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我很高兴感到父亲的态度并不当真。他站着听母亲说，就像对待推销员或者一个陌生人那样客气，但是显然很想早点回到他自己真正的工作中去。我觉得母亲在这里纯粹是多管闲事，我希望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她干什么要提莱德。莱德现在在哪里啊？软塌塌地在秋千上玩荡秋千，绕着圈子跑来跑去，或者就是想去抓毛毛虫。他从来就没有完完整整地陪我把活干完一次。
“那样我就可以让她在屋子里多帮帮我了。”我听见母亲这样说。她说起我的时候总似乎藏着什么阴谋，口气还很懊恼，这一点总是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刚一转身她就跑掉了。我根本就不像在家里有一个女孩。”
我走开了，在牲口棚角落的一个饲料袋上坐下来，我不想在他们谈这些的时候出现。我的母亲，我觉得，一点都不能被信任。她比父亲要和气，也更容易糊弄，但是你不能指望她，她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究竟是想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她爱我，也会熬夜为我做我想要的样式很复杂的裙子，就因为我想赶在学校开学的时候穿。但是她同时也是我的敌人。她总是在算计。她现在就算计着要让我在屋子里多待待，尽管她知道我恨待在屋子里（就因为她知道我恨待在屋子里），她还不让我帮父亲工作。我就觉得她做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跟我作对，为了显示她的权力。我还没想到她可能是因为孤单，或者嫉妒了。不可能有成年人会嫉妒我，能做成年人都太幸运了啊。我坐着，无聊地用脚后跟踢着饲料袋，扬起了一片灰尘，一直等到母亲走了才出来。
危险似乎来得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冬天来临的时候，女孩12岁了。母亲对于女孩的期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迫切，女孩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假装听不见或者无动于衷了。更糟的是，女孩发现弟弟莱德也突然变得强壮了，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跟在自己身后，可以随便指挥的傻小子了。女孩惊恐地感到，自己的自由正在“女孩”、“女孩”的告诫声中一点一点地失去，她下决心反抗。
这个冬天，我看是越来越频繁地听见母亲唠叨这个话题——她之前在牲口棚提过的话题。我不再感到安全。似乎在我周围的人们脑子里都在偷偷地就这个话题想着什么，转移都转移不掉。“女孩”这个词我之前还是觉得天真无罪的，没什么负担的，就好像“孩子”这个词一样；现在看起来可完全不是这回事。女孩不是像我原来所以为的就是指我生下来是女孩而已，女孩指的是我必须得成为女孩。它是一个定义，总是被加上着重号，还带着指责和失望之意。在我身上，别人还老为此取乐。有一次莱德和我打架，生平第一次我得使出全身的气力去对付他了，但即便如此，莱德还是扭住了我的胳膊并压在了地上好一会儿，真的把我弄疼了。亨利看见了这一幕，就说：“哈，莱德很快就要给你好看了，早晚的事！”莱德大了很多。但是我也在长大啊。
祖母过来和我们住了几个星期，于是我还听见了别的一些话。“女孩不可以那样砰砰地关门。”“女孩坐下来的时候膝盖要并拢。”更糟的是，当我问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根本不关女孩的事。”我继续砰砰响地关门，故意乱七八糟地坐着，以为那样我就可以保持我的自由了。
然而一切反抗最后都成为了毫无意义的徒劳。最后发生的一个事件彻底改变了女孩原本对于自我的坚持。在春天里，父亲开始把家里养的两匹马陆续杀了作为狐狸的饲料。女孩偷偷地带着弟弟莱德去看了屠杀第一匹马的场景，内心感到惊悚不已。没过多久，当父亲准备杀死第二匹马时——那是女孩最喜欢的一匹母马——女孩突然感受到了她与这匹马之间强烈的认同感。
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绕着院子捡冬天里被暴风吹落的树枝。我们被分配做这事，当然我们自己也想用这些树枝做小棚屋。然后我们听见了母马弗洛拉的嘶鸣声，还有父亲的声音和亨利的喊叫声，我们就爬到牲口棚前的空地那边去看发生了什么。
