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末大正以后，全国各地的国立、公立、私立大学，陆续迎来了各自创立三十周年、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时，各个大学也都编纂了各自三十年史、五十年史。二战后，很多大学又迎来了建校一百周年，因此，编纂、刊行百年史呈现一热。编纂规模虽各不相同，但是，其中确有不少大学组织了得力的编纂团队，经大力搜集史料后，展开编纂工作。其中还有部分大学添置了史料保存的设备。编纂、刊行大学史不仅在日本呈现一热，在国外也盛行对大学史的研究和编纂。根据本校百年史编集室的小川千代子氏的调查报告(全国历史资料保存利用机构联络协议会《关东部会报》第7号)，在美国，大学档案馆的设置率为96%，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超过80%，设立大学档案馆，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然而，作为日本历史最悠久、曾经拥有中心地位的东京大学，在大学史料的收集、保存这一点上，和其他大学相比，算不上规范。笔者始终相信，本校史料档案馆的设置是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不容忘却的工作。以下虽然涉及一些笔者的隐私，笔者仍愿将其讲出。笔者过去曾作为编纂五十年史的成员之一，负责整理、收集过校内的旧文件和旧的记录。这些记忆，令笔者更加深了建议设立大学档案馆的迫切性。它们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记忆，未必清晰。但当时从校内各仓库找出的旧记录现在是否还存在，下落不明的大概不在少数。
（三）日本近现代大学史、学术史的研究中心
那么，笔者斗胆问一句，本校的史料记载为什么会这样重要呢？这当然不是为了标榜自己大学而自卖自夸。从客观、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近代综合大学的发展、广泛的学术研究，远的可以追溯到幕末时期的蕃书调所、医学所的传统，之后又经过东京开成学校、医学校，最后成立了东京大学，而后又以帝国大学为中心得以发展。从明治中期开始，继东京帝国大学之后，京都等各帝国大学、庆应义塾、早稻田大学等各私立大学成立，他们在学术的发展上实行百花齐放，为日本的学术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说起学院派的近代各种学术的发展，东京大学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看，本校百余年的历史，在日本近代文化史、学术史中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状况，越是往明治时期追溯，其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因此，在本校的各种记录中，关于文化史以及学术史方面的史料，所拥有的史料价值非常高。
然而，应该如何保存这些宝贵的文化史料呢？这就要求学校当局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看来方案中必须包括设置一所独立的大学档案馆才行。在我校设立史料档案馆，从上述的本校的文化史地位来看，它不仅仅只是与本校相关史料的收集机构，广义上说，也是日本近现代大学史、学术史的研究中心。从本校的历史地位来看，设立一所独立的大学档案馆也可以说是本校的义务，不用说，这是其他国公私立大学很难做到的。现实情况是，当外国研究者来日本研究日本的大学史和学术史时，目前日本还没有一所适合他们进行研究，带有导向性的大学档案馆。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自我标榜为文化大国，无疑十分难堪。因此，本校有责任率先弥补这个缺陷。
如前所述，研究者期望本校史档案馆，作为日本近现代大学史、学术史的研究中心，广泛地向研究者开放。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无疑会催生各种期待。这样，首先要求收集相关的史料。因此，希望校方在完成百年史编纂后继续保持这种史料收集的势头。如上所述，要该档案馆一旦成为全国性的研究中心，所收集的史料亦需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希望能涉及大学行政、学术行政方面的资料。这就需要国公立档案馆以及其他机构有组织地通过复印进行收集、整理。与此同时，还希望该档案馆能将明治以后发行的各大学史收集齐全，如果可能的话，还应收集欧美大学史的代表性文献。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相当的收集、整理费用以及人工费。当然，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正如上面所说，有很多工作是非本校所不能为的，希望本校当局能放眼全局，让未来的大学档案馆变成一个令本校骄傲的研究机构。
(原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委员大久保利谦)
出典——《东京大学史纪要》第5号，1986年3月
六关于设立大学档案馆新谷恭明
在九州大学，《九州大学七十五年史》的编撰工作不久就将结束。大学编纂自己的历史，如果比作人的话，就是再次确认自己人生的意义，也是对自己到底是谁进行确认。不过，通过这项工作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太多的史料（大学的过去）已经散失。而收集到的史料随着编撰工作的结束，面临散失的危险仍然很大。甚至大学的现在能够在将来留下痕迹的可能性也很小。大学如果没有自己过去的记忆，无疑就等同于作为一个研究、教育机构不曾拥有自己的主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