作为领导，只需要让大家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注意他的才干是否称职，而不根据地位的贵贱来分轻重，不凭职业种类来分优劣。
在道德管理的方法上，他很重视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并特别强调规章制度在德育中的作用，认为制定一定的规则，并使之为众人认可是实行道德管理的先决条件。他说：
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
他还看到了艺术手段在德育中的运用。通过歌舞吟咏激发人们的意志，通过礼仪训练修正人的仪容，借助读书帮助人们树立起自己的理想。正如他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所说：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喧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意志，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在道德管理的过程中，王守仁也注意到人与人的差异。可见，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长短在不同的人身上是不一样的。他指出：“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树木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何况是人呢。推而论之，在人成长的不同阶段，进行教导的方法也应该有差别。对不同阶段的人，在道德方面提出的要求和衡量的标准应有所不同。“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这就像树一样，刚刚萌生的幼芽是不能承受一桶水的浇灌的。“良知是个是非之心”这句话表明王守仁非常注重道德的判断力，而不仅仅侧重于标尺的选择，从而使道德的内涵容纳了更多的个体差异性和主体能动性。这在当时而言，称得上是一种进步了。
王守仁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的哲学问题，而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心理学命题。知，属于认知过程；行，指的是因需要、动机而产生的随意活动。他提出这一学说为的是解决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的问题。他主张，行应统一于知，知和行都是心所生的，知的时候就是行了。其中虽然将知、行混为一谈，抹杀了知、行在性质上的区别，但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他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可见，知和行密切联系，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有一次，一位下属向王守仁抱怨因工作繁忙而无暇顾及做学问。王守仁听后便说：“做学问不是空谈，没有必要离开你的工作，一本正经地去做学问。尽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细细体会其中的道理，这也就是学问。”
二、谋略心理思想
阳明心学不是书斋之学，他的思想不是单纯的逻辑推演之物，更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体验后的产物，所以其学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一个无权无势的中下级官吏子弟到后来的功业显赫，王守仁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段荆棘丛生的道路。在此期间，王守仁发展并实践着自己的管理理念，他高妙的胆略和计谋不仅为时人所赞叹，而且成为了后人可资借鉴的一座思想宝库。
（一）素其位而行
除了在战场身先士卒外，王守仁更要对付统治集团上层许多随时能置他于死地的陷害。他之所以能临不测之祸而应付自如，不仅能够让自己化险为夷，而且使那些想要加害于他的某些上层人物不得不放弃初衷，而对他加以提拔、委以重任，这与他较强的应事接物能力息息相关。
他曾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龙场的磨难使他认识到，环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想建功立业必须尊重环境，而不能片面要求环境顺应自己，要能处理好与眼前环境的关系，然后才谈得上去改造它，表现在行动中就是“素其位而行”的方略。
（二）学贵得之心
虽然有时自称是儒家学者，但王守仁一生非常讨厌道学先生。他以办事洒脱而在当时著称于世。他认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鼓励人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要敢于质疑权威。这显示出阳明心学善于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和积极开创精神的特点，这在当时是颇具震撼力的，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即便到了今天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三）顺物中制物
长期的为官经历使王守仁在处理各类事务的过程中结识和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中使他看到了人灵活应物的能动性。他的这一思想充分反映在他为官任事的经历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注重实地调查的原则
他的奏折、条陈、书信都显示出他重视了解客观情况，实事求是的做事方式。有一次，他想向皇帝建议设立一个新县，提出之前先广泛征求了各方的意见，还特意把一些老百姓叫到军营中询问，但见到他们众口一词没有任何意见时，恐怕是百姓因为当着他的面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事后又做了深入的调查，确信无误，才正式提出建议。这个例子充分体现出王守仁“顺物中制物”的思想。
2.权变灵活的原则
王守仁认为，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固定的处理方法，而要依据当时的情况来制定策略，若只知死守教条的话，终将追悔莫及。正是因为不拘常规，善于权变，王守仁才能在宁藩朱宸濠突然叛乱，而又没有接到上级平叛命令时，主动出击，果断地调兵遣将，力挽狂澜，迅速平定了叛乱。王守仁灵活的办事方式、惊人的办事效率正是他“制物”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
（四）用兵贵在精
纵观王守仁一生，不难发现，除了在思想界负有盛名之外，他还是一位军功卓著的大臣。在他57年的人生中，建有八大军功：平漳州寇，平大庾寇，平横水、左溪寇，平桶冈寇，平大利寇，平宸濠叛乱，平思田寇，平八寨寇。这些军事上的胜利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王守仁过人的智谋和胆略。
王守仁善用兵，长谋略。他的用兵之“精”不仅体现在用兵的次数上，更表现在用兵的质量方面。与其他将领相比，他用兵消耗少，收效却很大。在平定广西八寨时，别的将领率兵十万，而王守仁只用了三千。在平定江西、福建农民起义的时候，他看到被朝廷征调的少数民族军队“劫掠成性”，祸民尤深，便立即决定“悉罢客兵，自募乡勇”。一方面，当地的老百姓本来就是战乱的直接受害者，若还要受到少数民族军队的骚扰，则无异于雪上加霜。王守仁正是抓住了他们迫切希望安定下来、免遭战乱祸害的心理，从本乡本土招募士气高昂并有亲人支持的士兵。另一方面，本土作战的当地士兵对周围的情况也比从外地调遣来的士兵熟悉得多，更有利于快速地平定起义。这样一来，既为国库节约了开支，又有利于随时调遣军队，把握作战的时机。这一策略的实行既赢得了民心，又使军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谓一举两得。不仅如此，王守仁平定过的地方维持安定的时间也比他人长。据《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时人评论王守仁时说：“夫诸臣平贼，迟而变随；新建平贼，速而贼定。”