马厩的门敞开着，亨利刚刚把弗洛拉领出来她就从他手上挣脱了。她在棚前的空地上自由地跑着，从一头到另一头。我们爬上了篱笆。看到她这样边跑边嘶鸣真的很令人兴奋，她时不时还以后腿站立，前半身腾空而起，就像西部片中的马那样充满了威胁的力量，像一匹不可征服的野马，尽管实际上弗洛拉仅仅只是匹拉车的老马，一匹栗红色的老母马而已。我的父亲和亨利都跟在她的后面跑啊跑，试图抓住后面晃着的缰绳。他们试着想把她逼到角落，几乎都快成功了，可是她突然在他们中间冲了过去，瞪着狂野的双眼，然后消失在了牲口棚的另一个角落。我们听见围栏哐哐的声音，那是她跃过去了，同时听见亨利大喊着：“她现在跑到空地里去了！”
那意味着她现在在沿着房子的长长的L形的空地上。如果她跑到了中间，直接向小路冲过去，那里的大门是开着的；今天早上卡车刚刚开到这片空地上。父亲对着我大喊，因为我就站在另一侧的围栏上，是距离小路最近的，“快去把门关上！”
我可以跑得飞快。我一下子跑过了花园，跑过了挂着我们秋千的树，跳过了一道沟，跑上了小路。敞开的大门就在那里。她还没有跑出去，我在小路上看不见她。她一定跑到了这块空地的另一头去了。大门很重。我把它从门槽里抬起来，然后推门想关起来。我刚推了一半她就出现在了眼前，奔腾着直接冲向我。我的时间刚好够把门栓拴上。莱德也刚刚攀过了沟想来帮助我。
我没有把门关上，相反的，我把门开得能多大有多大。我没做任何考虑就这样做了，我就这么做了。弗洛拉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她直接从我身边冲了过去，而莱德急得不住地跳脚，大喊着，“关上门，关上门！”即使这时候已经太晚了。父亲和亨利出现在空地的时候晚了一点点，没有看到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只看到弗洛拉沿着镇上的路跑走了。他们会以为我仅仅是没能及时赶上关门而已。
他们一点儿也没浪费时间问原因。他们直接回了牲口棚取了他们用的枪和刀，放到卡车上；然后他们把卡车掉头，颠簸着朝着我们的空地开过来。莱德对着他们喊：“我也要一起去，我也要一起去！”亨利就停了车，他们带他上了车。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把大门关上了。
这事以后，女孩发现自己彻底改变了。她越来越像一个“女孩”应该的模样了。她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外表的细节上，而不再是勇气之类抽象的品德上。她自己的故事也变了味，故事中的她从一个拯救他人的强者变成了被男性拯救的弱者。
后来，我会努力把我自己那半边的房间弄得好看点，把旧的蕾丝窗帘铺在床上，还用做裙子剩下的棉布把自己的桌子打扮成了梳妆台。我计划在我和莱德的床之间加上一点分隔带，把我的部分和他的部分隔开来。在阳光下，蕾丝窗帘不过是一块灰迹斑斑的破布。我们再也不在夜里唱歌了。有天晚上我正在唱的时候，莱德说“你唱得难听死了”。当时虽然我还是继续唱了，但第二天就再没开过口。不管怎么说现在也没什么必要唱歌了，我们都不再怕黑了。我们知道那边放的不过是一些旧家具，一些乱糟糟的旧东西。我们不再遵守以前的那些规矩了。莱德睡着的时候，我依然还是醒着的。我还会给自己讲故事，但即使在这些故事里，一切也都已经不一样了，莫名其妙的改变已经发生了。故事开头可能还是老故事，有点什么可怕的危险，着火了或者是野兽来了什么的，我可能也还是在拯救别人，但是不一会儿事情就整个儿都变了，相反会是别的什么人来拯救我了。那人可能是我们学校班上的哪个男生，甚至可能是钱贝尔先生，我们的老师，他有时会戏弄女生痒痒。在这时候，故事就开始变得超乎寻常的冗长，一个劲地集中到了“我看起来怎么样”的问题上——我的头发有多长啊，我穿了什么样的裙子啊；到了我把这些细节全部想出来的时候真正精彩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事实上，之前发生的突发事件永远改变了女孩。当弟弟莱德告发其实是她放了弗洛拉，当父亲最终说出“她只是个女孩”的时候，女孩突然顿悟了她和父亲之间的隔断，她也真正地从心底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她终于不再反抗。
《男孩与女孩》评论
