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不怕，热爱神圣事业而轻视其他快乐，对自己的生命毫无牵挂。
天有不测风云。
袁隆平结识了杂交水稻王国第一代“皇后”，得到了国家、省、学校的热情支持，正和他的两位助手信心十足地试验研究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到处可见，“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开！”口号随时可闻，接着便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红卫兵大串联。宁静的校园喧嚣起来，正常的秩序已不存在。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革，袁隆平迷惑不解。建国17年了，怎么还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出生在旧社会，却长在新中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凯歌中念了大学，又按照国家的需要志愿到穷乡僻壤任教。十几年兢兢业业，认真地教书，严格地、热情地育人，从不犹豫，从不懈怠，怎么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大字报、大字块接踵而来，“袁隆平是白专道路的典型”“袁隆平是资产阶级技术骗子！”袁隆平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找学校领导说说吧，他们也都成为“革命路上的绊脚石”，一时间，是非颠倒，反目成仇。平时不错的人，也不敢交谈，避而远之。他第一次体会到“孤家寡人”“光荣的孤立”的滋味。也第一次成为被革命派横扫的“牛鬼蛇神”。
那段日子，自尊心没有了，人格不见了，到处是批判、斗争、砸烂，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有学问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所有出身不好的人都是“黑五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手持大刀长矛上街示威，喊声震天的批斗大会，成为当时十分红火的“革命”景观。
静观其变的袁隆平，只能接受“革命小将”、“革命师生”的批判，只能放下手中的书本、试验田的工作接受审查，只能同意造反派把两个助手抽去“革命”，并和他划清界限的决定。对于这一切，他只能逆来顺受，企盼着这场风暴能很快地过去。
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天，几个人怒气冲冲闯进实验室，进门不容分说，对准一个个幼苗长势良好的试验钵，棍棒相加，大打出手，口中还叫喊：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袁隆平心如刀绞，冲上前想制止。两个人挡住他，他大声疾呼：
“它们没有罪！这样做，你们会后悔的。”
“死不悔改！”几个人砸完之后，带着胜利者的神气走了。
望着实验室东倒西歪的器皿，支离破碎的试验钵，他悲愤交加。一个个扶正、摆平，下意识地自言自语：不管气候如何恶劣，是种子总要发芽。
他不惧怕辛苦，不屈服炎热，也不为流言蜚语左右，但他无力对抗这场来势凶猛的灾祸。
像当年地下工作者一样，在别人对他不加注意的时候，他悄悄地将没有伤损的试验钵，一个个转移到果树下面，让这些生不逢时的幼苗躲避一下风寒，请它们用不屈的生命给自己，也是给别人提供一点数据、一点宽慰、一点信息、一点光明。
1968年5月，本来是“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蚕又插田”的季节，在安江农校却发生一起拔苗毁田恶性事件。袁隆平费尽心机保存下来的杂交稻苗，作为试验材料栽在试验田里，一夜之间全部被人拔走。这一严重破坏事件震惊全校，许多主持正义的师生纷纷谴责：
“稻苗何罪之有，如此狠心！”
“简直是暴徒！”
“这是破坏行为！”
袁隆平见到现场，未癒的伤口犹如又被捅上一刀。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愣在那里长久没有作声。十几年，在这所学校，可以说是规规矩矩教书，“夹着尾巴”做人，与谁都没有个人恩怨，更谈不上私仇。这项试验研究，是国家和省里挂了号的，是学校广大师生都知道的，不是个人的私事。下此毒手，这是为什么啊！他欲哭无泪，双手攥紧拳头。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科学的尊严，守住不变的信念。他像侦察员一样，沿着一串龌龊的脚印，找到作案者销毁罪证的一口井边，见到井中漂浮着几株稻苗。
看见几株被自己监护的试验材料，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他一下子扑过去。他不容分说，脱掉上衣下到6米多深的井中，首先捞出浮在上面的稻苗，然后又几次潜入深处。这位当年湖北武汉市、成都四川东区自由泳冠军的选手，终因井水太深太凉几经努力也未能潜入井底。看来，凭自己力量无法挽救井底的稻苗了，需要求助于别人。
他跑到管理农机的老师那里，
“帮帮忙吧，我找到了。”
“找到了！他是谁？”这位老师误会了，以为是找到了作案者。
“不，是稻苗。”
“在什么地方？”
“水井里。”
这位老师迅速找到一台水泵，安装好接上动力，开始抽水。这个水井水源充足，蓄水量大，足足抽了三天三夜才见到井底。井底确实横躺竖卧着几十株稻苗，但因长时间浸泡，井水太凉，它们已经失去生命，不能死而复生了。
袁隆平眼含热泪，对周围的人说：
“太残酷了，我没有保护好它们。”
大家都同情地点着头，劝着他。
“正好，已经捞出的五株，我又重新栽到试验田里，请大家帮助保护。”
大家七嘴八舌又是一顿对作案者的谴责：
“刽子手！”
“损人不利己，缺德！”
“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着，但人们渐渐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感，一天比一天冷静。经过这次毁田事件，人们普遍认识到：袁老师干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指责和淡漠都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