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名翟，出生于春秋战国之间（约公元前470～公元前381年）的宋国，今山东滕州境内。墨子出身平民，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另立门户，创墨家学派，著《墨子》一书，曾经周游列国，劝说齐鲁，止楚攻宋，上书惠王等。墨子是墨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是《墨子》，《墨子》一书现存五十三篇，分为四部分：“经说”反映其学术思想；“论说”反映其政治观点；“墨语”记录其言行；“战备”反映其军事思想。墨子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他在政治、哲学、经济、军事、科技、逻辑学、宗教领域的影响，不可估量。哲学方面，墨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运用经验论反对先验论的哲学家，其检验认识真理性的“三表法”，是对认识论的重大发展；其“强力”、“非命”，阐释了人的外在超越，与儒、道两家的内在超越一起，共同构成传统哲学的超越理论。墨子经济思想非常丰富，其社会生产和分工学说、人口论、财政观、节用论多有发轫之功。秦汉以来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诸如“民以食为天”、“固本节用”、“轻徭薄赋”、“尚功尚利”等，都有墨子的深刻影响或轻微痕迹。《墨子》不是兵书，但其《非攻》和《备城门》以下各篇的战争观、城守之术相当完备，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子反战而积极备战，这种思想和实践，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墨子及其后学在数学、物理学、机械制作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代表了先秦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在世界科技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墨子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之父。难怪近代中国曾用墨学接引西学，用《墨子》的科学知识抵御和认识西方近代科学。《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逻辑史上的奇葩，它与古希腊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古印度的因明学并称世界古代三大逻辑宝典，它的中绝，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不重逻辑、轻视论证的缺点。墨子“非乐”，提倡重实用、轻文饰的文艺理论，成为劳动者批判统治者淫乐的锐利武器，成为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生动、活泼的文艺作品的理论基础。墨子是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他的很多主张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演变为劳动人民的美好品德；他的某些观点，经过农民起义领袖的改造，成为农民起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把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认为兼爱就是互利，就是利他。墨子认为“兼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强调人我合一，无分上下、亲疏。“兼爱”是反映贵和尚中的东方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墨家学派区别先秦其他学派的根本标志。“兼爱”是墨家其他主张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非攻”思想是直接从“兼爱”衍生出来的，“尚贤”思想体现了“兼爱”精神，“尚同”思想是以“兼爱”为前提的，“节用”、“节葬”、“非乐”思想都是以“兼爱”为原则。“兼爱”是墨家学说的总纲领，既是社会道德追求，又是政治目标，同时具有世界观的哲学意义，也是墨家管理心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墨子认为“交相利”指人们之间相互帮助，不能损人利己，但并非只讲爱不讲恨，墨子把“兴天下之利”与“除天下之害”相提并论，爱憎分明。墨子是功利主义者，希望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的物质利益方面通过互助而取得平衡，达到天下大同的目标。墨子把爱和利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利是爱的基础和实质，利天下就是最大的义。墨家的“兼”是对爱的方式、范围、程度的规定，说明如何去爱，主要包括平等性、普遍性、相互性、无私性四个原则。墨家的“爱”基于外在互利的“义”，要求人们不分亲疏，互相兼爱来避免争斗混乱，这种思想本来对社会的发展大为有利，但是缺少直接推行的社会势力，结果在儒墨之争中处于劣势。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认为：“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惟一希望。”池田大作认为：“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墨家的爱是一种博爱。墨子认为“兼爱”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是一切善恶的标准。墨子认为“兼即仁矣，义矣”，凡是兼爱之人就是仁人、义人。在春秋无义战的社会背景下，墨子希望人们能够兼爱，创造一个太平盛世。
一、领导心理思想
领导是指引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实现某种目标的行动过程，其中实行指引和影响的人是领导者，由于他们在组织中特殊的地位，研究领导者素质有助于他们正确运用权力，培养品德和才能，讲究领导艺术，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和功能，以实现组织目标，提高组织效率。一个组织的成功与该组织主要领导的素质密切相关，在激烈的竞争中，表面上是组织的竞争，实质上是领导者素质的竞争。《墨子》中包含着丰富的领导者心理素质思想，虽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但对于现代领导者提高心理素质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厚乎德行”的品德特征
中国自古至今，一直提倡贤人政治，崇尚以德为先，对领导者的道德素质要求很高。品格因素作为一种非权力影响力，是反映领导者内在素质最重要的指标。优秀的品格因素会给领导者带来较大的影响力和树立良好的威信，使下属产生敬重感，作为学习的榜样，这有利于组织的健康发展，墨子在《墨子·修身》篇详细谈了这个问题。
墨子认为品行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这一根基不牢，其他方面就会缺乏发展的基础，在《墨子·修身》篇写道：“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他认为领导者的品质对树立威信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在形成领导者品质的各要素中，道德品质又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因为道德品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领导行为的性质与领导工作的效能。正如墨子所说，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勇敢是根本的东西；治丧虽然有礼仪，但哀痛是根本的东西；士人虽然有学问，但品行是根本的东西，根基立得不牢靠，就别求细枝末节的茂盛。
如何做到“厚乎德行”？墨子认为应该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了解自己的情况，并经常内省，自我批评，从而早日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墨子在《墨子·修身》篇说：“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意指：君子能明察左右，跟着修养自己的品行，他知道不修养自己的品行将受到别人的毁谤，所以经常反躬自问，检查自己，这样，别人的怨言也少了，自己的品行修养也提高了。人们都知道要修身树德，可是在做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克服一些困难而放弃。墨子批评有些人想修身但拒绝别人的有益劝告，在《墨子·贵义》篇说：“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意思是：世上的君子想实现自己的义，可是别人帮助他修身就恼怒，这好比想把墙修好，但别人帮助他筑墙他就恼怒一样，这不是很荒谬的吗？
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地修身树德外，墨子还积极教导弟子修身，认为道德修养可以帮助事业早日成功，即“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墨子明确阐述了道德修养的内容：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
墨子认为考察“德”的指标主要有十一项：强志、重信、轻财、守道、明察、诚实、自省、实干、谦虚、睿智、无私。强志指重视意志的磨炼，因为意志不坚强，才智不会通达。重信指以信为本，如果说话不讲信用，行动就不会果敢。轻财指君子不爱财，更不吝啬，据有钱财不肯分给别人，这样的人不值得与他交朋友。守道指自己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和信仰追求要专一。明察指认识事物要广博，分辨能力要强。诚实指言行一致，如果行为不诚实，名声必定败坏，因为名声不会徒然而生，荣誉也不会自己增长，必须靠努力来获得。自省指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及时纠正行为的偏差。实干指少说多做，因为致力于空谈而行动迟缓，即使能言善辩，别人也不会听。谦虚指即使出力多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聪明的人心中明白，但不求夸夸其谈，因此名扬天下。睿智指既有智慧又内敛，并不锋芒毕露。无私指没有求名求利的私心，谋利之心很重而成为天下的贤人，这是从来没有的。