《男孩和女孩》的故事聚焦了一个女孩成长中的重要时期，即刚刚从“女孩”迈向“女人”，世界发生重大改变的那个重要时刻。这个故事契合了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波浪潮，即要求工作和教育的平等机会，呼应了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呐喊：“一个人不是生而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门罗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居住时期，曾经细读过波伏娃的《第二性》，因此，在《男孩和女孩》的创作过程中，门罗显然受到了波伏娃的巨大影响，使得故事从一定程度上看，就像是《第二性》中第十二章“女孩”的一个案例注释。但是在“女孩如何变成女人”的问题上，门罗弱化了波伏娃的精神分析中所论述的如阴茎月经之类的等有形的生理性征的影响，而是直击权力的根本，强调无形的文化所拥有的建构力量。
一、语言的束约
在《男孩和女孩》中，性别的天然差异被反复强调。尽管主观上，11岁的女孩“我”极力要挣脱世俗陈见的界定，远离母亲，紧随父亲，然而随着弟弟不断长大，她发现自己的力量在减小，而弟弟一天天强壮，她用尽全身力气，还是会被弟弟轻易地弄疼。正如帮工亨利所说的，“总有一天，（弟弟）莱德会给你好看！”性别在体力上的不平等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而12岁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点。随着成长，女孩的梦想与性情也将慢慢改变。曾经的她充满男子气，渴望冒险，满腔壮志豪情。每晚熄灯后她会哼唱著名的爱尔兰民谣《丹尼男孩》，“当我死去，逝者已矣”，感受一阵快乐的颤栗激荡全身。如果20里地外的监狱里出了逃犯，她会想象他们已经溜进了屋子躲在黑暗中，紧张地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因为遗憾真实的战争离自己太远，作为补偿，她还编出了各种各样的睡前故事。在故事中，长大后了的女孩是骑着高马，拯救芸芸众生的英雄：既能冲进炮火纷飞的建筑救人，又能在学校操场挺身射杀疯狼（老师都躲在她身后瑟瑟发抖）。然而在现实里，女孩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仅有的两次骑马经历既不威武也不风光，因为买不起马鞍她只能骑在光马背上，后一次还摔了下来。至于射击嘛，她从来就没射中过。而长大的弟弟却终于兴高采烈地跳上了父亲的卡车去一同捕杀逃跑的母马。于是不同的性别特征被分出了高下，男性成为了优等生物，而女性被排斥成“他者”。渐渐的，女孩不再唱歌，变得现实，知道了熄灯后屋子里除了熟悉的破家具并没有罪犯，故事内容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移，英雄成了男生或男老师，自己则从拯救者最终沦为了被拯救者。女孩开始意识到自身无法摆脱的女性弱点：恐惧、脆弱。她看见屠杀的场面会颤抖，会梦魇，会流泪，会情不自禁地渴望将母马放生。最终女孩认识到，自己与弟弟有着本质差别，自己不过是“女孩”。
这里，“女孩”一词的意义被分离成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中性的，如同“孩子”一词，纯真可爱、无忧无虑。第二层则是限制性的，“是一种界定，也是一种强调，总是带着责备与失望”，它通往“女人”，而与“男孩”与“男人”对立，“女孩不是我原来所以为的，简简单单的‘我是’，而是‘我必须成为’”。“女孩”的定义带着一种他人强制性的期盼和束约，而这层概念的强化则必然干扰“我”的自我认知。根据威廉·詹姆斯对于自我的定义，自我包括作为主体的自我与作为客体的自我（self-as-subjectandself-as-object），作为认知实践者的自我与作为被认知物的自我（self-as-knowerandself-as-known），自我永远处于动态的博弈中。在波伏娃看来，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的冲突”，是“有意识的自我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意识自我的人的客体”。当女孩对于自我的构建，从最初的“我——儿童——成人——人”，降格为了“我——女孩——女人——弱者”，语言就最终超越了其作为表意符号和交际工具的功能，从而成为展现社会权力关系的媒介。在文中，女孩逐渐意识到了语言所带来的界定的危险，于是采取了本能反抗试图摆脱它的控制：远离母亲，靠近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