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与当地热心人士的紧密配合和共同努力，半年后，哈密区在给新疆省总社的报告中明确记载：募集“京斗小麦四百八十四石四斗七升、苞谷七石九斗、青稞三十五石八斗、羊六十八只、牦牛二头、马一匹、大洋四百七十元二角五分、省票银九万五千两”。
为了保证春耕春播，哈密区每年都成立春耕委员会，刘西屏亲任委员长，要求各县局都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并组织人员分赴四乡，认真做好宣传工作，搞好春耕春种。为了保证一些确实贫困的农民能及时播种，每年都拨出专款，按照“穷者不漏，富者不借”的原则，贷给贫困农民购买种子，种收后再归还政府，帮助贫困农民搞好春耕生产。
二、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为了扩大生产，刘西屏为行政长的哈密行署号召职员、居民，在头堡、二堡、三堡一带挖坎儿井，开垦荒地。还明确制定优惠政策：一是收获归己；二是三年免税，四年少交税。
1941年8月，潘同接替刘西屏行政长的职务后，查悉伊吾淖毛湖“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因当地人口稀少，无力耕耘，致使大好土地荒芜无用”，便号召“各族民众，凡属贫无耕地之农民，不分族别，如愿迁往伊吾淖毛湖垦殖者，准就近向各该所管县政府报名登记，经查明属实，即行分批迁移。其无力耕种者，并由政府酌核，借给贷粮，种子、牛对，以示倡导”。所以哈密、伊吾垦荒幅度大，仅哈密县一年就开荒一千八百亩。
新垦荒地当年收获较低，一部分贫困农民秋收后无力归还所贷之款，哈密行署电恳省府，对哈密县、伊吾设治局“本年春贷从宽，特准给予”，保证了垦荒农民的适时播种，巩固并扩大了垦荒成果。现在柳树泉农场的一部分耕地，就是那个时期开垦的。
三、兴修水利，引进新的农牧业生产技术。中国共产党人在水利建设方面采取的措施：第一是鼓励挖坎儿井，除上文讲到的在头堡、二堡、三堡挖坎儿井开垦荒地者收获归己、三年不交税，还从逆产中拨款，援助五堡民众开挖坎儿井和解决民众用水问题，并鼓励在淖毛湖垦荒的民众开挖坎儿井。第二是疏通下马崖水源和镇西城东水磨河之水，以增加灌溉面积。第三是修筑石城子水坝，由李涛负责，动员公务人员和居民义务劳动。在修筑水坝期间，行署发动群众购买羊肉、水果、甜瓜、西瓜送到工地，慰问修坝人员。张东月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修筑石城子水坝是哈密最大的水利工程。
中国共产党人在哈密组织生产活动中，十分注意采用新技术。第一是农业上注重选种。1941年，潘同在视察中发现，镇西小麦“年久混杂，穗小粒秕，不堪选作种子”，立即给省政府写报告，要求省府从奇台、木垒两县运往镇西之军粮内加以选择，可以当作种子者由当地农民按数调换。第二是在哈密建立农业试验场，推广苏联马拉农具，试种优良品种。第三是在镇西建立牧业试验场，进行畜种改良和牧草存储实验。第四是从奇台请来匠人修建一座木制仿机械水磨。
四、发展工业，改善民生。当时三道岭只有一口煤井，土法开采，畜力牵引，人工掘进，油灯照明，虽有近百工人，但日产煤还不到两吨。当时哈密城市里居民冬季都用柴火取暖，农村多用牛粪一类燃料取暖。中国共产党人到哈密任职时，正值秋天，冬季即将来临，中苏交通大动脉重点部位——哈密航空站、汽车站，以及驻扎哈密的苏联红八团取暖燃料供应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共产党人到任当月，就派李涛以行署特派员的身份进驻三道岭煤矿工作。李涛一面筹集资金改造煤矿生产条件，由畜力牵引改为电机牵引；一面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励工人为抗战多产煤。同时积极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他派人打黄羊，每周为职工改善三次伙食；办起简易澡堂，让工人们都能洗上澡；创办煤矿工人俱乐部，丰富工人周末的文化娱乐生活。将工人分成两班作业，要求每班每人采煤一立方米，这样，煤炭日产量就达二百吨，基本能够满足哈密驻军与哈密航空站、汽车站，以及城镇机关、部分居民的取暖需要。这个煤矿，后来行署将其改建为“哈密煤炭公司”，由政府与私人合资经营。新中国成立后，演变成西北第一露天煤矿——哈密矿务局。
李涛还与当时哈密工商会会长田伸仰合作，组建哈密电灯公司，田伸仰担任经理，具体工作由李涛负责。李涛制定章程，动员工商会会员、各族文化促进会会员和城镇居民集资，修建发电厂，终使电灯在30年代末照亮了行署机关、红八团、中运会以及部分居民家庭。
煤矿的扩建，电灯公司的组建，使哈密工业有了零的突破，也使哈密民众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五、兴建市场，平抑物价。当时哈密商业贸易极为困难，民众生活日用品相当匮乏。中国共产党人在协助苏新贸易公司哈密分公司做好贸易工作，保证军需供给的同时，积极兴建市场，平抑物价，稳定社会。
1939年2月，行署将哈密城内一块空地划出，丈量出亩数，兴建新市场。1941年10月，哈密行署向省府报告，将东河坝花果山地方，划出地块，兴建牲畜交易市场，制定《牲畜交易市场规则》，由财政局、公安局共同管理。设立“官牙子”——“与民众介绍牲畜买卖之事务”。并“训令”镇西县设立临时市场，“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当发现哈密出现“不明大体奸商，抬高物价，囤积居奇，竞买土产，捣乱市场，破坏金融，使一些物价猛涨，影响大众生活之不安”时，行署果断成立平价委员会，“将各种货物根据过去市价予以规定公平价格，以便交易，而免操纵”，并规定各县局也成立相应的机构。哈密还成立平粜委员会，在青黄不接、粮价高涨时，政府拨出粮食，“以公平价格以事平粜，以资调剂民食”。
