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部作品中，除了要表现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和1860年俄国社会的世态百相之外——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等等，还带有自传的性质。在众多的人物中，列维更像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赋予了列维：略带保守的乡间贵族知识分子对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轻蔑，反对浪漫的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反对战争，反对国家主义，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等等；不仅如此，托尔斯泰还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全部给了列维：列维与凯蒂的爱情以及他们婚后几年的生活，无一不是托尔斯泰与苏菲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变相反映；列维在他兄弟去世之后的表现也是托尔斯泰的弟弟德米特利的死带给托尔斯泰的痛苦的表现。他的兄弟死后，他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只有婚姻才在一段时间里抑制住了这种悲痛。但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迷乱痛苦的情绪重新出现了。他有时祈祷，又不顾一切地否定一切；为了寻找医治自己灵魂的药方，他会突然地翻阅哲学书；当不堪思想狂乱的重负的时候，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在思想狂乱的时候仅仅依靠思想本身往往是不能获得拯救的，列维行动起来了，以他和农民交谈开始。农民告诉他说，有些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这让列维受到了启发。他发现理智告诉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残忍地争斗，爱护别人往往就是惩罚自己。联系到自身，列维发现自己并不是这样一个人，他说：“我从理智那里什么也没有学到，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顺着心灵的感觉来的，都是神的启示。”明白了这一点，思想的疙瘩终于解开了，列维的心绪也开始平静下来。这个时候的列维简直就是当时的托尔斯泰，他的心灵和神在一起，他对宗教的一切都抱着崇敬的心情。
精神错乱
但是，列维并没有把自己内心的悲苦、狂乱和自杀的念头告诉自己的妻子凯蒂，这一点也和托尔斯泰一样，托尔斯泰也同样瞒着他的妻子苏菲。列维和托尔斯泰都是同样地渴望内心的平静，但是，他们只是在渴望、在企盼。事实上，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对于自己，托尔斯泰很明白这一点，当然，对于他笔下的列维的命运他也非常明白。
托尔斯泰已经开始厌倦《安娜·卡列尼娜》了，在1875年8月26日给朋友的信中，托尔斯泰这样说：“现在我完全被这部令人讨厌的《安娜·卡列尼娜》给占据了，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情。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写完它，越快越好！”对于当时的生活，托尔斯泰在后来的《忏悔录》中也有过追忆：当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我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们，爱我的生活，我也被爱着；当时，我身体健康，体质很好，精力充沛，我能像一个强壮的农民一样在田地里连续干上十个小时的活。可是，突然之间，我的生命停止了。虽然我还能呼吸，能吃、能喝、能睡，但是，这些自然的生理现象并不能表明人的存在，人不能仅仅像动物一样，仅仅有生理的需要就够了。对于人生，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愿望了。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感觉已经到了悬崖边，除了纵身跳下，一死了之，我不能再做什么了。我虽然身体强壮、生活幸福，但是，我却觉得在我的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了。一种莫名的、无法控制的力量在把我赶往生命的尽头。我不是说我当时想自杀，而是说那种力量比我的力量强大，我似乎控制不了它。为了不要那么快地被逼向死亡，我竟然把家里的绳子藏了起来，以免我不知在什么时候会突然上吊；我还放弃了打猎的习惯，生怕我在打猎的时候会饮弹而亡。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中好像有什么人在和我开玩笑似的，我过了四十多年，可是到头来看到的竟然是一无所有、是虚无！我只有当沉醉在人生的幻想中的时候才能好好地生活上一段时间，一旦从这种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的又都是欺骗、虚伪，都是虚无。家庭和艺术已经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家庭，我的亲人们，和我一样都是一些可怜虫；而艺术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面镜子而已，当人生都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这面镜子也不会让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这个时候的我不能再退回到那个社会中去了。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遍寻出路却找不到，我气愤着；不仅如此，我知道我是在不停地乱跑；同时，我还知道我越是乱跑，我迷失得就会越厉害。可是，我竟然不能自抑！