墨子认为只有通过艰苦的磨炼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他带领弟子们日夜奔走，救国救民，并处处表现出其“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的修身原则。《墨子·备梯》载：“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由此可见一斑。在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领导修身时首先要从道德素质入手，一个组织的领导者的道德素质直接影响整个组织的风气和其他成员的道德水平，重德的柔性管理在组织管理中逐渐显示其特有的效能。
（二）“博乎道术”的知识结构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异常激烈，对领导学识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知识越渊博，阅历越丰富，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其应变能力与决策能力就越强。墨子之所以能创立与儒家争鸣的墨家学派，并成为其第一代领袖，这与他自身的“博乎道术”是分不开的。
墨家的代表作《墨子》足以反映墨子“博乎道术”的知识结构。《墨子》是一部大百科式的全书，现存十五卷五十三篇，分为四部分：一是“经说”，包括《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大取》、《小取》、《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和《三辩》，集中反映了墨子的学术思想。他所建立的逻辑体系，在人类逻辑思维发展史上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印度因明论相媲美。二是“论说”，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和《非儒》，系统表现了墨子的政治观点，闪耀着平民思想的光辉。三是“墨语”，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记录了墨子和外界辩说时的言行。四是“战备”，包括《备城门》、《号令》、《备穴》、《杂守》等十一篇，集中反映了墨子把科学知识应用到军事防御方面，在古代军事史上是罕见的材料。
墨子曾求学于著名史官史角的后代，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通六艺之论”，平日言谈、讲学常引用《诗》、《书》以及《春秋》内容，博得“北方圣贤人”的美誉，他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数学、物理、逻辑、文学、政治、军事、科技等学科集大成者。墨子的手工技艺水平和军事才能比著名的公输班还略高一筹。墨子具有先秦诸子少有的科技意识和发明创造能力，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做的鸟能在天上飞一天，他比公输班更早地发明了云梯，他在力学、光学、几何学方面的认识深刻，涉及物体运动中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折射、投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具有先驱意义。他写的《墨子·城守》各篇成为军事经典之作。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既是一位理论家又是一位实践家。在理论方面，墨子与孔子等圣贤一样，能够深入到哲学层次，进行哲理性思辨，并著书立说，掀起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例如，“墨经”把知识的来源分为亲知、闻知和说知，这种唯物的认识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墨子在论辩时善于应用分析归纳法，在《墨子·非命》中谓“三表法”是：“有本之者”，指立论要有历史依据；“有原之者”，指立论要有现实证明；“有用之者”，指立论的正确与否要看实际效果。“三表法”既有唯物因素，又符合逻辑辩证方法。而在“墨经”中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则是直接揭示了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三种思维形式以及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并指明推论赖以进行的逻辑方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实践方面，墨子是一位手艺精湛、技术高超的工匠；墨子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军事家，独自一人到楚国与公输班进行模拟战争，并说服楚王放弃侵略；墨子是一位教育家，由他独自创办的墨家学派其实是一所强调实践和献身精神的流动性综合学校，“其弟子弥丰，充盈天下”。
墨子的博通源于他的好学，在《墨子·贵义》篇中记载了他热爱读书的故事：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弘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观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墨子以著名政治家周公为榜样，刻苦学习，钻研学问，所以在出游时马车上载满书也就不奇怪了。在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领导们应该仿效墨子好学博通的精神，认真学习新的知识、理论，刻苦钻研业务，了解国内外情况，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成为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成就丰功伟绩。因为知识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缺乏知识的领导必将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被淘汰下来，像墨子那样“博乎道术”的领导才是沙中之金，中流砥柱。
（三）“辩乎言谈”的语言能力
在组织管理过程中，能言善辩的口才是成为一个成功领导的基本条件。先秦墨家学说多次遭到其他学派的攻击，而且墨子本人热中于政治实践，游说各国的王公大人，经常与平民百姓和自己的弟子辩论，在长期的辩论、谈判、讲学过程中，墨子坚持原则，灵活运用娴熟的论辩技巧，常能出奇制胜，驳倒对方，而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辩论方法和技巧，留下传世之作——《墨辩》，辩论也成为墨家的一大特色。
墨子在《墨子·小取》篇阐述了辩论的目的是“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也就是辩论要分清是非的区别，审察治乱的规律，辨明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决断利害，解决疑惑。
墨子在《墨子·小取》篇总结了一套立辩的方法，认为：
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物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或”指有可能；“效”指立个标准；“辟”指举别的例子来说明此物；“侔”指两个词义相同的命题可以由此推彼；“援”指援引对方的已肯定的命题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推”，即类比推理，指用对方所不赞同的命题，类同于对方所赞同的命题来反驳对方。
墨子常用的辩论技巧有打比方、举例子、援引对方、归谬法、举反例。打比方，精于设譬，言必有譬，他驳君子兼爱如擎泰山超江河一样难就用了这个技巧。举例子，用相似的例子从中归纳出一般论点，加强说服力，如“不为己之可学也，其类在猎走”。援引对方，指引证别人类似的论点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因为在辩论时双方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例如，墨子曾用此法击败了公孙龙。归谬法，指从对方的议论中引出矛盾，从而辩倒对方，例如，公输班赞同“讲仁义不杀少数人”，却不赞同“讲仁义不杀多数人”，墨子用此法将其击败。反例为难，举一个反例，推翻一个不正确的全称命题，如《墨子·经说下》用“无欲恶之益损也，说在宜”来驳“五行常胜”之论。
墨子在辩论中屡屡获胜，除了精通辩论技巧外还有强大的后盾，那就是高尚的道德风范，良好的人格品质，渊博的知识和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精通逻辑的墨子及后学在辩论中灵活运用多种方式，熟练运用各种技巧，不仅成为辩中高手，而且记录其辩论的原则、方法、技巧和实例的《墨经》成为后世辩才的必读之书。现代领导应该具备一定的哲学修养，懂一些逻辑知识，掌握一些辩论技巧，培养墨子那样“辩乎言谈”的语言能力，以避免口才成为木桶原理中的最短的那块木片，成为自己和组织发展的“瓶颈”。
（四）“摩顶放踵”的工作态度
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工作态度，言必行、行必果的实干精神和注重理性的科学精神是现代组织成功的重要条件。墨子崇尚先王圣贤，以他们为榜样，“摩顶放踵利天下”，为百姓利益劳作一世也不后悔、厌倦，正如他在《墨子·节用》篇中写道：“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厌，殁世而不倦。”
墨子在行义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也遭到别人的误解，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他的朋友劝他放弃孤身一人去行义，他说：“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他的回答不仅反映他的积极救世的实干精神，也显示了他坚强的意志品质。
