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融资是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状况及资金运用情况，根据企业未来经营策略与发展需要，经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通过一定的渠道筹集资金，组织资金的供应，保证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的一种经济行为。企业融资方式总的来说有两种：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
1.内源融资。
麦金农把内源融资定义为：某一特定企业（或经济单位）的投资，是由该企业内部积累的储蓄提供资金的。
内源融资在企业融资方式的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主体主要依靠内源融资来积累资金，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该阶段的金融机构稀少，金融市场落后，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单一，金融资源相对匮乏；同时，企业方面由于市场需求狭小，生产规模有限，难以承担高额负债成本，因此，企业十分重视自有资本的积累。不仅如此，当资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企业认为依靠自身的资金管理可以更节约交易费用时，就会出现现实中的企业财务公司、内部银行等内部金融机构。也就是说，当企业形成集团化规模经营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内源融资主要来源于企业经营活动创造的利润扣除股利后的剩余部分（留存收益）以及经营活动中提取的折旧。由于折旧主要用于重置损耗的固定资产的价值，因此，企业增量融资的主要内部来源就是留存收益。
2.外源融资。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纯依靠内源融资已经很难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外源融资便逐渐成为企业获得资金的重要方式。外源融资是指投资者利用他人的储蓄作为投资资金。在外源融资中，又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1）直接融资。在资金融通关系中，如果证券的发行者和持有者就是融资关系中的资金不足部门和资金盈余部门，便称为直接融资。也就是说，资金供求双方是通过市场直接建立起了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另外的债权债务主体介入其中。在直接融资中，它不是通过金融中介创造金融资产实现储蓄向投资领域的转换，而是资金的最终需求者直接向资金的最初所有者提供证券的融资活动。
这里的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它“代表着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作为企业筹集长期资金的一种方式，直接融资在储蓄投资转换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没有直接融资，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是不可想象的。直接融资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根据长期发展需要筹集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保持经营上的独立性，同时使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宜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直接融资强化了储蓄、投资的市场约束，有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由于企业的效益必须向社会公开，这就使得企业面临较大压力，如果效益不好，就会面临广大股东“用脚投票”的命运，这就迫使经理层不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出资人是根据相对收益的高低选择各类证券，只有那些有前途、能够提供满意收益的企业才能在证券市场上顺利地筹集资金。而那些风险大、收益低的企业很难在证券市场上筹集资金。并且，即便筹集到了资金，如果仍然不改变经营方式，那它仍然会面临破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企业真的破产了，受损的也只是那些心甘情愿购买证券的出资人，很少会殃及无辜。因此，直接融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比较有限，相反，反面案例倒能够提醒广大投资者要谨慎面对各种诱惑。
（2）间接融资。间接融资是企业通过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筹措资金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中介充当着储蓄者和投资者的信用中介人，它通过发行和出售辅助证券（主要包括存款单、基金股份和保险单等）来换取资金盈余单位的资金，并将其提供给投资者的过程。资金供求双方不直接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而是由金融机构以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身份介入其中。这种间接融资方式将真正的出资人和用资人通过金融中介隔开了。
间接融资是一种可以无限拓展的资金融通方式，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在社会范围内筹集资金，具有资金形成规模大、效率高、灵活性强等特点。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和自身效益的原则，选择资金的投向，有利于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方式，虽然能够保证社会资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流向重点产业和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
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产权清晰、企业债务的有效约束是间接融资体制有效运行的必要前提。只有在市场经济较为完善、产权界定清楚的条件下，所有者为保护其利益，才不会允许经营者贸然举债；超出所有者和确有能力承担的风险，债权人也必然会拒绝提供资金；受所有人和债权人的制约，同时顾及自身的利益，经营者也不会冒破产还债的风险。但如果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或未根本建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作为金融主体的银行并未真正成为产权明晰、责任明确、利益和风险共担的微观经济主体，间接融资的市场化水平较低，必然导致企业在预算软约束下如饥似渴的投资欲望和负债冲动，却很少顾及资金成本和负债风险。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间接融资把大量资金投入企业，不但会带来企业的高负债率，而且会形成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面临破产，则受损的就不单是这笔款项的存款人及发放贷款的银行。在银行无法通过利润消除呆坏账，也不会破产的情况下，呆坏账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吞食，这样，贷款的损失则要由全国人民来承担。因此，间接融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要比直接融资大得多，而且其最坏的是要伤及无辜。
（3）英美模式与日德模式的启示。经过长期运作，西方国家在融资方面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即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英美模式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日德模式。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英美两国企业生产规模较小，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内部积累，少量的短期资金依靠商业信用来解决。随着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银行借款、股票、债券等也成为其数量有限的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工业革命发生后，特别是铁路、重工业发展进入高潮后，企业内部积累不能满足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企业自然地选择了进行大规模的对外直接融资活动。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英美国家的银企间产权制约较弱，而主要靠短期的债权联系和靠系统严格的法制来解决争端，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我积累和直接融资，并着重于短期目标，因此，确立了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基本融资制度，形成了典型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在这种融资模式下，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银行法规定，当某一企业倒闭时，贷款银行如积极参与其救助活动，那么该银行在该企业破产后取得赔偿时将丧失优先权，这使美国商业银行在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争相逼债，要求企业破产清算或不予资金支持，从而加速了企业的破产速度。
