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精神转折
后期经院哲学中已经显露出了重视个体的苗头，这预示着“个体”将要挣脱传统的束缚而获得“解放”，这是此后所有欧洲文化发展的基本因素，当然，它从此以后也造成了周而复始的社会和精神的混乱状态。后期经院哲学家开始要求对古代语言进行详细研究，这预示着人文主义运动的来临，这个运动使得欧洲的思想在许多领域内与其古典源头进行了一次崭新的亲密接触。罗吉尔·培根提出，科学和哲学必须建立在人直接观察自然和人的直接经验之上，而不要相信任何权威，这为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这部宏大的戏剧拉开了序幕。最后，虽然唯名论哲学——通过切断中世纪的信仰和知识之间的联系——打破了经院哲学在信仰与知识领域内的统一性，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为信仰、科学和哲学领域内巨大的新力量的释放和产生影响创造了条件。
尚在经院哲学后期就已经响起了向旧时代挑战的号角，这是经院哲学开始走向衰落的征兆，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转折即将来临的预兆。
于是，这个过渡时期所显露出来的大部分特征就萌芽般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并且这也是此后整个欧洲思想的特征：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由人格受到了较高的尊重；对古代经典的自由讨论，不用再去顾忌那些神学责任和目的；一种纯粹以理性和经验为基础的科学；非宗教色彩的思想的世俗性。
显而易见，要想正确地理解某个特定时代或某个特定思想家的哲学，我们就必须把它与这个时代的社会和精神的基本状况联系起来看才行，因为哲学思想并非诞生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如果说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章节都对时代的历史背景做详细介绍，那么至少在哲学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应该尝试去关注哲学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上述特征存在于哲学自身内部，或至少存在于思想界。只有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哲学领域以及这一时期整个文化史的发展，我们才能对这种历史巨变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历史巨变瓦解了中世纪的社会秩序以及代表这一秩序之一部分的哲学，并且以某种新的东西取而代之。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从中世纪到所谓近代。
的转变，每一个观察角度都为认识整个发展过程提供了一种特定的视角，而且每个视角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要想“解释”或理解整个过程，单独叙述一个事件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将尝试通过列举五个最重要的方面，从而对这个转折时期发展过程的丰富多彩的侧面做一概括地了解。
1．发明与发现
指南针的发明，它使远洋航海成为可能，并从而开辟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火药的应用，它动摇了中世纪社会秩序中骑士阶层的统治地位，并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印刷术的问世，伴随着十字军东征，过去使用的昂贵的羊皮纸越来越广泛地被廉价纸张所取代，这两方面的因素为正在开始的新思想运动产生剧烈而广泛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同样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哥伦布发现了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达-伽玛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这条海路就是哥伦布本来想要寻找的。麦哲伦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这些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欧洲在地球上大部分区域内的扩张，此外，它还导致了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文化中心向环大西洋的西欧附属国的转移，到了现代，这种转移则超出了这个范围。
2．新的自然知识
中世纪的宇宙观假设：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它是静止不动的，整个苍穹围绕着它旋转。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古斯曾经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他的这一天才思想则被完全束之高阁。为了使实际的观察与他的那种假设相一致，他发展了一种极其不自然和近乎钻牛角尖的天文学思想体系。
当无休止的研究欲望和基督教传教热情以及征服欲和贪婪驱使欧洲人向整个地球扩张的时候，他们思想的触角与此同时也开始伸向宇宙空间的纵深处。
德国人尼古拉·哥白尼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摧毁了阿里斯塔古斯的思想体系，并代之以一座脉络清晰合乎逻辑的思想大厦。他认为，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的天体，并且它还围绕自己的轴自转。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是在他死的那一年才发表的。
起初基督教会对哥白尼的思想并没有持否定的态度，可是哥白尼的两位伟大后继者和其思想的完成者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两个教派的教会都认识到，他们的新思想对于传统宗教观念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两位的生活因此而充满了悲剧性的斗争。