墨子在行义的过程中，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严格要求弟子不能贪图功利而违背自己的信仰，违背自己的行事原则，违背墨家所倡导的“义”。《墨子·鲁问》篇记载越王想以百里封地来请教墨子的治国之道，而墨子却说：“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在《墨子·鲁问》篇还有一个故事，墨子派弟子胜绰去项子牛那里做官，而胜绰重利轻义，违背师言，助纣为虐，墨子派人要求项子牛辞退胜绰，他说：“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墨子反对空谈，认为应该言行一致，“常使若二君者，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当墨子一听到公输班为楚造云梯将攻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班”，与之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模拟战争。
墨子及弟子凭着“摩顶放踵”的工作态度，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勤生薄死，矢志不移，为国为民做出巨大贡献。“摩顶放踵”的工作态度是现代领导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尤其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这些人格因素更显其独特魅力，对个人和组织的成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现代组织的竞争其实主要是组织的高层决策者和经营者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较量，而实干精神是非智力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国科学思想史》评价墨家的科技成就时说：“完全信赖人类理性的墨家，明确地奠定了在亚洲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东西。”由于墨子对理性思辨和实践的重视，加上开放式和兴趣式教学，墨家许多成员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实践产生兴趣，他们从自然的观察和日常技艺的操作入手，做了大量实验，例如在中国科学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小孔成像的光学实验。而且，《墨经》上还记载了滑轮、凹镜、凸镜等物理实验；在《墨子·备城门》记载了墨子发明的投石机、藉车、渠答、转射机等威力强大的武器；在《备穴》记载的“罂”，在《墨子·备样》记载的“杀”都应用了声学、光学等科学知识。把科学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方法，一种基于纯粹的求知欲而引发的真理追求，这在现代领导者身上并不多见。由于缺乏科学的意识、科学的思维、科学的论证，仅靠主观意志和经验来领导，往往会失败。墨家的理性思辨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和创新精神。墨子注重理性的科学精神对于领导者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五）“非乐节用”的生活作风
“节俭则昌，淫佚则亡”是墨家关于领导者心理素质思想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比较落后，加上连年战乱，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而当时的许多王公大人却生则奢靡，死则厚葬，加剧了国穷民困，社会混乱。为此，墨子用《墨子·节用》、《墨子·节葬》、《墨子·非乐》三篇文章来抨击腐败，提倡廉洁。两千多年过去了，现在有些领导在创业时期能艰苦朴素，但当事业稍有所成时就贪图享乐，奢侈浪费，不思进取，不但阻碍了组织的再发展，而且意味着他的事业的结束，所以墨子的节俭思想对反腐倡廉，帮助领导者养成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有借鉴意义。
墨子认为：节省开支，避免浪费，其实就是增加了一倍的收入，在《墨子·节用上》篇写道：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
意指：圣人治理一国，国家的财富成倍增加，不是向外扩展、掠夺土地，而是省去不必要的费用，也就是要节用。由于贵族阶层为满足物质享受，横征暴敛，非法掠夺，对外侵城掠地，使双方死伤无数，损失极大，正如墨子所言“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藉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认为用财必须利民，如果王公大人不利民而“加用”，就是浪费，应“去无用之费”，尤其是反对战争和暴税。
墨子为了节用之法的有效实施，在衣、食、住等方面制定了一些消费标准：“饮食之法，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芳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意指：饮食只要充饥补气就行，不必珍贵奇怪的食物。“制衣之法，冬服绀之衣轻且暖，夏服轻且清，则止。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御寒，夏以御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洁者善，鲜加者去之。”意指：衣服只要冬天加温，夏天去暑就行了。“宫室之法，其旁可以御风寒，上可以防雪霜雨露，其中清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意指：房屋只要能抵御风寒，防御雪霜雨露，祭祀祖先、鬼神，分别男女就行了，不必豪华。现代组织在接待等方面的消费进行标准化管理时不妨参考墨子有关节俭的基本思想。
墨子不仅提倡节俭，而且要求统治者在灾荒之年主动减少自己的俸禄，带头艰苦朴素，和百姓一起渡过难关。在《墨子·七患》中他说：
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匮，则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意指：饥荒之年，官员俸禄缩减，食物减少，不做新衣，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去种地，诸侯之客和邻国使者的饮食不丰盛，四马去掉两匹，道路不修，马不吃粮，妻妾不穿丝织品。在现代组织中，领导者与组织利益密切相连，在组织危难之时，领导者不计个人得失，自己降低薪金，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来解燃眉之急，最后使组织渡过难关。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等国的官员主动降低薪资，就是墨家这一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体现。
为了厉行节用，墨子还力主非乐。针对当时民有三患的实情，墨子认为应该首先满足百姓的生存需要，才可以考虑王公大人的娱乐方面的精神需要，因为王公大人喜欢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制造乐器，将必厚敛乎万民，而且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无助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同时奏乐必使人“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废妇人纺绩织布之事”，舞人还要“食必梁肉，衣必文绣”，导致的结果是“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最后墨子得出结论：“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的非乐节用的思想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勤俭持家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能否具备并长久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现代领导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考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节俭思想在领导者素质中的重要性更显突出。
（六）“兼容安心”的为人原则
良好的心境是领导者素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如何保持积极、乐观和平衡的心境，创造和谐愉快的人际环境，墨子在《墨子·亲士》篇中阐述了兼容安心的为人原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代领导应该有虚怀若谷、包容万物的胸怀，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有效地利用“外脑”，来成就大业。墨子说：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君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
就是说：江河里的水不是一个源头的水，价值千金的皮衣也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白皮能制成的。哪有同道的人不去用，却去用与自己私意相同的人呢？那样做就不是兼爱天下的君王的原则了。因此天地并不是永远光明，大水也不是永远清澈，大火并不是永远不灭，君王的德行并非高不可攀。如果管理千人的官吏为政刚直得像箭杆，板平得像磨刀石，那么就不能包容万物了。狭隘的小溪干涸快，水浅的川流枯竭快，贫瘠的土地不会长出五谷。可见，没有兼容之心的领导是很难管理好一个组织的。
由于真正的贤人难以驾御，如墨子在《墨子·亲士》中所言“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道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所以领导者在用人时必须胸襟开阔，能见其所长，宽其所短，纳其所言，容其所怨。墨子与儒家就君子有无争斗曾进行辩论：“子夏之徒问于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领导者之间常会产生各种矛盾，形成破坏性冲突，内耗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墨子“君子无斗”的思想值得借鉴，领导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平等竞争，积极向上，见贤思齐，才能达到互利共赢的完美结局，顺利完成组织目标。
