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例是有些特别。孙某的父母无疑是在对孩子寄予很高期望的同时，过分地看重了“学校”的作用，迁就孩子，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换学校”来提高孩子的成绩，没想到父母的这些行为给孩子不良的心理暗示，让孩子产生了“习得性无助”的心理：似乎离开了父母就会一事无成，只要不顺利，就一定是学校错了，换不了学校，他这书就没法读下去。但有一点肯定是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几乎没有家长把高职院校当作自己孩子上大学的首选，“万般无奈”才让孩子上职院的家长心态，给孩子上高职后的心理投下了阴影。
（二）家长频繁的干预导致的焦虑和逃避心理
教育的人口压力首先使家长处于高度的紧张中，他们对孩子的学习和前途不仅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也从方方面面对孩子进行干预，全然不考虑孩子的多种需要，全然不尊重已具有独立意识的孩子的感受，常常不惜采用专制的手段去要求孩子、监督孩子、支配孩子、压制孩子！使孩子终日处于紧张、焦虑之中，难以主动积极地学习，甚至产生厌学、逃避等心理。
实例5，姚某，男，19岁，机电系二年级学生，其父下岗后在外跑生意，其母只有初中文化，也已下岗在家，比他大10岁的姐姐中专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已出嫁成家。母女俩都对姚某寄予厚望，他从小就在她们的唠叨声中长大。由于没考上本科院校，他不知听了她们多少训斥。考入职院后也是由她们替他确定了机电专业，其实他更喜欢进经贸系，打算将来搞市场营销或经商。入学后，妈妈和姐姐要求他每周回家度周末，在家里完成作业、复习功课，不许和同学们玩耍，姚某感到十分压抑“干什么都不安心，更不用说学习了！”一年级时，妈妈和姐姐要求他一方面要搞好学习，同时要努力争当学生干部，他满足了她们的要求，一度当上了副班长，工作也干得不错，受到师生的夸奖，可当期末成绩下来发现姚某的学业成绩平均只有74分的时候，她们说什么也不让姚某当学生干部了，她们跑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老师，要求把他的副班长换给别人当，使姚感到“很没面子”，同学们也常开玩笑说他是妈妈和姐姐的“掌上明珠”。他曾几次想放弃学业，跑到外省去打工，“免得受妈妈和姐姐的管制，但总下不了决心。”这学期来，他感到很无奈很无助，总是想不出法子来彻底摆脱妈妈和姐姐的控制，随便做什么事，老想着妈妈和姐姐会怎么质问他，会怎么要求他，老想着要是当年考上了本科院校，就可以离开家乡，自由自在地飞翔了，就不用成天受妈妈和姐姐的管制了，只想尽快把三年学习生活混完，早日参加工作，“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好好读书！”
高职院校大多是地方政府主办的高校，其生源也多半是本地生源，家长对学生的干预十分常见和方便，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明显大于一般本科院校，而由于多数家长对职业院校是轻视甚至蔑视的，家长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就往往多于正面影响。从而使高职学生产生消极心理。
（三）父母关系紧张所致的沮丧和失望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家长的普遍心理期望。而怎样配合学校真正实现他们心中的期望，对许多家长来说，都是茫然无知的。他们多半是凭感激，凭亲友同事间的“心得交流”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有的仅仅是凭自己的感情用事，更有甚者，父母双方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各执己见，出现分歧和冲突，从而使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无所适从，心情郁闷和痛苦，甚至使他们对学业、对前途、对家庭充满着沮丧与失望……
实例6 高某，女，20岁，人文科学系旅游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实习前，因感到就业艰难，“感到很无助、很无望”而找到心理教师咨询。咨询中，高某多次哭泣流泪，痛感自己“命不好”、“父母素质差”影响了自己的一生！原来，高某小学时一直成绩很好，活泼可爱，还当过文娱委员。四年级时，高某遭遇父母一次剧烈的争吵，被吓得大哭。那次以后父母常有争吵，高某小心翼翼。“跟爸爸妈妈说话都很小心了，尤其是因为一次拉肚子发烧住院，父亲埋怨母亲给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母亲指责父亲管家太少，两人又吵了起来，我只好大声哭泣，叫他们别吵，他们才安静下来。进入初中以后，父母的争吵次数越来越多，特别是下岗后的母亲做生意一度很不景气，家里常常吵得一团糟！”高某因担心父母离婚，不能全身心投入学习，成绩很不稳定，而学习成绩又成为父母争吵的导火索。父亲鼓励高某参加学校文体活动，母亲则坚决反对，弄得高某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有时她很想亲近父亲，又怕母亲不高兴，有时想亲近母亲，又怕父亲不高兴。慢慢的，高某对他们都很反感，不想回家。回家能晚些就晚些，待在家里的时候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话，能少待就尽量少待，“眼不见为净，耳不听心不烦！”父母一吵，她就大闹，虽制止了他们的一些争吵，“但把我的心情搞得坏透了，我甚至想：我就是不好好读书，气死你们！”到高中后，父母的争吵略有减少，但高二时，高某又听到他们都说，若不是考虑孩子参加高考，“早就离婚了！”高某更加沮丧、失望，但又想考上大学后一走了之，父母的事她就不用管了。就这样，她闷闷不乐地读完了高中，闷闷不乐地参加了高考，又闷闷不乐地来到了职业技术学院，闷闷不乐地应付着学习……到实习前回头一想，自己的前途一片渺茫，自己的家庭也“像个破牛车，摇摇晃晃地不知道会驶向何方”。
我国自1949年取消心理学之后，当时的青少年，后来的家长们一直没有受到过心理学阳光的洗礼。文革又使一批当时的青少年，如今的家长们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社会却迅速发展到一个人口爆炸、知识骤增、竞争激烈、社会转型的高风险阶段，使心理本来脆弱、虚弱的人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压力面前频频失败，束手无策！反映在家庭教育上，亲子冲突十分突出，甚至是“望子成龙”变成了“助子成虫”！不少高职学生由于“高考失误”，“学习乏力”、沮丧、失望便油然而生……