把质的差异改为量的关系，这是现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令人惊羡的成果的秘密。“Ubi material，ibigeometria”，开普勒如是说，并首次表达出对后来的自然科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数学认识理念。其中第一位的名字约翰内斯·开普勒首先是与行星运行规律联系在一起的，他发现了这个规律并用数学方式把它表达了出来。此外，开普勒几乎在当时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内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是，开普勒并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者，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我们只想强调指出他对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开普勒深信，整个宇宙服从于一种统一的规律性。在《宇宙和谐》一书中，他特别表达了这一思想。这个信念成为他所有科学发现的指导思想，甚至可以说，他的这个信念起源于他的一个愿望，即他试图用精确的方法证明他关于宇宙和谐规律性的形而上学信念。他的第二个基本思想与第一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开普勒用如下句子表达了这一思想：“人的心灵能够清晰地洞察事物的量的关系，人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认识这种量的关系。”开普勒因而首次说出了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与古希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根本区别。开普勒认识到，希腊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试图用质的不同效力来解释自然。与希腊人不同，开普勒认为，自然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自然中的区别仅仅是量的差异。
伽利略这位伟大的意大利人是当今自然科学的真正鼻祖。除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发现和发明之外，他主要是为力学奠定了基础。他比开普勒更为坚定地表达和应用了一种纯粹量的、数学的和机械的自然科学原则。伽利略于1564年出生在比萨，众所周知，他由于赞成哥白尼的学说而被送上了宗教法庭，他们以酷刑相威胁，最后伽利略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只是到了20世纪，天主教教会才能够公正地对待伽利略，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伽利略毕生的事业对后世产生影响。
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他的自由落体试验以及由此而推导出的一般运动规律。在旧的、以质为标准的、从事物的“形式”和“本质”出发观察自然的方式与伽利略的新的和以量为标准去观察自然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区别，这种区别在自由落体实验中以特别明显的方式显露出来，伽利略从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出发去从事他的这个试验。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物体为什么会下落？他的回答大概是：因为物体就其“本性”来说是“重的”，而且它们会寻找它们在宇宙中心的“自然的位置”。伽利略提出的问题是：物体是如何下落的？为了确切地寻找答案，他把完整的下落过程分解为可测量的因素：下落距离，下落时间，运动的阻力等等，并且通过实验和测量来考察这些因素的量的关系。试验的结果表明，物体在无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均以同一速度自由下落，这是一个“自然定律”，也是一个数学公式，它不是“解释”这个过程的“本质”，而是精确地描述这个过程。伽利略仅限于考察自然过程是如何发展的，而不考虑其本质和原因，毫无疑问，他是放弃了一些东西——如后来的科学发展所显示的那样，正是由于这种放弃才使得人们掌握了大量精确的自然科学知识。伽利略不仅成功地运用了这个自然知识的原则，而且还在理论上经过清晰地深思熟虑把它写进了他的著作中。他明确地表达了前面引述的开普勒名言中的意义自然这部大书随时为我们打开着，为了能够阅读它，我们需要数学知识，因为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自然的进程是量的变化，因而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科学就必须设法使实验的秩序达到可测量的程度。
在伽利略的影响下，欧洲自然科学经历了无与伦比的胜利进军。自然科学接管了科学王国的宝座，并且再也没有让出过它的王位。从此以后，没有一位哲学家会对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果视若无睹，有人甚至说，伟大的科学研究者才是近代真正的哲学家。此外，至18世纪，几乎所有的重要哲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
3．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在哲学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尝试，它使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体系以其真正的面貌获得复兴，这就是说，它不再受经院哲学的影响。这一系列尝试中最为重要的尝试就是从解释柏拉图的著作开始的，对柏拉图的研究在东方比在西方更为活跃，来自东方的希腊神学家于1438年前往费拉拉参加那里召开的宗教集会。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一股新的希腊学者流亡潮开始涌入意大利。在第一批流亡者中就有乔治·纪密斯特·柏莱图，他是一位柏拉图的热情崇拜者，他的别名就是模仿柏拉图的名字。他的演讲感动了统治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使他们计划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柏拉图学园，这应该是古雅典学园的延续。这个学园中最杰出的人物是玛西流·费其诺，他以极其优美的文笔把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