“安心”指领导不管处于何种位置，都应该有自信心、平常心，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勇于承担重任难事。墨子说：“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墨子认为并非没有安适的居处、丰足的财产，而是没有安定、满足之心。君子应该自己承担难事，让别人做容易的事，做官时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丢官时能探究实情，即使杂处在平庸的百姓中间，也没有怨恨之心，因为他有自信心和平常心。
墨子在《墨子·亲士》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太盛难守：
今有五锥，此其锐，锐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
墨子认为无论是锥、刀、井、木、龟、蛇的灭亡，还是比干、孟愤、西施的死亡都是由于他们的所长导致的。东方文化注重集体，个人的作用不被突出，加上小农意识和文人相轻的旧习，常会出现打击精英的情况，这种文化经千年积淀，一时难改，如何来适应这种环境，也是现代领导面临的难题，墨子提出的“太盛难守，兼容安心”的思想是适应这种独特的东方管理文化的一种较好的方法。现代领导者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自我发展时适度表现自己，有意识地加强自我保护，避免由于自己的优秀而遭到别人的打击、陷害。
二、决策心理思想
著名经济学家赫伯·西蒙揭示管理本质时指出：“决策是管理的心脏；管理是由一系列决策组成；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掌握大量的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提出若干预选方案，并从中选出最佳方案。《墨子》中包含的丰富的决策心理思想在现代管理中仍有借鉴意义。
（一）“助己视听”和“以见知隐”的信息处理思想
信息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科学地收集、分析信息是做出有效决策的前提。墨子提出了“助己视听众”的信息收集和“以见而知隐”的信息分析的方法很有参考价值。
在决策之前，必须获取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墨子在《墨子·尚同中》描述了如何全面地收集信息来帮助自己有效决策的做法：
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己动作者众，则其举事速成矣。
墨子认为成功的管理者并非神人，而是充分利用其他人来帮助自己收集信息，使用别人的耳目帮助自己去听去看；使用别人的嘴帮助自己去说；使用别人的心帮助自己思考；使用别人的手脚帮助自己去行动，这样所见所闻的知识就丰富了，自己善言所安抚的范围就广博了，计谋规划就能很快实现，想做的事就能很快成功了。
墨子认为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管理天下，除了选择优秀的人辅佐，还应该选派人在外边做事，帮助他了解民情，观察听闻，收集信息，正所谓：“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助之视听者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故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先人发之”，即跟别人议事，在他人之前得到信息；跟别人办事，在他人之前成功；善良的声誉、美好的传说在他人之前传播。因为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若能积极利用外界条件，可帮助自己成功，正如古语所说：“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目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全面搜集信息后的决策在管理中起了重要作用，墨子描述天子治理国家如得神助：
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如神。
意思是：在千万里之外，有行善事的人，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晓，乡里还未完全知闻，天子得悉就奖赏他；在千万里之外，有做坏事的人，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晓，乡里还未完全知闻，天子得悉就处罚他。因此，整个天下的人都恐惧震动，战战兢兢，不敢做坏事，说是天子的视听像神灵。其实，天子不过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一般人不知道的信息罢了。
信息收集后，要进行仔细地分析，摒弃表面的无关、虚假和错误信息，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再加工。墨子认为信息的分析方法是“以见知隐，以往知来”，他分析了成功领导谋划得以实现的原因：
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情欲毁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
同时，在分析信息时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多研究类似的案例，并引以为鉴。例如，墨子在分析了由于想侵略他国而最终导致自己亡国的吴越之战的历史事件后，认为战争是害人害己，并说：
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墨子通过这种信息分析法多次游说一些王公大人，希望他们放弃征战，并三次成功地制止了即将爆发的战争。在现代信息社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信息要学会分析，在决策前正确识别，归纳推理，抓住事物本质，多用“以见而知隐”的信息分析方法，能帮助我们有效地决策。
信息收集和分析对于现代管理至关重要，因为随着竞争的激烈化，单靠经验决策不能达到目标，只有科学决策才能减少风险，而科学决策的前提就是具备信息和分析信息。在决策中用到的信息不仅要考虑其数量，更要考虑其质量，主要是信息的相关性、正确性、完整性、可靠性、及时性。信息收集和分析是决策系统的第一个环节，它将影响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和组织的经营方式。墨子“助己视听众”的信息收集和“以见而知隐”的信息分析心理思想在现代决策管理中有重要意义。
（二）“下情上达”的信息沟通思想
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同时，还有一个沟通问题，良好的沟通在决策的整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墨子认为，由于信息的特殊性，要求信息在第一时间内能以最简单的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准确地传递到接受者那里，他专门写了《墨子·旗帜》篇来阐述这一思想，其基本内容不但有效地应用于古代军事活动中，而且在现代决策中仍可借鉴。
墨子在《墨子·尚同中》阐述了下情上达在政事管理决策中的重要性：“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由于信息全面，使上下之间的感情、想法能够得到及时沟通，避免了各种隐患。在《墨子·尚同下》又说：
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名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墨子认为从政者施政时得到下面实情则治理顺利，得不到下面实情则治理混乱，了解下属的善恶是非，才能给予正确的奖励和惩罚。所以下边的信息必须如实传递到上达，否则将惩善奖恶，产生不良后果。
为了便于下情上达，墨子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旗语规定。在航海中，旗语是一种重要的联络和报警信号，而先秦时期的墨子把旗帜作为一种军事通信联络工具，规定：“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为菌旗，死士为仓英之旗，竞士为云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女子为梯末之旗，弩为狗旗，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行名为旗。城上举旗，备之官致财物，之足而下旗。”每种旗帜代表一种意思，在兵临城下或激烈战斗时刻能给人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传递信息，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害怕、紧张等原因在传递复杂信息引起的错误。《墨子·旗帜》上还写到，在作战时，墨子规定用击鼓与挂旗相配合，以报警敌人进攻与退却的路线和程度，他说：
寇傅攻前池外廉，城上当队鼓三，举一帜；到水中周，鼓四，举二帜；到藩，鼓五，举三帜；到冯垣，鼓六，举四帜；到女垣，鼓七，举五帜；到大城，鼓八，举六帜；乘大城半以上，鼓无休。夜以火，如此数。寇却解，辄部帜如此数，而无鼓。
这是我国军用旗语的最早形式，虽然简单，但运用了复合条件刺激的机理，且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由于战斗时容易引起混乱，墨子规定用张挂旗帜的长度来判断和区别军官的身份与等级的高低，以便于指挥管理，在《墨子·旗帜》篇中说：“亭尉各为帜，竿长二丈五，帛长丈五、广半幅者大。城为隆旗，长五十尺，四面四门将长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无下四十五尺。”
（三）四种决策方法
如何有效地决策，墨子提出的战略决策、重点决策、风险决策、前馈决策四种决策方法，不仅在先秦独树一帜，而且在现代社会仍被广为采用。
1.“知大重于明小”的战略决策