关于托尔斯泰的这段生命表白，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也有体现，里面有这样一段：“作为一家之主的列维很幸福、被爱着，他亲手把一切武器都藏了起来，仿佛害怕有一天他会自杀似的。”其实，这种精神状态也并非托尔斯泰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独有的，他看到在整个欧洲，在整个俄罗斯，那么多的中产者有自杀的念头，这让托尔斯泰深感惊讶！他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提及这一点。1880年前后的欧洲似乎正盛行着一种精神萎靡症，这也许就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剧，而不独是托尔斯泰自己一个人的。
但是，也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这样。托尔斯泰发现，在那些学者、有钱人以及其他和他一样过着小康生活的有闲阶级的人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们。托尔斯泰不禁问自己：这些劳苦大众们为什么能够避免这种绝望，为什么他们不曾想过要自杀呢？民众再一次给了处于绝望中的托尔斯泰以新的信念。托尔斯泰的民众情节也始终没有完全丧失过。他和民众接触得更近了。最后，托尔斯泰发现：他们的生活并不是靠了所谓的理智，而是靠了信仰。
托尔斯泰开始相信：“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下去。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已经有了宗教思想。信仰对于人生意义的回答包含了人类最伟大的智慧。”
但是，为了获得信仰，为了懂得信仰，光靠读点宗教方面的书籍就足够了吗？知道了一些宗教的教义、仪式就足够了吗？显然，光靠这些是不够的。信仰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人们必须在实践中才能体会到它的真谛。但是，世俗社会中的那些有钱人在享受了人生之后，在犯了罪过后，他们才会向神忏悔，害怕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害怕死后不能升入天国，这个时候信仰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安慰而已。对于这种卑劣的信仰，托尔斯泰一向非常厌恶。托尔斯泰要和这些人划清界限，他要和那些把生命和信仰真正融合为一的普通老百姓们在一起。他说：“只有劳动人民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真理的所在！”
但是，只是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是真理所在，老百姓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还是不够的，那么怎么样才能成为他们那样呢？
无论怎样，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解决的。无论怎样，作为知识分子的托尔斯泰开始专心钻研他所参加的罗马正教的教义，而且，为了真正地理解这些教义，在三年中，托尔斯泰努力参与一切宗教活动。可是，久而久之，托尔斯泰开始讨厌这些宗教礼节。令他感到厌烦的不是宗教的教义，而是教会、是对于教义的实行：各种教派之间、教会之间相互仇恨，相互争斗，他们甚至还有生杀大权，可以任意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所有这些都让苦苦寻求真理的托尔斯泰感到憎恶和耻辱。
对于这种所谓的信仰，他开始动摇了。三年之后，托尔斯泰终于与这种宗教信仰决裂了。
他轻蔑地瞧不起这种宗教，甚至在1879年至1881年间，他写了《教义神学批判》，把这种神学称之为“无礼的、有意识的谎言”。在1883年的《教会与国家》中，托尔斯泰认为教会最大的罪恶在于它与世俗权力的结合，当它和国家狼狈为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强盗和骗子。
1881年至1883年，他又写了《论四福音书的一致性》，以对抗那些骗人的教会神学。
在1883年，他则写了《我的信仰的基础》。他写道：“我相信基督教，但不是教会的神学。”他把先哲摩西刻在山上的道义归纳成了五条：不发怒、不奸淫、不发誓、不以怨抱怨、不与人为敌。这只是教义中的消极部分，他的积极部分只有一句话：爱神和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那么，托尔斯泰是否真的相信基督是一个神呢？事实上，他一点都不相信。他说：“对我而言，基督的教义只不过是上古时代最完美的宗教思想而已，就像古代埃及、古代犹太、古代印度、古代中国的各种思想一样。耶稣的两大原则：敬爱神的原则和博爱的原则，也都曾经被各国的圣贤们所共同宣扬过了，比如古代的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近代的卢梭、康德、爱默生等等。”托尔斯泰坚定地追随这些圣哲们，为他们辩护，认为正是他们给人类以智慧，为全人类指出了幸福的方向和道路；他还抨击教会的虚伪，讥讽伪科学的拥护者们。