在日本、德国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外部融资占有重要地位。在外部资金来源中，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则居绝对优势地位，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只起着补充作用。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外部融资总量中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占80%以上，股票、公司债券等直接融资仅占10%稍多一点。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融改革之后，日本企业间接融资仍占外部资金来源的70%左右。德国也大致类似，从1965～1989年德国企业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占外部融资70%以上，而证券融资只占20%左右。一般情况下，银行在提供贷款后，如果企业生产正常，为保证其贷款的安全和收益，对企业的监控只表现在收集公开信息上，而一般不对企业的日常决策进行干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出现亏损，到期不能偿还全部贷款时，银行就进行干预。这种情形下的干预形式包括：指导企业调整或改变经营方针；迫使企业提供一部分股票给银行作为抵押，使银行对公司的所有权取得部分控制；解除企业管理人员的职务等。
在英美模式中，银企关系相对不密切，企业融资日益游离于银行体系，银行对企业的约束主要是依靠退出机制，而不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监督；而在日德模式中银企关系密切，企业通常与一家银行有着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并从那里获得资金救助和业务指导，银行通过对企业产权的适度集中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的直接控制。
以上两种融资模式各有利弊。在银行、企业及其经营者三者的目标函数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以日德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使企业更注重长远发展，银行也会更注重自身的长远利益。在企业偶尔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下，银行也会与企业共渡难关，从而更有利于银行与企业的共同发展。这种模式在政府的干预下，会进一步强化银行和间接融资的作用，对一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会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说，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它的产业政策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通常政府采用经济计划和倾斜生产方式，部分替代市场功能扭曲相对价格信号，选出优先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一方面，政府实行低利率政策，要求银行向这些行业和企业优先放贷，把它们培植成主导产业部门和大型企业集团，让其承担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重任。另一方面，政府保护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优惠，鼓励其产品出口，促使这些行业和企业向外发展。从德国、日本战后的快速发展以及东亚国家集中资金顺利实现其经济腾飞来看，这种融资方式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衡量一种模式的好坏往往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得出。从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来看，这种模式的弊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这种模式从经济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会排斥市场竞争，造成市场扭曲及垄断。企业由于过分受保护和溺爱，规模貌似庞大，但实际竞争力不足。但是由于国内各方面的呵护，从而容易掩盖财务危机与各种矛盾，使得金融风险完全集中在银行体系。而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各种遮掩手段已无济于事时，也就必然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及整个经济体的危机。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银行业发生的不良资产危机，甚至破产倒闭的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切。
相反，英美模式下银企关系较为松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英美模式则成功发挥了市场机制和法律监管的作用。虽然银行与企业破产的比率较高，但有利于把损失限制在最低程度，不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剧烈震荡。并且，三百多年来，实行这种融资制度的英国和美国先后充当了科学技术革命的先锋，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和领头羊。即便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日德等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低谷之时，美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后劲十足。应该说，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融资制度促进了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的创新。而且，资本市场具有信息的公开性和可得性，资产的流动性较强，为金融资本的需求者创造一个获得低成本资金的供给机制，并且金融资本的定价和占有条件是通过公开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形成的，因而这种融资活动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在多样化的高度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企业的融资选择和银行信贷活动都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有利于企业合理安排自己的资本结构，保持较佳的负债率，较少受制于银行。而以短期融资为主也有利于银行合理安排信贷结构、加强风险控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从而增强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中国企业融资方式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各种计划，把社会上的各种储蓄资金集中起来，实行集中性的政府储蓄，然后再把储蓄资金分配到各个需要投资的领域。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职能由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承担。这样整个社会的资金完全都是由政府控制的，社会所形成的融资方式是以财政融资方式为主导的融资机制，政府不仅是最大的储蓄主体，也是最大的投资主体。社会资金由政府实行计划配置，实行计划融资制度。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二是流动资金。前者完全由国家拨款解决，后者又分为定额流动资金和非定额流动资金。定额流动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而非定额流动资金通过银行以临时借款的名义解决。因此，银行在积累和供应资金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极低，有的甚至为零。这种以财政拨款为主的无偿分配资金结果是资金使用效益低下，企业没有运用资金的自主权，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缓慢。