决策按范围与规模分为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宏观决策指涉及范围广、发生效用长、意义比较重大的决策；而微观决策指对具体某事、某个行动方案的选择与确定。决策按层次分为战略决策与战术决策。战略决策指方向、原则和目标的确定，是影响全局的决策；战术决策指在方向、目标确定之后，选择完成具体任务的最好方法与手段。高层管理者应该从宏观上做战略决策，高瞻远瞩，把握大方向，不为了一个子而输掉一盘棋。墨子比同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有战略眼光，他曾多次批评一些王公大人“知小而不明大”，为了一些眼前的小利益而铸成大错。墨子在《墨子·尚贤中》批评了统治者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管理行为，在做衣服、宰牛羊等小事上知道怎样用人，而在施政治国时却不用有才能的人，他说：“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墨子为了劝阻统治者放弃战争，唤醒众人热爱和平，用形象的例子来阐明“知小”与“明大”的关系，他指出人们对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至攘人犬鸡豚者”、“至入人栏圈，取人马牛者”、“至杀不辜人也，抢其衣裘，取戈剑者”都知道是不好的，应该受到惩罚。而对于“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善之，谓之义”。人们都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也。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也；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也”。但是对于死伤万人的攻城倾国则不但不指责，反而赞赏，正如墨子在《墨子·非攻中》所言：“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也。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如果领导层在做决策时不知轻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将会面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困境。
是否决定发动一场战争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长远、全面地考虑。在中外历史上由于“知小而不明大”而错误决策导致亡国的例子举不胜举。墨子热爱和平，一生奔波，为一心想攻城掠地的各国统治者分析战争的弊端：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动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拔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位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之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也；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轻率发动战争，给本国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在财力、物力上造成很大的浪费。墨子同时在《墨子·非攻中》还分析了侵占成功后的弊端：“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致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乘之国，虚数于千，不胜而入；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
2.“择务而从事”的重点决策
墨子认为，应该把面临的任务按其重要性与紧迫性拟订优先解决顺序，抓住影响全局的工作重点突破。在《墨子·鲁问》篇，墨子提出了“择务而从事”的观点：“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欺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积极入世，每到一个国家就根据这个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最重要的问题向统治者提出自己的对策。在《尚贤》篇，墨子还打了一个比方：有个富人，他家有高大的围墙和深幽的宫院，筑完墙后，仅在墙上开一个门，有盗贼进入的话，关上仅有的这个门去搜寻，盗贼就跑不掉了。管理者只要能掌握住这个关键的门，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在现代管理过程中，管理者每天面临大量要解决的问题，而他自己的能力、时间又有限，想要在有限的时间、精力下取得最大的收获，就必须遵循“二八原则”，先做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即“择务而从事”。该授权的应授权，该缓解的就缓解，不能陷于琐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墨子的思想有助于各个层次的领导认清自己的职责，知道自己应该做哪些事，不做哪些事，有所为有所不为。
3.“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风险决策
在权衡利弊时，墨子认为应该遵循“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原则。在《墨子·大取》篇，墨子结合例子阐述了这个原则：
于所体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求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
两利相遇取其大，两害相遇取其小，由于在决策时常碰到两难选择，几种方案各有利弊，风险不一，利大风险也大，求全还是求稳，这就要求在决策时反复比较，统筹兼顾，以最小的损失求得最大的利益。
现代企业在决策时应该考虑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尤其是高层决策时要具备战略眼光和危机意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日三省吾身，企业管理者只有经常检查和反省管理中的得与失，才能把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的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分析、预测将来在竞争中会出现的各种不利情况，提前消除或避开这些障碍。
4.“除七患于未然”的前馈决策
在《墨子·七患》中，墨子预测了可能亡国的七种情况，并提出了对策，这与前馈控制的原理颇有暗合之处，在系统发生偏差之前，预先采取纠偏措施，发出相应的控制信息，提前进行操作，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不允许或不希望发生某种状态，如战争、投资失败等，前馈控制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墨子在《墨子·七患》篇写道：
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由于前馈控制可以克服反馈控制因时间滞差所带来的缺陷，所采取的纠偏方式往往以预防为主。所以墨子在帮助王公大人分析存在的隐患时告诫他们要勤政善政，巩固国防，寻找盟国，节省开支，发展经济，尚贤使能，赏罚正确；否则将亡国亡城。墨子在《墨子·七患》篇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来证明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墨子自己在做事时牢记这一原则，在止楚攻宋时，当公输般威胁要杀他时，他说：“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之守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楚王不得不说：“吾请无攻宋矣。”
（四）“求天志”和“三表法”的决策效果评价
墨子认为决策的正确与否还应该用“求天志”和“三表法”来判断。墨子认为决策应顺天意，求天志，即“莫若法天”。墨子认为天是公正无私、长生不息的，是符合仁的标准，是民意的反映，在《墨子·天志上》篇中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是墨子的最高法则，决策的正确与否，天会来评判并奖惩，“顺天之意者，兼相爱，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必得罚”。
由于天志比较抽象，墨子又提出了具体形象的“三表法”来作为衡量决策对错的标准，在《墨子·非命上》写到：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指判断决策的对错应以史为鉴。墨子在辩论时常用历史典籍作为论据。例如，在《墨子·非命上》批驳儒家命定论时，他说：“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现代企业在经营决策时通过以往案例的分析可学到许多宝贵经验，以史明鉴可以知兴盛。“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指根据众人的反应来判断决策的对错。墨子在《墨子·明鬼下》说：“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在制定和完善决策过程中要注意群众的反馈意见，及时修正，例如，日本企业比较重视全面目标管理体系的建立，鼓励员工多提意见，决策方案是从上到下再到上，成“Z”字形。“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通过实际产生的社会效果来检验决策的正确性。墨子同时指出，“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者”，如果决策的内容不能实现，那么就应该及时调整和修改，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三、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
百事可乐总裁卡洛尔认为其公司的成功在于“3P”，即“PEOPLE， PEOPLE， PEOPLE”。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企业只有重视人，开发好企业的人力资源，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墨家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管理心理思想，虽然其观点比较零散，但见解深刻、精辟，经过整理和归纳，对于现代企业的管理有借鉴意义。
（一）“士众沾厚”的人力价值观
