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种悲哀和近似嫉妒的情绪使他再也不能心平气和。这恐怕是太困的缘故，沉重的头垂向书本，他只好双手托住脸，心里想道：“我做着有害的事情，我拿人家的钱却欺骗他们。我不诚实。可是我本身微不足道，我只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县官都是有害的，却白领着薪水……可见不诚实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我若晚生二百年，我就是另一个人了。”
时钟敲了三下，他熄灯后进了卧室。可是他毫无睡意。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慷慨起来，决议在开办地方自治局医院之前，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市立医院增加医务人员的补助金。因此，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便受聘来到这个城市。这人还很年轻，不到三十岁，高颧骨，小眼睛，是个高身量的黑发男子，看来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提一只小箱子，带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说是他的厨娘。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吃奶的娃娃。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经常戴一顶鸭舌制帽，脚穿高统靴子，冬天穿着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为什么把其余的官员叫做贵族，老躲着他们。他的住所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他到医院来时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玩台球，他不喜欢打牌。在谈话中他极爱使用这类言辞：“拖拖沓沓”，“废话连篇”，“你别把水搅混”等等。
他每周来医院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没有抗菌剂，沿用拔血罐放血，这些都使他愤怒，但他也不采用新办法，唯恐这样一来冒犯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作老滑头，怀疑他很有钱财，内心里嫉妒他。要能占据他的职位他才高兴呢。
九
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那时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给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向来不拒绝人的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他瞧着莫谢伊卡的光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全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厌恶的感情，便跟在犹太人身后朝偏屋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医生刚走进屋子，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最好能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劳驾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第六病室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颤，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一脸凶相跑到病室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叫道，哈哈大笑起来，“总算来了！先生们，我向你们道喜，医生大驾光临来探望我们啦！该死的混蛋！”他突然尖叫一声，发狂似的跺一下脚，那副模样是病室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打死这个混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话，便从外屋朝病室里张望，温和地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一脸威吓的神色向他逼近，一面战战兢兢地裹紧身上的病人服，“为什么？你是贼！”他憎恶地说，还鼓起嘴巴，似乎想啐他一口，“骗子！刽子手！”
“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其余的，您恐怕过甚其词了。我看得出来，您生我的气。请安静，我劝您，如果可以的话，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因为你这蠢才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健康人。为什么该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被关在这里？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所有的坏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我们被关起来，而不是你们呢？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全不相干。一切取决于偶然。谁被关起来，他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他就可以自由行动。就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患者，这其中既与道德无关，也无逻辑可言，这纯粹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偶然性。”
“这种胡扯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闷声说着，坐到自己床上。
莫谢伊卡因为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不好意思搜查他，便把不少面包、纸币和果核摊在床上。他还是冻得发抖，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又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说，他的声音发颤。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
“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您想一想，即使我放了您，您会有什么好处？您出去吧，可是城里人或者警察还会捉住您，再送回来的。”
“对，对，这倒是真的……”伊凡·德米特里说着，擦一下额头，“这真可怕！那么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伊凡·德米特里的声音，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和愁苦的面容，都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他想对这个年轻人亲热些，安慰他一下。他挨着他坐到床上，想了想说：“您刚才问怎么办，像您的这种处境，最好是从这里逃出去。可是，很遗憾，这徒劳无益。您会叫人抓住的。一旦社会对罪犯、精神病人和一般的不合时宜的人严加防范，把他们隔离起来，这个社会是不可战胜的。您只有一种办法：安下心来，并且认定您待在这里是必要的。”
“这对谁都没有必要。”
“既然存在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住进去。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别的什么人。您等着吧，在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不再存在，到那时也就不会再有这些铁窗和疯人衣。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迟早要来到的。”
伊凡·德米特里冷冷一笑。
“您开玩笑，”他眯起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这样的老爷们跟未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您可以相信，体谅下情的先生，美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纵使我说得平淡无奇，您取笑吧，但是，新生活的曙光将普照大地，真理必胜，而且在我们的大街上将举行盛大的庆典！我等不到那一天，早死了，然而我们的后代会等到的。我衷心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愿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凡·德米特里眼睛发亮，站了起来，朝窗子方向伸出双手，用激动的声音继续道：“为了这些铁窗，我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
“我不认为有特别的理由值得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凡·德米特里的动作像在演戏，这同样让他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即使没有了，真理如您刚才讲的胜利了，然而事情的本质不会改变，自然规律依然如故。人们还会生病，衰老，死亡，跟现在一样。不管将来有多么灿烂的曙光照耀你们的生活，到头来人还得被钉进棺材，扔进墓穴。”
“那么永生呢？”
“哎，哪儿的话！”
“您不相信，嘿，可是我相信。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书里说的，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们也会把他造出来的。我深信，如果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也会把它造出来的。”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微笑着说，“您有信念，这很好。有信念的人哪怕被砌在墙里面也会生活得快乐的。请问您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
“是的，我上过大学，不过没有读完。”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中您都能找到内心的平静。旨在探明生活意义的那种自由而深刻的思考，对尘世浮华的全然蔑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的两种幸福。哪怕您生活在三道铁栏里面，您也能拥有这种幸福。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然而他比人间所有的帝王更幸福。”
“您的第欧根尼是呆子，”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说，“您为什么要对我谈起第欧根尼，谈起什么探明生活的意义？”他突然大为生气，跳了起来，“我爱生活，我热爱生活！我得了被害妄想症，经常恐惧万分，然而有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这时我就害怕发疯。我渴望生活，渴望生活！”
他激动地在病室里走来走去，压低声音又说：“当我幻想的时候，我便生出种种幻觉。有人向我走来，我听到说话声和音乐，我似乎觉得，我是在树林里散步，在海边徘徊，我是多么渴望奔忙、操劳的生活……请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新闻？”伊凡·德米特里问，“外面怎么样了？”
“您是想知道城里的新闻呢，还是一般的新闻？”
“那就先跟我讲讲城里的新闻，再讲讲一般的新闻。”
“好吧。城里沉闷得令人厌倦……没有人可以交谈，听不到一句有意思的话，没有新来的人。不过，前不久倒是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霍博托夫。”
“他总算在我活着的时候来了。怎么样，是个卑鄙小人吧？”
“是的，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您知道吗，这很奇怪……从各方面看，我们的许多省城挺活跃，思想并不停滞——这就是说，省城应当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那边给我们派来的人都叫人看不上眼。真是个不幸的城市！”
“是的，真是个不幸的城市！”伊凡·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又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新闻呢？报纸和杂志上有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很暗。医生站起来，开始讲起国内外的一些重要文章，讲起当前出现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里仔细听着，不时提个问题，可是突然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赶紧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生。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您别想听见我再说一句话，”伊凡·德米特里粗鲁地说，“别管我！”
“那是为什么？”
“我对您说：别管我！真见鬼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了耸肩膀，叹口气，走了出去。经过外屋时他说：“这里最好收拾一下，尼基塔……气味真难闻！”
“是，老爷。”
“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回寓所时想道，“我在此地住了那么久，他恐怕是头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着应该关心的事。”
他又坐下看书，后来上床睡觉，一直想着伊凡·德米特里。第二天早晨醒来，他记起昨天结识了一个聪明有趣的人，决定有空时再去看他一次。
十
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窘地嘟哝说，“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融洽，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气了，立即住口不谈了……恐怕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要我这么相信您的话！”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又恐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办不到。我还在昨天就明白您来干什么了。”
“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审了。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显然这番话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无风，天气晴和。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
“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游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擦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很久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奋之后，此刻他神情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