由于上述各项措施，中国共产党人在哈密工作期间，不论驻军、公务人员，还是贫民小户，生活供应都得到了基本保障。天山铸英灵九霄作天民张仁幹1939年12月底的一天清晨，寒风凛凛。哈密街头出现一支长长的送葬队伍，队伍中有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城市居民；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有老人、中年人、青少年、幼童……人们胸戴白花，神色凝重，眼含泪花，缓缓走向位于西河坝的汉族文化促进会的墓地。队伍最前面的一位青年妇女，抱着孩子，悲痛但很坚强地走着，两边是搀扶她的女教师。送葬队伍长长的，绵延了整个哈密街道，多达千人，维吾尔族民众在教育局房顶上击鼓、吹唢呐，用传统的哀悼形式，表示对逝者的悼念与敬重。这是瓜乡历史上从无先例的不分民族、规模宏大的送葬队伍。
这就是为哈密区第一任教育局局长、中共党员祁天民送葬的队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青年妇女是祁天民的妻子、刚从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历尽艰辛到达哈密的刘晓雯，怀里抱的是祁天民不足两岁的独生子祁鲁梁。
墓地面对天山，右邻龙王庙，祁天民安详地躺在厚重的天山松棺椁里，葬品是他生前使用的水晶眼镜、书籍、私章等，墓碑上镌刻着“天山永孝，正气长存”八个大字。一副挽联写道：“日寇未诛身先死，事业继承有后人”，横批为“精神不死”。
追悼会隆重而悲壮。大家在悲痛中回忆起祁天民进取拼搏、奉献不息的一生。
一
祁天民，满族，原名祁延霈，字沛苍，1910年出生在山东泉城的一位教师家庭。1928年，十八岁的祁延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但他不满足，立志“踏遍千山寻宝藏，涉尽万水求真理”，想学地质，为祖国寻找宝藏。于是，1929年又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次年，清华地理系设地理、地质、气象三个专业，祁延霈如愿以偿地选择了地质专业。
1933年，因为“国势阽危”，清华大学决定让这批优秀学子作了论文后，不再进行考试就毕业了，二十三岁的祁延霈从此踏进了社会。
祁延霈是清华大学地理系地质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当时清华大学毕业生大多数人想出国深造，但祁延霈却想在祖国进行“实地考察，探求新知”，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做出贡献。恰巧，此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需要一名学地质的专业人才，所长、考古学家梁思永是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袁复礼的同学。袁复礼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品学兼优的祁延霈，经其推荐，祁延霈受聘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组助理员，从此拉开了他考古生涯的序幕。
就在祁延霈沉迷于考古发掘事业中的时候，发掘现场发生的一件事，使他猛然惊醒。这件事是：他们在殷墟发掘中发现一尊石雕，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他们加强了夜间看管。在夜间巡逻中，发现盗墓贼在他们发掘的遗址东侧也在发掘，他们与维护发掘治安的民团一起捉住了一部分盗墓贼，将其押送安阳专署查处，但没过几天却发现盗墓贼被释放了，他们深入了解后才知道，原来盗墓贼早就和地方官员相互勾结。祁延霈震惊了：他在想，一个官、贼互通的政府怎么能强国富民呢？
残酷的现实，逼着祁延霈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
二
就在祁延霈对人生产生迷茫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1937年的“八一四”，日本人轰炸上海，“八一五”轰炸南京，“八一九”轰炸长沙……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得不于8月19日迁往长沙，挤进长沙圣经学校，同时在这里避难的还有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北京图书馆等四个单位。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每个国人在国家面临存亡的关键时刻都必须做出的抉择。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共两党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国人的支持与拥护。