三、社会影响所致的消极心理
改革开放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迁，社会阶层发生了不小的变动，高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入侵等社会性应激源的急剧增加，极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荷，使人们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由于社会急剧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失范，使个体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无所适从，其消极情绪如焦虑、恐惧、自卑、愤怒等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正迅速瓦解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支持系统虽在构建，却很薄弱，难以发挥心理保健的作用。
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妮（K·Horney）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三种文化矛盾：
一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二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时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三是所谓的个人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
此外，当代中国人心理疾患的产生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这种社会取向又可具体分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即个体服从整体，淹没于整体。然而“自我”又是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又似乎出现鼓励个人奋斗的土壤，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产生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导致社会适应异常。
高职学生和其他大学生一样，都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但高职学历被社会认同的“低价值”性更促使他们产生消极的心理。
（一）拜金主义导致的价值观扭曲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金钱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比改革开放前有了空前的提高；高校收费更使家境不良的学子们对贫穷有着切肤之痛！对“读书致富”有着更大的期望！然而，他们首先要经过“读书致穷”的痛苦过程，他们简直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当求学与挣钱发生冲突时，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权利污染”、“诚信污染”便成了他们对待学业的“法宝”……
实例7，刘某，男，19岁，基础医学系药学专业二年级学生，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入校后本想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好药师，一方面能进城工作，另一方面能使体弱的母亲通过好的药物和治疗健康起来。然而入校后，不光生活费用高，不好意思找家里要。更重要的是，“同学中城里人多，他们有吃有穿，有说有笑，瞧不起乡下人。”有几个“富家子弟”结成邦，根本不把身高1米77的他放在眼里，同住一寝室，经常下馆子也不邀请他（当然，即使邀请他，他也不会去），他们躲在寝室里抽烟时，从不给他递烟，只是把烟放在桌子上说：“要抽就自己拿吧！”他越来越受不了了，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东西，读书就是混个文凭”，“有钱才有朋友，穷朋友只能陪你说几句知心话，却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从一年二期起，他就开始白天上课，晚上到一家歌厅当招待员，到后来，干脆能逃课就逃课，只要能挣钱。自从他有了钱以后，那几个富家子弟也不敢小看他了，有时候还找他讨歌厅消费者遗弃的高档烟抽呢，他得意极了。有一次发了几百元奖金，他就请十几个同学到一家餐厅“狠狠地风光了一把”。可学业成绩怎么办呢？“好办。”他说，“这年头，社会上做什么假的都有，抄作业，考试舞弊算不了什么，混个及格并不难，万一被老师逮着了，检讨一番，再送点小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老师看我家里也确实贫穷，我进一步撒谎说母亲住院吃药没钱，我没办法，只好多打工挣钱。老师也没工夫调查核实，哄哄老师也不犯法，有的老师还挺同情我呢”，“我也知道这样做并不好，没办法呀，就算毕业后找到个工作，一个高职大专生一个月最多也就千把来块钱吧，既难以帮家里脱贫，也还要考虑为自己准备一点成家的费用吧，毕业后当不当药师没关系，能大把挣钱就行”，“再去读专升本？不还是要钱吗？我还能找家里要吗？要也没有呀……”
在刘某看来，现实是残酷的，专业、事业甚至理想都是次要的！挣钱、挣钱、再挣钱！大把大把挣钱才有自尊，才有未来！虽然，和本科生一样，高职学生“边打工，边学习”已蔚然成风，但刘某的打工已不再是以前那种“勤工俭学”的性质了，他的人生价值观都因“社会污染”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而他的父母也许根本就不知内情，说不定还在向别人夸耀他儿子“有出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