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终于准备齐了编纂一部具有“新的抱负”“有权威”“综合性的”新牛津大学史的各项条件。因为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研究的积累和雄厚的研究人员团队。而且对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当然，不仅仅是指学术方面的条件。当时，牛津大学正一步步推进重大的改革，而将这个改革放在历史的视野下进行展望，看来是迫切需要的。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指出并倡导编纂新的牛津大学史的是当时担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巴伊斯·羌赛拉）巴洛克卿。这时，正是将以世界性规模蔓延的大学纷争发生的前夜， 1966年的10月。
巴洛克卿向大学咨询了新大学史需要编纂的内容，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为实现这一目标积极展开了活动。在这期间巴洛克卿着力考虑的是以下的事情，就是：①因为新的牛津大学史是基于客观事实，在学术上具有高水准的著作，因此必须从知识史、制度史、社会经济史、建筑史等各个视角出发，综合性地把握大学的历史。它不仅关系到与英国的国民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应从国际性的视角出发，定位大学的地位。②要满足大学史编纂的这些条件，来自众多专业历史研究者的合作、共同编纂、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这不仅是牛津大学的工作人员，还希望组成一个能够获得国内外专业研究人员的协助研究团队。③这项编纂事业虽然是在牛津大学的主导下起步、开展的，但无论是在何种意思上，也不应将其作为“大学正史”（officia history）来看待。
这样，1968年10月《牛津大学史共同研究计划》终于问世。它大概是至今为止牛津大学在人文学领域进行的研究计划中，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对于推进计划所必需的财源来自大学的基金、纳菲尔特财团来的捐赠款，还有各学院的支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