企业资源理论从三分说发展到七分说，人力资源一直居于首位，因为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组织的命运。例如，在微软公司，发现和选聘最优秀的人才是其首要任务。比尔·盖茨认为微软的成功是“聘用了一批精明强干的人”。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竭力招贤纳才，选贤任能成为各国统治者的主要任务，墨子把《墨子·尚贤》篇放在其书之首，把“尚贤”作为治理国家的十大对策之一，可见墨家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
墨家对于人力资源的价值有着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在《墨子·亲士》篇，墨子明确提出人才决定国家命运的观点：“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只有贤士，才能为国谋划，替君解忧；如果怠慢贤士，则亡国之期不远了。墨子认为国家统治者要想国富民强，其首要任务就是尊贤使能，《墨子·尚贤上》说：
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何故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同时，墨子还认为：“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意指：管理者不管是在得意之时，还是在失意之时，都应该尚贤，才能成大业。
墨子用先贤古籍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传曰：‘求圣君贤哲人，以裨辅而身。’《汤誓》曰：‘上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墨子认为：“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墨家的人力资源价值观仍适用现代企业管理，人是企业资源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有创造性的一部分，重视人是企业经营的根本理念，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收益，尊重人才是成功企业的一个共同特点。
（二）“有能则举”的人员甄选心理思想
在墨子所处的社会，“任人唯亲”，“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仍然占主导地位，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农与工肆之人”很少有参政、议政、从政的机会。墨子为了实现尚贤使能的目标，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甄选原则：“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在《墨子·尚贤上》，墨子写道：“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俸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意指：古代圣王施政时，使有德者列于位次，使贤能得到尊重，即使是农民与工匠、商人，有才能的就提拔他们，给他们以高爵，给他们以厚禄，把政事交给他们，把权力交给他们。因为爵位不高，百姓就不敬重；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政令不断，百姓就不畏惧。他还说：“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认为统治者提拔了有德有能的人后要给他们地位、财富与权力，这样百姓才会敬重他们，服从他们的管理，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为其服务，同时按照每个人的表现和业绩进行提拔和任用，使所选官员有一定的流动性，并不断有新生力量来补充，这样才能有利于更好地管理。
墨子通过许多广为人知的古代例子来证明“有能则举之”的正确性：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舜、伊挚、傅说原来的地位并不高，但因为其“有能”而“被举之”，不但实现了自身价值，而且为国为民做出巨大贡献，由于选人的标准是能力和德行，这样就可避免许多管理中的不正之风，使甄选更具科学性。在《墨子·尚贤上》有这么一段记载：“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避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原来用人时看重的是金钱关系（“富贵”）、血缘关系（“亲”）、交往关系（“近”），而现在看重的是道德原则（“义”）。由于甄选原则的改变，人们于是重视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追求“义”，而不是依靠关系亲、距离近或者富有来获得官位。人员甄选时重才不重关系，美国的微软公司的甄选思想与墨家的这一思想有相似之处，微软公司在招聘时，其公司的每一个重要的软件设计人员都是在数以百计的竞争者中凭真才实学被挑选出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选人的原则为微软的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尽人尽长，贵智贵慧”的用人心理思想
一个企业得到了它所需的人后，就应该考虑怎样任用他们，怎样发挥他们的最大作用，怎样使他们为企业创造最多的价值。墨子在这方面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对今天的用人方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墨子强调了善于用人的重要性，他举例说：“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墨子在《墨子·亲士》中写道：“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
其次，墨子认为人才应该各尽所能，用其所长，他在《墨子·节用中》写道：“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墨子·耕柱》中写道：“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在《墨子·杂守》中墨子又写道：“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门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由于每个人的能力、性格、经历差异较大，而各种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才能的人，所以在用人时一定要合理分工，各尽所能，用人所长，使每个人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做出最大的成绩。墨子认为人员被任用正确，他们会尽心尽职做好自己的工作，使国富民强的目标早日实现。他在《墨子·尚贤中》描述了用人正确后的贤人的工作业绩：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墨子认为贤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勤政，他们工作时主动、积极、富有创造性，为了工作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所以上级领导对于积极工作，政绩显著的人要给予奖励和提拔，对于无才不肖者要惩戒和废弃，在《墨子·尚贤中》，墨子说：“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乎天。虽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再次，墨子认为用人对则治，用人错则乱。他从反面来证明这一观点，在《墨子·尚贤中》他分析了管理者重关系、重富贵、重外貌的错误用人思想而导致国乱的反例：“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接着，墨子总结说“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意指：用有才能的人去管理无才能的人比较容易，如果倒过来就会产生许多混乱。
最后，墨子认为人员任用时应该注意职能相符和用人不疑。墨子认为所担负的责任和其工作的难度应该与人的能力相符，并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旦将任务交给他，就放心地让他去完成。在《墨子·耕柱》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就可说明这一点：“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驽骥与羊，子将谁驱？’耕柱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还有在《墨子·号令》篇中他说“守之所亲，举吏贞廉、忠信、无害，可任事者。请择吏之忠信者，无害可任事者”，他强调了守城的将士一定要有德有能，并且忠心诚实；否则将祸国殃民。
（四）“量元力而至”的培训心理思想
在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的信息社会，企业的每个成员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日益重视，人才培训投资是最有利润的投资逐渐成为共识。松下幸之助说：“制造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人才。”坪田寿夫说：“培训很贵，不培训更贵。”墨子游学列国，弟子众多，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方法与原则，其中许多内容仍然适用于现在的人员培训。
第一，墨子主张理论联系实践，要求从书本和生活中学习。在教育学生时，一方面要他们学习先王的圣贤之道；另一方面要他们学习日常生产经验和技艺中总结出的科学知识。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人们应该首先学习先人留下的间接经验，学习古人的长处可以加快自己的成长。同时，墨子要求弟子们不但熟练掌握技术而且要探明其原理，凡事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墨子在《墨子·经说上》指出：“法，法取同，观巧传。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意指：对于共同法则的把握，可以从世代相传的技艺中观察，对于不同的法则，取这个，还是取那个，要仔细研究，探明缘故，观察哪个更合适，择善而从。同样，培训以技术为主的员工时不仅应该让他们知道一些基础理论，掌握技术后，还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操作。而管理者除了积累丰富的经验，还应该学习先进的管理理论，掌握经济发展规律，从宏观上把握市场，从微观上分析市场，能正确果断地做出决策，占领市场较大份额。