在哲学领域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但是自14世纪始，这种研究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研究的程度也更为深入。这一新的运动被称为人文主义，因为他们提出了一种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准的纯粹“人性的”理想，亦即一种非神学的文化理想，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主要有彼特拉克以及他的同时代人薄伽丘。后者的学术著作在今天远远不如他的中篇小说集《十日谈》那么有名，不过这部小说集则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他们将中世纪时几近散失的古典文献重新收集起来并对其加以研究。人文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影响了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且受其影响的范围也从意大利迅速扩展到欧洲所有的国家。在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中，最为著名的是爱拉斯谟、罗伊西林和乌尔里希·封·忽顿。在此之前，洛伦佐．瓦拉以及其他人就已经致力于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他们在西塞罗身上看到了这种复兴的体现。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谓复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的著作在经院哲学那里就一直没有受到过冷落。但是，由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坚持要对他的哲学著作加以精确地认识，这使得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越来越感到困难，他们难以使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保持一致。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关于人的永生这一问题上。当时有两个亚里士多德学派，一个是以皮特罗·彭波那齐为首的亚历山大学派，一个是阿维罗伊学派。关于永生问题，这两个派别进行了尤为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的争论倒使得本来没有基督教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问题变得更加明朗化了．随着15世纪的到来，作为基督教信仰之基础，其影响持续达数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基本上大势已去，而亚里士多德哲学从它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同时也标志着经院哲学的衰落。
15人类奉献了一大批除了前面提到的自然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柯勒齐、提向；集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为一身的米开朗琪罗；全能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诗人塔索和阿里奥斯特；音乐家帕莱斯特里纳；建筑家布拉曼特；法国有朗萨尔和拉伯雷；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德国有丢勒、霍尔拜因、格拉纳赫、格律内瓦尔德、黎曼施奈德、布克迈尔、威特·施多斯；英国有马洛韦和莎士比亚；还有宗教改革家路德、加尔文和孜文格利；此外在其他领域内还有大商业家族梅迪奇、福格尔和威尔塞；伟大的统治者弗朗茨一世、伊丽莎白一世、菲利普二世、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卡尔五世；最后还有战争英雄——当然他们在此意义上并非创造性的人物——如西班牙的康奎斯塔多伦以及意大利的康多迪利。各种复兴古典的思想运动几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创造性的和预示未来的哲学思想，它们的功绩主要在于，使得人们在审视希腊和罗马哲学时能够不带任何成见，不戴经院哲学的有色眼镜，并能从世俗的角度出发。古希腊罗马哲学就这样被介绍给了他们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的数代人，在随后的时间里，正是由于受到了他们的推动，新的创造性思想才得以产生。人文主义主要是学者们的事情。而由此产生的文艺复兴利语为rinascimento，意思是通过复兴古希腊罗再生则影响到了所有医学、技术、法学和商学至少在意大利它影响了世纪和16世纪意大利为有创造性的天才人物，科学家和重大发现者之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奥、拉斐尔，意马文化而达到人性的的生活领域：科学、学，尤其是造型艺术，所有的大众阶层。
在这样一个文化异常繁荣，并且宗教、政治和社会发生着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的生活和思想背景。弗朗西斯·培根活动于英国宫廷，在那里同时也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乔丹诺·布鲁诺的人生命运可谓动荡不安，他被迫在整个欧洲颠沛流离。这一切就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宗教和政治漩涡中。
蒙台涅曾经说过：“那些在天下大乱时拯救国家的人，通常也是制造社会混乱的人。”他对国家、政治、思想、知识、教育、德性以及勇敢的个性等进行了反思，但是他的反思总是回到一个主题上：生与死。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人的本质的前提及其组成部分，我们的此在是生与死的共同财产，人生的事业就是去构筑死亡——这些思想与当代哲学不无相似之处，即把此在看做是“走向死亡的存在”。米歇尔·德·蒙台涅的著作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他通常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范畴，而且他的思想也不成体系，但是他的散文——这一文学形式就溯源于他——足以证明他是一流的独立思想家。他出生于1533年，其父是个殷实的商人。经过多年的学习、远游和社会活动，他既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人情世故。不过他后来却甘愿隐居到位于城堡塔楼的著名书房里著书立说，在那里，他把他的思想写进了《散文》和《旅行日记》中。他的文章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之子：他的心灵是完全世俗的，带有批判精神的，充满怀疑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因此他坚决地鄙视各种巫术迷信。在他的思想中，人居于中心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挣脱了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锁，对未来满怀憧憬，为了认清自身之谜，他擦亮了双眼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人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如同这个时代首次出现了大画家的自画像，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自我观察的过程。今天的读者会觉得，那时的许多思想都具有令人惊讶的现代性，仿佛就是当代人说的话。