对于宗教的信仰，托尔斯泰经过了一个从向往，到投入，再到怀疑、批判的心理路程，现在，他已经冲破了对于宗教的神秘主义的束缚，重新回到了理性。在1887年的《生命论》中，托尔斯泰引用先哲的话说：“人只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中最弱的东西。但是，这根芦苇却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人类全部的尊严都包含在思考当中，因此，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这是道德的核心要素。”在这里，我们看到，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思考，而思考则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托尔斯泰对于人生的赞扬就是在赞美人类的理性。他说：“理性是人类生存的最高法则，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理性的，他会让自己的兽性服从于理性。人所能够知道的一切都是依靠理性获得的，而不是依靠信仰获得的。理性存在的时候，生命才开始。唯一真实的生命就是理性的生命。”
那么，对于大千世界中的这些芸芸众生而言，他们的生命又是什么呢？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的生命绝不仅仅在于他的肉体的活动，仅有躯体活动的人只是一个动物，只有有了理性，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可是，理性又到底是什么呢？
“基督曾经说过，不应该只是说，而应该去做。”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类的理性的唯一表现就是爱！“爱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活动，爱是最高的善，它不但能够消除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而且还能够鼓舞我们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因为，爱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别人，否则，它就不能称之为爱。因此，只有懂得了爱，人们才会真正懂得，一个只为自己谋利的人永远无法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只存在于对别人的爱之中。”
托尔斯泰说：“我相信神，我也相信神的意志在基督的教义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但是，我们不能把基督当作神本身，我相信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在于完成神的意志，而且我相信神的意志就是要人们彼此相爱，为别人服务。我相信在这人世间，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有了爱的力量，我们就会得到幸福。我相信这种爱的力量的增长能够帮助我们在尘世间建立幸福的天国。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爱也是永恒的！”
为了社会我们应当做什么
1882年1月，托尔斯泰参加了人口调查工作。这一次，他真切地看到了大都市中悲惨的一面，在这人类文明的背后掩藏的竟是满目疮痍。在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所闻的时候，他激动不能自抑，他大声叫喊着，挥动着拳头，他大声疾呼：“人们不能就这样生活！绝对不应该这样！”
触目惊心的景象不断地在托尔斯泰的眼前徘徊，他又重新陷入了悲痛之中。尽管，在神的帮助之下，在理性和爱的昭示之下，他已经走出了绝望的深渊，重新树立了信心。但是，托尔斯泰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超脱者，他向来厌恶那些只顾自己超脱而不管别人的苦行主义者，他心中装着社会大众，心中怀有博爱的精神，他一刻也不能忘记他所见到的悲惨的社会景象。
可是，社会大众的悲惨生活是由谁造成的呢？人类创造了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只能为一部分人所享有，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了牺牲品。享受文明的人就是那些所谓的优秀阶级，就是那些特权阶级。而托尔斯泰发现自己竟然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们所享受的福利竟然是用罪恶换来的，自己无异于这些“文明人”的帮凶。托尔斯泰的良心开始不安起来，他再一次受到了痛苦的精神折磨。
托尔斯泰的苦闷是在一种爱的宗教信仰之下造成的。这信仰引导着他去关心社会的大多数人；如果他没有这种信仰，他肯定就会像那些有闲阶级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去了。所以，想让他不看到那种悲惨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而既然看到了，不去为此做些什么又是不可能的。
1884年至1886年，托尔斯泰写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他要用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为那些处于悲惨生活中的人们做些事情。他写道：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理论上说得不错，可是对实际又有什么用呢？好像理论只能是一些华丽的辞藻，对实践一点作用都没有似的。可是，只要我想到了、看到了，我就要为此做点什么。
于是，托尔斯泰开始把他在人口调查期间看到的穷人生活区的情景都真实地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