第二，墨子认为教育培训范围要广，对象要多，这样效果会更好。在《墨子·鲁问》篇，墨子说：
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
墨子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所以应该劝说和教会更多的人来劳动，去实现“义”。在现代企业中，每个人都需要培训，只是培训的层次和内容不同，一个企业的素质决定于它的员工的素质，而员工素质的提高主要在于培训，所以培训的对象的范围一定要扩大。
第三，墨子认为教育培训还要主动积极。《墨子·公孟》中记载的两个故事就是有力的证明。“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辉。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筮，人莫之取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知之也。且有二生于此，善筮，一行为人筮者，一处而不出者，行为人筮者，与处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为人筮者，其得多。’子墨子曰：‘仁义钧，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墨子通过追求美女和出门算命两个例子强调由于求知欲强的人不多，所以教育者要积极、主动去引导人们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同样，对于企业中的人员培训，组织者的重视程度、积极性和主动性决定着培训的成败。如果领导不重视，主管人敷衍了事，那么培训的就会劳人伤财，得不偿失。
第四，墨子认为在培训的过程中要根据员工个人的性格不同分科论教和量才而教，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大材小教。在培训时要了解个人的性格特征，尊重他们的爱好、特长，并积极引导，例如，禽滑厘好勇，墨子批评他对勇的说教，但又按照他的意愿，教给他守城之术，最后禽滑厘在止楚攻宋中成为墨子与楚王和公输班谈判的强大的后盾。墨子反对学生不顾自身先天条件，盲目学习。《墨子·公孟》篇记载：当有些学生想学习射击时，他拒绝说：“夫知者必量元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对于好的学生，墨子严要求、高标准，例如，墨子用羊喻其他学生，用良马比做耕柱子，要他承担大任，学得更深更好。同时在因材施教时要把握好度。墨子在《墨子·大取》中谈到：“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指在教育时应该根据弟子的知识深浅程度、能力强弱，对深者教其深，对浅者教其浅；对强者要增加其教学内容，加深深度；对弱者要减少教学内容，降低难度，这样使学生的潜力得到充分发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五）“合志功而观”的考评心理思想
墨子认为人员考评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合志功而观”，即同时考察动机和效果；二是“听言迹行察能”，即通过语言、行为和能力来考察人。
首先，墨子阐述了“合志功而观”的观点。行为的动机与目标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凡是能引起人从事活动、指引活动的内在驱力，称为动机。这种动机是人活动的推动力，有激励作用，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对于目标与动机的关系，墨子认为应“合志功而观”。志就是动机，功就是目标、效果。《墨子·鲁问》篇记载：“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合志功而观焉。’”墨子认为两位王子的言行是为了赏赐和名誉，正如钓鱼之人躬身垂钓，不是对鱼表示恭敬；用小虫做鼠饵，不是对老鼠表示爱心，所以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考察，了解其真实的想法。
墨子指出人们应有正确的动机，即：“志行，为也。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因为行为是动机与动作的结合，做事的动机不应是求名，否则就如偷盗一样。在看待目标时，他说：“动，利民也。功，不必待时，若衣裘。”意指行为的效果只要对人民有利，不必在乎时间。
由于动机与目标的关系比较复杂，有时相同，有时相反，墨子对此作了具体分析。“矢至侯中，志功正也”，我们希望射中靶心，而结果也是如此，这是最好的结局，即志功合一。但两者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如：
志功不可以相从也。志功为辩。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非意人也。意获也，万意禽也。
以臧为其亲也而爱之，非爱其亲也；以臧为其亲也而利之，非利其亲也。以乐为其利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为利其子也。利人也，为其人也；富人，非为其人，有为也以富人，富人也。
墨子从局部不等于整体和光有动机而没有行动说明了志功不合一的情况。在考评人员时，要了解被考评者的行为的真实动机。惟命是从、没有主见、只做领导的影子和应声虫的人应该被公正、客观地评价并尽量减少。而敢于直言的“忠臣”应该被多任用。在《墨子·鲁问》中，墨子描述了什么样的人才是忠臣：“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已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天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
然后，墨子阐述了“听言迹行察能”来考察人的观点。墨子在《墨子·尚贤上》分析说：“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对于在职人员，应该从他平时的言行中了解其能力，然后决定其升降。尤其在考评一个人时要全面观察，不能听别人的片言只语而妄下结论。在《墨子·耕柱子》上有这么一个故事：“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意指墨子的几个弟子到耕柱子那儿去，感觉招待不周，便向墨子告状，墨子不信，事实证明耕柱子勤俭节约，为墨家团体积聚了一大笔活动经费。同时，在考评人时要注意长期性、全面性。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在人员考评时更显其重要性。墨子在与人辩论时举例说：“今使子有二臣于此，其一人者见子从事，不见子则不从事；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也从事，子谁贵于此二人？”对方曰：“我贵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
（六）人员激励心理思想
墨家的管理文化是融“法、理、情”为一体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严之以法，多种激励方法综合使用，效果显著。激励是运用各种刺激手段满足人的需要，激发人的动机，开发人的潜力，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之趋向于一定的目标。墨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激励方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有实用意义，他主要阐述了赏罚、榜样、情感、荣誉激励等方法。
一是赏罚激励。墨子认为用惩罚和奖励的强化方法取得的效果比较明显。在《墨子·尚贤下》墨子从管理者的角度分析说：“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凡我国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很显然，人们为了得赏免罚，纷纷学射御，守忠信，从而达到统治者的管理目标。在赏罚的时候，上下要统一标准，才能起到激励效果，如果赏罚的对象违背了众人的意愿，不但没有积极作用，而且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墨子说：“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阻暴。”为了扩大赏罚的对象范围，为了提高赏罚的权威性，统治者鼓励人们推荐举报赏罚的人员，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样就加强了激励的效果，因此，墨子在《墨子·尚同下》说：
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者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天下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天下必治亦。
意指下级把好的与坏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上级，上级奖善罚暴，上行下效，逐渐形成学善弃暴的好风气。
墨家学派同时也是一个军事团体，在战乱频繁的先秦时期，严格的赏罚制度决定着一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墨子把赏罚制度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他首先使制定的规章制度广为知晓，了解赏罚的原因及标准，在《墨子·号令》篇中说：“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卫阶若门，令往来者皆视而放。”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墨子制定了连保连坐法，让人们相互监督、相互担保，有效地防止了犯罪。同时，他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禁令，并要求做到令行禁止，这些军纪很严厉，有上百条犯死罪的法令。在《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足以证明墨家组织的纪律严明。墨家内部规定：杀人偿命，伤人者刑，自上而下，一视同仁。墨家巨子（即首领）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当时秦惠王考虑到他年老且只有一个儿子，就叫下面的人赦免了事，但这位巨子回家后仍然按墨家之法处死了他的儿子。