在蒙台涅那里，深刻的思想、尖锐的观察和优美的表达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阅读他的文章令人感到心情愉快，这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必备的素养。即使在今天，对于了解世界和人生的哲学思想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来说，他的著作在这方面仍然是浅显易懂和引人入胜的入门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台涅曾经对他的散文进行过反复修订和增补，直到158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完整版。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他的最为重要的散文或许是那篇论述加泰隆人莱蒙特·德·萨本德的文章，蒙台涅早先曾经把他的文章翻译成法语。蒙泰涅持一种纯粹怀疑主义的态度：以皮浪为首的怀疑主义思想家难道不比所有后来的思想家更聪明吗？至少他们心里清楚，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什么确切的东西！譬如，哥白尼的新学说已经证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理论是错误的，可是谁又能保证，这种新学说将来不会重新被驳倒和超越呢？即便我们严格地局限于经验知识，可是谁又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相信我们的感觉器官呢？再譬如，感官能否告诉我们“热”这种现象的真正本性呢？哪个主管机关能够裁定，我们的“感官经验”是否可靠？理性吗？可是谁又能确定，理性就那么足可信赖？蒙台涅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对现有知识加以批判性思考和检验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
4．宗教改革
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的人文主义只能被一小部分人所了解，而大众的强烈的宗教需求却得不到满足，这种需求在肤浅的宗教实践中以及在学者们的神学中也根本得不到满足。当一个能够体现这种需求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地表达这种需求的人出现时，这种需求便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人文主义者已经认识到教会改革的必要性。在他们的文献中，特别是德语文献中——这些文献几乎完全没有世俗倾向，而只有神学色彩，除了常常以讽刺形式出现的对教会机构的批评之外，他们还反复地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在不违背传统的条件下从内部对教会实施改革。
和奥古斯丁一样，路德心里也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他感到个体的人在上帝面前是那样得软弱无能，因此他强烈地渴望获得救赎。但是，路德并不仅仅反对中世纪的宗教传统，他在思想上还返回到奥古斯丁那里，并且发现，只有在信仰中，在对《圣经》和对上帝的神圣启示的信仰中，才能找到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因此，路德的学说被称为新教学说。马丁·路德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且也没有体系化的思想，他是一个满怀宗教热情和非常感情用事的人。他首先反对和抵制的就是，教会企图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代言人，他发现这种情况在赎罪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路德行为的直接诱因。路德认为，能够领受上帝福音的并不是可见的教会，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不可见的教会；他认为应该取消教会上帝代言人的权利，把它还给普通教民，这就是说，他为个人赋予其应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思想的解放运动，它与文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运动是同时发生的，只是由于路德笃信宗教的个性，使他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那样欢呼雀跃，并离开他的宗教土壤。
在他的《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一文中，路德写道：“大学究为何物……在其中的生活是自由的，但是很少讲授《圣经》以及基督教信仰，只有盲目的异教大师亚里士多德独领风骚。我的建议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书……全部清理掉；此外，他的思想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为了研究它，人们耗费了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劳动和金钱，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那个该诅咒的、傲慢自大和滑稽可笑的异教徒用他的虚妄的言词迷惑和欺骗了这么多优秀的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极为痛心。这个可耻的家伙在他的书中说，人的灵魂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亡。即使我们苦口婆心地规劝他，那也是徒劳的，其实我们的《圣经》对万事万物都作了详细解释，而亚里士多德却嗅不到它的一点儿气息。即便如此，那个已经死去的异教徒仍然是阴魂不散，他仍然在阻挠和压制着《圣经》的传播。每当想起这些令人痛心的事情，我就无暇他顾，我想，一定是有什么恶魔在从中作怪。”“要倾听圣言，对路德采说，天启真理是不容置疑的，它与理性截然相反。他对理性大加责罚，称其为“淫荡的娼妓”。“如果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圣言，那么我就不再追问它如何就是真理，仅仅知道它是上帝之言就令我满足了。在神性的事情上，理性是全然盲目的。”路德对哲学的态度便由此而来，人们不应该把上帝之言与理性、神学以及哲学混为一谈，而应该非常明智地把它们截然分开。由此便产生了他对于在晚期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立场。