1979年开始的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的融资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国家财政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急剧下降。1978年这一比例数为30.9%，而到1994年则下降为12%，国家财政从生产建设型逐步转变为举债和吃饭型财政。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和个人倾斜，从而导致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下降。其次，在金融与企业的关系中，金融由原先作为财政的“出纳”转向逐渐独立，并担当起企业的融资中介。“居民储蓄存款由银行贷款给企业”这样的间接融资方式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渠道，政府则从过去的对信贷规模和利率的严格控制转到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杆来对社会资金进行配置。在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以后，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依靠信贷资金提供，银行贷款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样，整个社会便成为一种以社会资金为支撑，国有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借贷型经济”，在经济运行中形成了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方式，企业的负债率急剧上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力度，同时又发展了直接融资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国内形成了一种市场调节型的融资方式，但仍未改变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局面。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直接融资渠道的正式开通，股票和债券市场开始萌动并在短期内获得了飞速发展。至此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可转换证券、权证等金融工具纷呈的局面。但由于一系列机制上的缺陷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功能还远未到位，未来的发展还有极为广阔的空间。
5.5.3中国企业融资方式下的储蓄过剩
虽然中国的融资方式已经向市场调节型的融资方式进行了转变，融资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方向发生了变化。但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金融体制，融资渠道仍显单一。就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融资方式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企业融资中占据绝对领先地位。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和2004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新增贷款分别达到2.74万亿元和2.26万亿元，而证券市场筹集资金分别为1357.75亿元和1510.91亿元，证券市场筹集资金占新增贷款的4.96%和6.68%，直接融资的份额偏小。正如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在“清华金融大讲堂”中所指出的，“直接融资比重过低，是我国金融业一个突出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直接融资的比重都在50%以上，有的达到80%，甚至更多，我国直接融资比重只有10%～15%”。
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曾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的间接融资与西方主要国家的间接融资又有根本的区别，最主要的是在我国融资双方都不是真正的独立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政府干预严重。这样，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弊端，如软预算约束、坏账率居高不下等也逐渐显露出来。金融风险在国有银行不断积聚，结果形成了2.5万亿元的呆坏账。这些不良贷款的回收率现在只能达到20%左右，也就是5000亿元，其余的2万亿元全部没有了，这意味着有太多的资本没有形成。而在银行没有倒闭、通货膨胀没有爆发的情况下，这些呆坏账造就的就是过剩储蓄。
与间接融资明显不同，中国的直接融资制约力较强，债权债务的关系比较明确，基本实现了风险、收益的对称，而且个别上市公司的倒闭退市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远没有银行深远。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人们都把金融机构格外高看一眼，其破产的负外部性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企业，稍有不慎其影响的将是金融稳定，甚至引发社会风险。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银行业几乎没有倒闭破产的，即便极个别的倒闭，往往出于防范金融风险、避免波及面过大等目的，其损失也都由国家承担。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史上，曾发生过海南发展银行和一些城市或农村信用社因挤兑导致破产的事件，而每一次挤兑和破产之后，总是政府站出来，承担银行或信用社破产的损失。而中国的广大股民则没有这么幸运，上海水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PT水仙”）作为我国第一家因连续四年亏损而依法退市的上市公司，打破了中国股市“只生不死”的纪录，而作为中国绩优股蓝田股份的退市，更让人们领略了中国“神话”的杀伤力。这些公司的退市无不让中国股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痛定思痛，虽然代价是高昂的，但这种机制避免了过剩储蓄的孳生：既然投资没能创造出社会认可的商品，那这部分资金就应该同造就的废品一同消亡，以免产生更大的危害。因此，直接融资是一种能较好地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良性融资机制，其个别公司的退市倒闭引起的震动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看到，即便在美国，安然这样的大公司也可能从辉煌走到破灭，这虽然进一步显现了资本市场的残酷，虽然其给股东的重创是久久难以愈合的，但这种残酷毕竟是有利于社会真正向前迈进的，其倒闭或许正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在。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倒闭是司空见惯的事，根据美国破产网站披露：2000年，176家上市股票交易公司宣布破产，2001年上升到255家，但是近年来银行倒闭则很少耳闻。从国外来看，银行倒闭引起的震动也要远远大于上市公司，美国安然公司的倒闭造成的损失由广大股东自己承担，而银行较少面对破产，即便出现征兆也会给予救助，如果真的倒闭，给储户造成的损失基本要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来承担。当前美国面对的次级贷款危机，美联储发表声明表示将提供流动性，48小时内全球央行向金融市场注资流动性超过3262亿美元。而美国的这些做法，无疑也是在制造过剩储蓄。
直接融资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增强责任约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化解银行风险、促进金融安全，这是被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由于我国的融资结构极为不合理，因此为了避免以后产生更多的过剩储蓄，发展直接融资应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