墨子强调赏罚结合，厚赏重罚，做到“赏明可信，罚严足畏”，“罚”给人们规定了行为的准则，“赏”给人们树立了努力的目标，两者结合，巧妙运用，可达到激励斗志，学习榜样，激发责任感、自豪感，杜绝和严戒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和内聚力。为了激励军民安心守城，英勇杀敌，墨子规定按功论赏，他在《墨子·号令》篇说：“其疾斗却敌于术，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奉。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士人，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少先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物质与精神上的奖励对于提高军民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榜样激励。墨子认为榜样激励是用管理者自身的良好行为激励下属。他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上行下效的作用。在《墨子·七患》中他讲到在灾荒年，为了节约开支，共度难关，管理者应该自减俸禄，灾情越重，俸禄越少，例如，“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在困难时期，领导以身作则，带头艰苦朴素，给下属一种必胜的信念，鼓舞了士气，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非常巨大。反之，如果领导者有不良嗜好，下属为了迎合上级的心意，就会做出许多不利于组织的事情，墨子在《墨子·兼爱中》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衣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何故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由于晋文公喜欢臣子穿破旧衣服，所以文武大臣里面穿好衣，外面罩破衣，搞形式主义，完全是为了讨好上级，而不顾一个国家领导者的形象。“昔者楚灵王好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肋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何故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由于楚灵王喜欢细腰的苗条之士，所以臣子们拼命节食，结果损坏了身体的健康，不利国家的稳定。“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由于越王喜欢武勇，所以无辜牺牲了数百位勇士的生命。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的言行、好恶以及形象对下属的影响很大。上级为下属做出行动的表率，下级就会向上级学习，行为符合组织的目标和群体的规范。所以，管理者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养成高尚的情操，形成良好的人格和形象，使下属仿效自己，形成生机勃勃的局面。
三是情感激励。墨子重视情感激励，主张通过管理者的关怀和厚爱去感动下属，激励下属。在《墨子·号令》篇，墨子写道：
吏、卒、民死者，辄召其人，与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诈为自贼伤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伤家，临户而悲哀之。
意指将士如有牺牲，应该迅速安葬，在战争结束后，上级长官亲自到死者家中哀悼和表示悲伤；如果有受伤的，马上送回家好好治疗，并提供好的医生、药品和食品，而且频繁有官吏去慰问，使其尽快恢复。在敌人退去后，举行赛神仪式，奖励所有有功之臣，尤其对于伤亡战士及其家属多升爵加禄，更加尊重和宠爱他们，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情感上得到补偿。同样，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对于员工的各方面都要关心爱护，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生活、工作上的困难，使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领导的关心。
四是荣誉激励。墨子认为用荣誉可以有效地调动将士的积极性。在《墨子·旗帜》中规定：“诸守牺格者三出却适，守以令召赐食前，予大旗。署百户邑若他人财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对于立功将士，除了给予物质奖励，还授予他一面大旗，立于各营署之中，称之为“某人之旗”，使别人全知道他立有战功，并尊重他，学习他，这种大旗是军人的无上荣誉。
墨子通过各种激励方式使墨家学派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学术团体和武装团体，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一种战斗型的团队管理，不仅注重完成任务，实现目标，而且上下同心，同生共死。《吕氏春秋·上德》载：墨家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明知寡不敌众，仍恪守信义，与楚军力战而死，跟他同归于尽的弟子有一百八十三人，尤其是出城送信的弟子在完成任务后，义不容辞地返回城里，一同殉难。人员的激励问题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体现企业的管理水平，还决定企业的发展前景。处理较好的企业，士气高涨，员工工作积极，企业健康稳步发展；处理得不好，企业人心不稳，你争我斗，消极怠工，甚至恶意破坏，企业发展寸步难行，甚至会倒退，因为“人”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出了问题。研究和借鉴墨子的激励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营大有裨益。
（七）人际交往心理思想
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高度概括道：“墨子主旨，全书一贯，兼爱为其根本。”兼爱指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相爱。墨子提出的“兼相爱，别相恶”的思想是构成以和谐性、平衡性、整体性为特征的东方管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崇尚的“和为贵”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为了实现“兴利除害”的目标，墨子首先分析了“害”的根源：
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墨子认为人们之间的相互憎恶、仇视、欺诈、残害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罪恶，他坚决反对“别相恶”，应该“兼以易别”，即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他说：“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何故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在《墨子·天志下》又说：“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墨子通过害与利的原因的对比，认为兼爱是义政，别恶是暴政，兼爱是实现天下之利的最佳途径，兼爱是符合民意的，代表人民的利益。
墨子的“兼爱”其实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根据社会人假设，在工作中人们会形成各种人际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使人有较好的心境，大家态度一致，观点相同，协作配合，可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实现组织的目标。而不良的人际关系使人们之间相互妒忌、互相猜疑，人们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人际冲突上，造成极大的浪费。所以，管理者应该关心组织成员的需要、动机、行为、情感和思想，注意并改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激发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墨子在其文章中多处提出的“爱无差等，投桃报李”的人际关系说，有利于达到“兼相爱，交相利”的目的。
墨子认为人际交往中应该遵循视人若己、平等认同的原则，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可以避免许多误解，消除破坏性冲突。因为猜疑、妒忌、混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之间不相爱，因此，墨子在《墨子·兼爱上》说：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
墨子认为人际交往中还应该遵循尊重互惠、平衡和谐的原则。《大雅》记载：“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爱护别人必定被别人所爱，而憎恶别人也必定被人所憎恶。因为人们之间的感情是互动的，有付出就有回报。墨子在《墨子·兼爱中》列举了种种人们之间由于互尊而形成的好现象，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由此可见，兼爱、互尊是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传统文化极重视群体和谐，现代企业应把群体内部的和谐作为管理活动的理想目标，把沟通协调作为管理活动的首要任务，墨子的“爱无差等，投桃报李”思想可以有效地协调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当双方发生冲突时，若能冷静下来考虑一下对方的利益、处境、心情，再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适应当时的具体环境，就可化解矛盾，达到“平衡和谐”的理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