在路德那里，我们也同样看到对理性和信仰的粗暴反对，这与原始基督教信徒如德尔图良有些类似。但是，宗教改革也重复了原始基督教所走过的老路：他们不可能在最初否定哲学的地方停滞不前。一方面，有必要去迎合和获得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另一方面，在年轻的新教教会中，人们也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场所，特别是用于满足中学和大学的教学需要。梅兰克森是路德的同行，他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同时也是一位推崇爱拉斯谟的学者——路德在这方面也受其影响，他融新教精神与博学多识于一身。虽然梅兰克森也有出众的天赋，但是他不像路德那样热情洋溢，他倒更像是一个平庸的枯燥乏味的学究。当有人让他“必须任意选择某个哲学家”时，除了选择那个被路德大肆贬损的统领天主教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之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当然，他选择的亚里士多德是经过人文主义批判而被净化和改良了的亚里士多德，但是这却像是一场违背自然的婚姻，在其中，路德信仰所蕴含的许多原始力量和深刻的神秘主义思想被合弃了或者逐渐变得僵化了。在新教教义中，哲学重新成为神学的奴婢，不久之后便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教义学，人们也可称之为新教经院哲学，它以中世纪经院哲学为榜样，也成为不容置疑的教条。
在与新教正统观念斗争的过程中，路德原来那充满活力的信仰力量继续产生着影响，雅各布·波墨的新教神秘主义以及后来的虔信主义运动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形式复活了。
我们不能说，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欧洲的自由研究和哲学摆脱一切神学束缚开辟了道路。路德只是促进了对《圣经》的自由研究，除此之外他并不重视其他事物。他称哥白尼的理论“不过是一个企图让人改信天文学的傻瓜偶然产生的绝顶聪明的念头”。毋宁说，精神的解放主要是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影响下产生的，在意大利和英国这一点表现的尤为突出。某些批评家甚至把路德的宗教改革看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阻挠了欧洲精神正在日益走向解放的发展路程。尽管如此，新教教义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打破了教会在中世纪所有精神生活领域内的统治，在表面上，它使教育机构从教会的统治下脱离出来并使其世俗化，在精神上，它为良心的自由提出了理论根据。如果没有路德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康德哲学中关于独立道德人格的理论就不可能产生，德国唯心主义以及德国思想史上的其他许多重要事件也不可能发生，而且，虽然路德被公认为是哲学的死敌，但是对于哲学史来说，与同时出现的宗教改革家乌尔里希·孜文格利和约翰内斯·加尔文相比，路德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路德也是德意志民族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最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天才，并且，由于他的伟大而质朴的人格魅力，由于他的行为在政治领域所产牛的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在德国历史上也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外在威胁的影响，天主教也进行了深刻地自我反省，并作了内部清理和力量集中。伴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天主教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宗教改革进行了非常成功地反击。在这一过程中，经院哲学又经历了一次最后的辉煌，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弗朗西斯科·苏阿雷兹的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近代初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新的法律和国家思想。
欧洲各民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为所有这些精神变革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是新经济的支柱，他们发展为一个自由的和自信的社会阶层，对上他们与贵族和僧侣阶层划清了界限，对下他们与大多失去自由的农民区别开来。尤其在意大利和西欧以及德国的西部和南部，资产阶级的城市成为新的世俗文化的中心。决定精神生活的权力第一次从僧侣阶层的手中转移到了普通教徒的手中。骑士阶层的权力之所以被削弱，不仅仅是由于火器的问世——其军事优越性因此而丧失，而且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城市的日益繁荣以及居住在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的日益上升。尚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就与东方建立了贸易联系，这尤其为意大利的港口和贸易城市带来不断增长的富裕。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使得大量的贵重金属从美洲新大陆流入欧洲，从而使欧洲的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通经济开始取代中世纪以农业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秩序。
中世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开始摇晃起来。迄今为止，身为某个社会阶层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和不可改变的个人命运，而如今，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日益增多的重要个人脱颖而出，不管是何出身，他们仅仅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最为激烈的社会动荡之一是从当时的社会最底层即农民。