三、目标管理心理思想
王守仁不同于历史上多数思想家，他不仅在哲学、教育方面建树颇多，而且由于进入仕途且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力，使他能够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在“内圣”、“外王”两方面都有极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理想人格。用现代心理学马斯洛的需要层次来说，即他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境界。当然这首先要归功于他的“立志之功”。
目标是人类社会主体活动的特征之一，人们通过目标的制定、实施和评价等一系列工作，可以充分发挥出目标的管理心理效能，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王守仁一生特别强调目标的树立。他说：
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而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
在他眼里，人生若没有了目标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并断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这里虽然过分夸大了目标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说明了确立人生目标的重要性。
（一）随遇行志
从人生际遇上来说，王守仁一生起伏颇多。从居官、受贬、龙场悟道、再度复出的经历中使他认识到要懂得“随遇行志”。他充分认识到“志”的动力功能。“志”是事业进步的推动力量，这一表述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所提到的动机的动力作用。强烈的动机往往可以唤起活跃的状态，促使人们在各种情境中采取合理的行为以及对正确行为进行强化。
王守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要“随遇行志”，要善于根据现有的环境和条件，制定合理的奋斗目标，循序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环境中得以成就自己的事业。
（二）志要有“源”
立志还具有定向的功能，它可以帮助人们明确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在设立目标时，还应具有长远的眼光，要使设定的目标既比较合理，又具有继续发展的潜力。王守仁认为这就好像要挖地取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设立目标是为了促进事情的顺利完成和提高人的发展水平。因此，王守仁认为目标的设立重在“适度”，不宜树立过高的目标，有时还应反其道而行之，将目标定得低一些。他举了一个例子：“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省自得之美。”
（三）志与人异
此外，王守仁还认识到立志的成就功能。当然，这是从立志影响工作效率的角度来说的。他说：“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这里的“独知”不仅有独立思考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独特的见解。
王守仁认为，人的知识大量来源于间接途径，但这绝不是说可以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不管是得之于师，还是得之于书，都应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即要有自己的见解，善于改变思考的角度，选择新的断面来看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下与众不同的志向往往会带来更为珍贵的收获。
四、自我管理心理思想
王守仁尤其擅长自我管理。当他被发配到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文化落后的龙场时，不仅没有就此颓废，还积极克服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在承认困境的同时，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在生活中寻找乐趣。这与他掌握了高超的自我管理心理技巧不无关系。
（一）改过迁善和责善规过的处世原则
在人性观方面，王守仁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但强调由于人们后天的习染不同，有的可以发展为善，有的则发展为恶。可见，王守仁主张性善论的同时，还主张性习论。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自我修养的具体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带上了一些过于主观的色彩，但也不无借鉴之处。
王守仁曾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犯错误是正常的事情，是人人都免不了的，即使圣贤之人也不例外。犯了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即改过迁善，就可以了。他的弟子经常悔悟反省自己。对此，他评论道：“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王守仁不仅重视个人的改过迁善，而且也非常重视朋友之间、师生之间的责善规过。所谓“责善”，一是指给人以忠告，二是指善于引导他人，为他人指明努力的方向和途径。另外，王守仁还特意指出：专门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他人隐私的行为绝不是“责善”的表现。所谓“规过”，一是不要自以为是，动辄看不惯别人；二是要虚怀若谷，乐于接受他人的规劝。不管是“责善”还是“规过”，都是力求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取得人与人心理上的相容与理解，以求得共同的进步。
（二）真实切己的修养方式
修养之道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人格形象和成熟练达的思维方式。因此古人非常重视对此的探究，历代思想家在这方面感悟颇多，而王守仁的修养之道仅四个字，“真实切己”。他认为修养并非一定要摆脱世俗环境才能进行。他特别反对坐而论道的修养方式，认为修养之道就蕴涵在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之中，要脚踏实地地去“真实切己”，强调持之以恒地去做。对于自身可能出现的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则要“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
（三）互相砥砺的交友之道
王守仁一生有许多知己之友。他的著作《传习录》中收录了不少他与友人的书信，其中也反映了他交友的心得体会和对待朋友的原则。他认为，朋友之间应该诚心以待，互相砥砺对方的言行。他说：“君子之学，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规切，则亦易以悠悠度日，而无有乎激励警发之益。”可见，一个人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德业上，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朋友的帮助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眼光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看问题的角度也往往是固定的，通过朋友的建议则可以拓宽原本狭窄的视野，改变处理问题的思路，取得更大的进步。他还进一步指出：“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意思是，与朋友交往，彼此谦让，就会受益；互相攀比，则只会受损失。彼此之间，惟有做到了这些，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