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后，除去以上各校，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编纂沿革史的大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沿革史编纂的扩展。在80年代刊行校史的有：四川大学、上海交大、西北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进入90年代后，又有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集美航海学院、天津大学等高校出版了高校沿革史。
在这批大学的校史中，交通大学校史却是一个异数。因为交大原是上海的大学，后来在振兴内陆高等教育的形势下，50年代末，在西安又建立了一所新的交通大学。1982年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两校为响应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建议，通过协商，决定组成两校联合编纂班子，即：后来由八人组成的“交通大学校史编纂指导组”。该编纂班子，首先将新中国成立前53年间（1896—1949）的历史作为编纂对象，以纪念交通大学建校90周年。在上述八人的编纂指导组之外，即：除了从上海和西安各选出四人担任编纂成员外，又增添了两名负责照片资料的人员。编纂人员第一步首先对截至1982年所制定的校史编纂纲要和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了梳理，然后进行撰写，截至1984年初已顺利完成初稿。初稿完成后，又广泛听取广大校友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1984年8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由专家、教授、两校领导对该修改稿的审定会议。该修改稿经审定，于1984年12月成为最后定稿（5）。后来，于1986年出版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共由536页、39万字组成。另外，在这部沿革史出版的数月后，由交大编辑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二卷）也得到了发行。作为与校史相关的史料，除此之外，还有《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991年）、《清华大学史料选编》（1991—1994年）。特别是清华大学的史料选编，全书共四卷（因第二、三卷是上下两册，所以共计六本），是一部16开本，3196页，总字数270万4千字的浩瀚史料集。并且，前面所提到的，在编纂《清华大学校史稿》之际所设的校史编辑组在1986年也被升格为校史研究室，这当然与继续收集相关史料不无关系。
正如在交大校史编纂过程中，大家所了解到的，中国大陆的大学为编纂高校史所设置的组织和程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但也有例外，设立编纂办公室的。例如，四川大学在编纂指导小组之下，又设置了由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组成的校史办公室。另外还有西北大学，该校在收到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校史编纂的通知”后，于1984年12月成立了由校长亲自挂帅共十三人组成的校史编纂指导组。当校史初稿完成时，校长以及该校的党委书记亲自审稿并召集由校党委和校办公室各相关负责人出席的审稿会议，落实修改意见（6）。由此完成的《西北大学校史稿（新中国成立前部分）》，共264页、19万1千字。
不过，与这些记录新中国成立前校史不同的是，东北师大校史主要记录的是建国后的历史。因为对建国后的历史在政治、社会各个方面还未完全定论的问题尚有不少，所以，对于公开发表，一般持谨慎态度。而东北师大所记述的建国后的内容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校后的历史。作为该校前史的东北大学的校史则被另外刊行（7）。同样是记述建国后历史的还有吉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史。前面所述的交通大学，则于1996年对建国后的十年的历史单独组织了编纂和刊行。同样，上海复旦大学把从1949年到1988年的历史作为校史的第二卷于1995年予以刊行。
当然，一般，各现存的单所大学编纂校史的目的不外乎是通过回顾历史，进而展望未来。但是，关于曾经存在或因某种原因被其他大学合并或吸收的大学，我们可以看到，近年出现了编纂已经消失了的这些学校校史的动向。作为这样的例子，除了上述的东北大学之外，还有上海大学、中原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国立西南联大等曾经存在过的高校。
在这几所大学中，上海大学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之一，虽然只存在了5年（1922—1927年），但因有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的许多领导在该校执教，所以，在中国国民革命时期曾有 “武有黄埔，文有上大”(8)的美誉。它不仅在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史、革命运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该校史由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史资料收集委员会负责编辑。
同样，现在已不存在的中原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于为人民解放军以及新生政权的建立和为建国初期培养了所必需的大量的革命干部，它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教育事业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该两所大学校史进行回顾和编纂依然有着重要意义。但因其属于干部短期性质，与所谓的正规大学又有所不同。另外，还有就是西南联大。该大学是为躲避日中战争的战火而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起来在昆明建立的。该大学虽然仅存在了九年（1937到1946年），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但该学校却因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的杰出人才而闻名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