那里开始的。由于农民失去了自由，并且受贵族和僧侣地主的剥削，于是在15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南部就已经爆发了农民起义。真正的农民起义浪潮是在1525年爆发的，正值德国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起义的农民提出了十二款要求，起初路德认为他们提出的那些要求基本上是合理的，并且他也曾经试图在此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随着事态的剧烈发展，路德彻底改变了态度，最后他赞成对那些“异端的和强盗式的乌合之众”进行血腥镇压。除此之外，农民们也没有统一起来，他们幼稚地轻信了别人的许诺，而且在政治上他们也不够成熟，于是，他们在各地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们的天才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以及许多人被处决了。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农民的处境一直非常恶劣，当然地区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这里所显示出来的使宗教改革发展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
农民战争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诸侯，他们非常清楚应该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因为统一的贸易和经济区域的形成对于国家中央集权是有利的。于是，诸侯专制制度成为继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的主要国家形式。最后，欧洲各民族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也是摧毁中世纪社会秩序的一股离心力量。首先，在英国和法国形成了纯粹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要求完全的自主权，它们不再觉得自己应该臣服于一个欧洲帝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也诞生了。宗教的和世俗的力量越来越相互背离，这为精神领域内的宗教与世俗的分离准备了与之相应的社会条件。
已经发生变化的欧洲状况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法律和国家思想，于是便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们首先又是诞生在意大利。
马基雅维里。
“人要么被阿谀奉承，要么就被踩在脚下，因为即使为了一点不公正之事他也会伺机报复。没有人还会从坟墓里爬出来进行报复，如果有人对他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那么他也没有机会再报仇雪恨了。”尼库劳·马基雅维里是佛罗伦萨人，他心中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四分五裂的祖国能够繁荣富强，而且最好能够由他的故乡城市来领导这个国家。他对罗马教皇的统治也是恨之入骨，因为在他看来这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在他的著作里，特别是在《君主论》一书中，他构想出一种政治理论，认为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就是国家的自我保存和强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不管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一切时代和民族的经验告诉他 ，确保成功的最后手段往往是欺骗、贿赂、欺诈、投降变节、背信弃义和强取豪夺。
“整体来说，我认为，无所顾忌要比谨小慎微好，勇猛果断要比犹豫不决好。幸福就像是个女人，你若想占有她，就得鞭打她。事实会告诉我们，幸福总是会委身于那些勇猛果断地攫取它的人……”马基雅维里清楚地了解人及其弱点，政治家必须学会利用人的弱点。政治家必须知道，人性本恶，而且大部分人是愚蠢的。他总是赞扬那种雷厉风行和无所顾忌的行为。对于公平，他的信任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必须清楚，若要解决纠纷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通过公平合理的途径，要么就诉诸武力。人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式，动物则采用第二种方式。因为第一种方式并不总是能够解决问题，我们有时就必须采用第二种方式。”特别是，国家之间是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的。道德和公正不适合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只能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
一位批评家这样评价马基雅维里，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并且也是后天培养的外交家，他有勇气向他自己和世人坦白了迄今为止一切时代的外交家只用他们的行为泄露出来的真理”。
格劳秀斯。
荷兰法学家和神学家胡果·格劳秀斯与马基雅维里的正好相反。他的重要著作有《自由的海洋》和《论战争法与和平法》。格劳秀斯同时也是一位神学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使他的观察方式与马基雅维里的那种世俗的、玩世不恭的和冷漠无情的观察方式相去甚远。对他来说，法源自上帝的意志。格劳秀斯是荷兰人，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的贸易非常繁荣，他们的商贸船只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航行，因此，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当然也就是，保障他们的贸易免受战争和强盗的威胁，保障他们“在海上的自由”。
他也被看做是现代国际法的真正奠基人。因此，在格劳秀斯看来，法律高于国家。除了天启的神的意志，还存在自然法，而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和社会的动物，他必须按照神的意志遵从这种自然法。自然法不仅约束着每个个人，它还约束着处于战争与和平状态的国家。后者恰恰是法律中最重要的部分，格劳秀斯著作中所讨论的主要也是国际法。
霍布斯。
霍布斯的主要著作有《自然法和政治法要义》，其中第一部分就是他的著名论文《论人性》；《哲学原理》由如下部分组成：论公民、论物体、论人；《论自由和必然性》；《利维坦》是论述国家的主要著作。国家哲学思想在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那里达到了顶峰。
