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做成功一件事,千万不要等待着享受荣誉,应该再做那些需要做的事。
人怕出名猪怕壮。
中国人很重视名分、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是千年不变的古训。可是一旦某人出了名,却会招来一些烦恼。烦恼之一,是自己不能正确对待,不知荣誉是谁给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最后走向反面;烦恼之二,是别人不能正确对待,或是嫉妒,或是干扰,或是打击,或是过分崇拜;烦恼之三,是社会不能正确对待,穿梭访问,频繁接见,想方设法制造名人效应,明目张胆抢夺名人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腰包的钱财。也许如此,才有“人怕出名”之说。
袁隆平的名字,随着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也为更多人所知,但他对此十分淡漠,他一往情深的还是杂交水稻新组合的名字。
1984年6月,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他出任主任。由研究员到主任,又多了一个名分,多了一份责任,所以比以前更忙。
这时,有位记者访问他,交谈中认为他今年54岁,成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权威,名副其实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成了这方面专门研究机构的统领,得了全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应当说是功成名就,大器晚成。
他不同意地摇着头,连连反驳:
“大器未成,未成大器!”
他这样解释:作为一个单独的科研项目——籼型杂交水稻的研究是于1981年完成,通过国家鉴定,而且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认为:“这项发明的学术价值、技术难度、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都很突出”根据《发明奖励条例》第七条,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了特等发明奖。这个奖是奖协作组全体成员的。自己仅仅是其中一员。况且,杂交水稻本身的性状和推广面积都未达到理想境界,研究还得继续下去,怎么能说:“大器晚成!”
“那好,我们不谈这个,谈谈这几年的工作和今后的设想。”
记者被他诚意的言论打动,不得不转换话题。
1981年6月,从北京开会回来,他没有停顿地继续他的事业,用他的话说,主要办了三件事:
第一件,普及杂交水稻知识,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宣传杂交水稻作用。他先后主办四期杂交水稻讲习班。1981—1982年,在湖南省农科院,为菲律宾、印度、印尼、泰国、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的农业专家,亲自登台讲两次课。与此同时,在安江农校,又为南方13省中等农业学校教师讲课,期望这些同仁同行当个“二传手”,把杂交水稻纳入教材,让更多的学生了解杂交水稻、研究杂交水稻。
第二件,支持新人,发现新人,培养新人。
凡是做过袁隆平助手的青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袁老师关心自己,支持自己。先是一起讨论、商量问题;然后交代工作任务,指出轻重缓急,并随时给以指导,有时言传身教,当面指点;最后帮助总结,分析成败得失。所以,他的助手都成了杂交水稻攻关的主力,各个有所建树。不仅科研能力提高、讲授、写作等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也有长足进步。1985年3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农学家传》,袁隆平作为年龄最小的杂交水稻专家入选,为他写个人小传的就是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
一次,他从别人口中得知湖北沔阳县有位叫石明松的科技人员,在研究一种光敏核不育水稻,当即给予支持,经过现场观察之后,充分肯定:“这是继我国水稻矮秆育种、籼型杂交水稻之后,又一个重大发现。”
这种水稻,早播早抽穗的自花不结实,晚播晚抽穗的自花结实;头秧自花不结反为母本,可以自由地和各类品种的水稻组成新的杂交组合。因为它的“亲和”能力极强,能为大田提供多类型、多品种、多熟期的杂交种子和常规种子,并能获得优质高产。
安徽省芜湖地区农科所科技人员提出,只用不育系和保持系也可育出杂交水稻新种。他对这种有创见的“两系法”倍加珍重,仿佛又看到了新的曙光。
1985年,他系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又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总体战略构想,即将杂交水稻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品种间杂种优势为主的三系法,第二阶段是以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为主的两系法,第三阶段是远缘杂种优势的一系法。
记者认真地记录,也频频地点头。
“任重道远,大器未成啊!这些事,必须依靠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去办!”
“袁主任,您当过多年教师,又带了多年助手,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弟子三千,贤人无数了。”
“是的,学生不少,有些确已成材,将来有机会,我还准备推荐一些人出国深造。”
“这么说,您还是成功了!”记者很乖巧,又把话题转了回来。
“说句心里话,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功,机遇很重要啊!”
说话间,他拿起《中国现代农学家传》:
“这本书介绍了58位农学家,因种种原因,他们成名一般都在50岁左右,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不过,不包括我,我的事还没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