国民党的赖琏到圣经学校演讲，宣传的观点是“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的徐特立到圣经学校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呼吁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面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日本侵略形势的紧逼，国民党的逃跑和内战主张，共产党人的救亡主张……祁延霈痛下决心，投奔共产党，救祖国于水火。祁延霈毅然离开自己心爱的专业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告别了父母妻儿，与尹达、杨廷宾等人悄然离开了长沙，避开国民党的阻挠和迫害，历尽艰辛，于1937年冬，辗转到达延安，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二期第九队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祁延霈毕业于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是一位已经颇具声名的地质考古学家，在当时的陕北公学里是凤毛麟角。但他却能扑下身子，与同学们一起住窑洞，睡土炕，烤炭火盆，穿灰棉袄，吃小米饭，坐着砖头露天上课。祁延霈的努力得到陕北公学党组织的认可，1937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在1934年，盛世才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击败了马仲英部，坐稳了新疆督办的交椅；又在联共党人的帮助下，提出“联俄联共”的口号，制定了《六大政策》；1937年在苏联人的斡旋下，又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于是，他在“进步”的掩盖下，1938年又向中共提出派遣干部来新疆工作的邀请。中共中央为了保证与苏联通道的畅通、苏联援华物资的顺利运送，以及巩固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同意接受盛世才的邀请，决定从陕北公学、延安抗大抽调一批干部，并从新兵营抽调一部分干部，从路过新疆的中共党员中留下一部分干部，前后共有一百多名中共党员参加盛世才政府的工作。祁延霈就是陕北公学抽调赴疆工作干部中的一员。他与他的战友四十多人，于1938年3月1日集结，周恩来副主席赶赴集结地送行，勉励他们到新疆后，要多为各族人民谋利益，要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
三
祁延霈和他的战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938年4月的一天，终于到达祖国西北边陲、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了工作方便，来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全部采用化名。祁延霈化名祁天民，意为天山之民，被分到新疆学院任秘书。于此前已经分到新疆学院工作的中共党员有林基路、杨梅生、许亮三人，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杨梅生任军事教官，许亮任历史教员。院长由教育厅厅长孟一鸣兼任，孟一鸣原名徐孟秋，曾任红军大学代政委，平时不在学院办公，也不过问学院工作，所以学院工作实际是由教务长林基路主持。当时秘书的含义相当于现在的助理，职责是协助林基路处理学院日常工作。
祁天民除协助林基路做好校务工作外，还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他给政经系学生讲授《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给教育系学生讲授《中国教育发展史》《中国自然地理》等课，为了将课讲出深度与广度，他自编教材，经常通宵达旦伏案备课。他还将教育系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小组，根据各组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祁天民还经常给学生作抗战形势报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六大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辉煌战绩，时时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心和无处不在的拼搏奉献精神。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启发引导，不少学生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使新疆学院不仅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新疆最高学府，而且成为当时新疆青年革命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