只有把霍布斯放到当时那个翻天覆地的革命背景下来考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在英国，在法国巴黎的流亡生活中，霍布斯亲历了当时的革命浪潮，最终他对革命产生了某种厌倦情绪，并希望树立起一种不可动摇的国家权威，霍布斯在他的著作中就为这种国家权威做了辩护。这些标题就已经表明，霍布斯不仅仅是一位国家哲学家，毋宁说，他把他的国家学说与一个完整的宇宙哲学体系结合到了一起．正因为此。我们在其他章节里还会简短地提到他。但是国家学说仍然是他的哲学的核心部分和影响最大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只讨论他的国家思想。霍布斯比格劳秀斯更进了一步，他不再顾忌任何神学观念，并将它从伦理和政治理论中清除了出去。他只以经验为基础，他精熟伽利略用力学和数学解释自然的方法，并且他也是第一个试图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历史和社会理论中去的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无情地摒弃了意志自由。
霍布斯就构想出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充满着和平，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人的道德情操是高尚的。而在国家之间，作为原始状态的残余，战争依然会存在。在霍布斯眼里，人是利己主义者，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他只关心如何维持自己的生存，并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在人人为己的自然状态下，势必会产生“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不可能满足人与生俱来的对安全的需要。只有通过契约的形式，在国家之内建立一种超乎个人的权力机构，以此来限制个人意志的膨胀，人类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和安全保障，并为实际的道德实践提供可能性。
国家就是“尘世的上帝”。国家决定什么是合法：国家允许的就是合法的，国家禁止的就是不合法的；国家也决定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的标准；国家也决定何为宗教：对霍布斯来说，区别宗教和迷信的标准就是，国家认可的就是宗教，国家不认可的就是迷信。国家意志是由统治者或议会体现出来的，因国家形式不同而不同。国家意志必须是全能的并且要高于法律之上。霍布斯为国家权力机构赋予了绝对的权威性，而且他论述国家的著作《利维坦》就是以《圣经》中的庞然大物利维坦为标题的。霍布斯强调指出，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原始状态，即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就是彻底地臣服于国家权力之下。
显而易见，霍布斯的观点与《圣经》中的描述是不一致的，因为霍布斯认为，道德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圣经》中则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一种伊甸园式的完美状态下，后来才变得道德堕落。霍布斯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观念也相去甚远，因为他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按照实用的目的建立起来的机构，是纯粹的人类发明，他拒绝并嘲笑那种为国家权力寻找宗教或形而上学根据的做法。因此，霍布斯大肆贬损经院哲学，而且他也被同时代人诬蔑为无神论者，这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中世纪，个人和国家都被放入一个神圣秩序的框架之内，而在霍布斯那里，我们会看到，随着中世纪观念的破灭，个人和世俗的国家都获得了“解放”。自此以后，西方政治史以及整个近代思想不得不面临的任务就是使两者达成一致。在这里，霍布斯完全站在了国家一边。他不能而且也不想看到，道德与国家设立的法律不相一致，甚至变得支离破碎。
作为国家专制主义的理论家，霍布斯已经超出了文艺复兴，直到18世纪，欧洲的政治面貌都受到了国家专制主义的影响。
莫尔。
“上帝啊，每想及此，我都觉得，如今的社会只是一种有钱人策划的阴谋，他们假借为大众谋利益的幌子，实则只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确保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产不受侵犯，为了能够用尽可能低的报酬去剥削穷人的劳动，这些富人们绞尽脑汁，耍尽花招。富人们以社会全体——当然也包括穷人——的名义宣称这就是可恶的天命，并名之曰规律。”显而易见，今日政治思想的大部分流派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其代表人物，或至少有其思想先驱：在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在权力分配中受歧视的民族那里，肆无忌惮的权力思想占统治地位。
；在生活基本获得了满足并从事贸易活动的民族那里，则要求一种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法律。
；国家权力高于法律、道德、宗教和个人生活。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也并不缺少，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描述了一幅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画卷，这本书的外在形式是富于诗意和充满大胆幻想的小说，而它的内容却毫无疑问是非常严肃的，作者的观点富于革命性。这幅理想中的画卷与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是格格不入的。他要求停止对下层阶级的剥削，社会的每个人都参与劳动，共同从事生产活动，财富共享，养老有社会保障，人人都有权接受教育并分享社会的精神财富。这位最先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批评家的许多观点或许也表达了19世纪的一位富于斗争性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意大利人托马索·康帕内拉在他的《太阳城》一书中也描述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画卷，在观念上，他与莫尔有些相近，而且也符合柏拉图的国家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