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另一面——丑恶与荒谬在宁夏作家作品中的表现》是丁朝君很有见地的一篇获奖论文。她开篇写道：“文学是人学”这句至理名言无疑揭示文学的使命就是研究人。她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她下面对几位宁夏作家作品的批评定调。作为复杂多元的人性，真善美与假恶丑有时相互交织，构成了复杂多面的人生状态，即，我们所说的双面人或多面人，也即人格分裂的人。当然，人性之中所呈现的丑恶与荒谬无疑也是社会关系作用的产物。丁朝君把80年代宁夏文坛上的三巨头“两张一戈”（张贤亮、张武、戈悟觉）在那个时期集中发表的一些小说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读，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肯定了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丑恶与荒谬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80年代，以张贤亮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在思想解禁之后呈现出高昂的创作姿态，以井喷之势，发表了大量引起全国文坛瞩目的作品，成为那个时期文化反省的先导之一。有研究者把他们的小说归结为“伤痕”，有的归结为“反思”，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理由，丁朝君则是从社会历史条件与人文生态环境对人性的异化切入，分析了丑恶与荒谬的人性逻辑在作品中的表现，分析了作家们在开掘人性深度上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论据充分，分析透彻，角度新，有见地。
她对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作恶多端的“打手”的分析，《土牢情话》中刘俊狰狞面目的剖析，对戈悟觉小说《今天、昨天、还有明天》中白云生蜕变轨迹的探析，对张武笔下“笑眯眯的恶”的代表行政处长何广源趋炎附势、顺风转舵的虚伪嘴脸的探析，等等，揭示了丑恶荒谬存在的社会原因。丁朝君借用高尔基的话指出了作品揭示丑恶荒谬的现实意义：“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那些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消灭，这是一种要想从人的记忆、从灵魂、从一切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掉就必须从根儿了解的真实。”她在文章中引用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的话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异化的政治根源。她写道：存在决定意识，在那个荒谬的颠倒黑白的时代，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悲哀地充满了原罪感。“从五十年代初的大学校里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六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乳臭未干的大学生，都自感有罪，自惭形秽，于是忠诚地下乡锻炼，改造，以致畸形到承认知识分子是罪恶，大粪有香味……连中枢神经感知也被改造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重要特征恰恰在于它是自愿的，真心实意的、无比忠诚的。反衬到文艺领域，第五代知识者在这种强大的思想改造面前，便完全消失了自己。他们只有两件事可干，一是歌颂，二是忏悔。”“‘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瞧，‘原罪感’使章永璘荒谬地默认了反动的欺人的血统论，从而异常尖刻地完成了自我审判，并将那场运动对他的处置和批判也心悦诚服地认可了”。
丁朝君指出，政治气候、社会环境对人性善的弘扬或对人性恶的滋生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乃至是致命的作用！令人窒息的极左路线只能成为培植丑恶的社会温床。作家们力图找到造成丑恶与荒谬的内在机制，他们犀利地揭示恰恰展露了传统的封建意识和极左路线巧妙的结合是那段浩劫历史的社会机制。所以怯懦、软弱、麻木为核心的国民性则是它的心理机制。揭示之深刻，分析之透彻，可见一斑。最后她指出：“文学一旦失去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美的本质，就会丧失其感人的力量。只有恢复人道与人性，文学才可能获得无穷的活力和感染力，才能走向世界。”这是她多年研究文学的感悟所得，也是她文学批评所持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搞文学评论和研究要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这种艺术感觉就是一种善于捕捉、筛选、概括、判断的审美感知和理性的判断力，即悟性。丁朝君的艺术感觉是敏锐的，她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体现了她的悟性。她善于从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或情节中发掘出事物的本质来，这是她文学评论的特点之一。譬如她在分析“人性扭曲、人被异化”的社会根源时，选择了我区青年作家季栋梁发表于《朔方》的小说《我叫杂种》进行解读。在具体分析时，她首先分析了村里的一个卑琐的小人物庚子的心灵蜕变过程。“俗话说‘人活脸、树活皮、墙活一层泥’，而他庚子，却活得没有脸面，没有尊严。村里的老老少少不叫他庚子，却用蔑视的眼光，幸灾乐祸的口吻叫他‘杂种’。当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称呼的真正含义后，他愤慨了，他憎恨了，于是他大吼一声‘谁是我爹？’”。“从复仇者深层心理的破译中，我们听到近似窒息的求生呼喊，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孤独、可怜的灵魂在环境挤压之下的求助的呼喊。然而，他失望了，没有温暖的目光投向他，没有援助的手伸向他，没有友谊没有阳光，只有冷酷的、嘲弄的、幸灾乐祸的眼神，这激起了他心灵的扭曲，在极度的冷蔑中他被异化了，他用仇恨、凶残、冷峻的心态看这个世界。”“季栋梁用群体的沉默对应个体的嚣张，用群体的麻木反衬个人的毒辣，用散沙一样的逆来顺受衬托出淫威、凶残。”这些分析都十分准确到位。中国是讲“仁义”讲“恕道”的国度，……为何有这么多残忍、野蛮、愚昧？丁朝君给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历久的苦难磨钝了人们的情感与神经，不合理的专制时代对人的压抑、束缚导致了病态群体的产生。从而状写时代，揭示出政治运动是制造大批病态人生的温床。历史在前行的路上阴差阳错、走入了迷阵，导致了民族群体素质的下降。没有一个人性健康发展的文化环境，才致使悲剧、闹剧绵绵不绝。”“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的惨重创伤是笔墨书之不尽的，具体到季栋梁笔下的三个小人物皆为晦暗心理的人，苦难煎熬之中麻木的村民们为我们凸现了贫瘠环境里挣扎的人生况味，从而品味那场苦难的忧愤深广程度。“在这样的寻根探源、细致入微的分析中，把小说中三个处于相同社会背景下的”卑琐小人物“异化的人格与扭曲的心态揭示得入木三分。丁朝君所选取的分析对象很典型，很有说服力，能够精细和突出地表现出”复仇“作品中广阔的社会背景，以及人性异化的深层历史、社会、文化根源。表现了评论家的才华，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文学研究与评论的本质是什么，也许各个评论家各有各的说法，笔者以为真正的文学研究与评论，就是将作家创作的艺术整体分解开来，进行宏观地把握和微观地探察，依照评论家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分析进行概括综合。形成体现评论家审美意识的新的艺术架构。其间最为重要的是评论家要能在作品与时代的坐标系中寻绎出自己的审美意识轨迹，为作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
以审美意味的历史观来评论、研究作家、作品的美学价值，是丁朝君文学研究与评论的又一显著特色。在我读到的她的评论作品中，我发现丁朝君从来不写大批判之类的文章，也不写争鸣或商榷性的文章。凡是纳入她研究视野的作家或作品，她都以审美意味的历史观为基点，从艺术本体出发，注重探讨作家或作品的艺术个性、美学追求。譬如在她的《塞上文苑熠熠生辉——宁夏十年小说简议》中，论及新时期宁夏小说创作，她从张贤亮、戈悟觉、张武、王洲贵、程造之等一大批焕发了创作青春的作家发表的一系列小说进行梳理分析，深刻地概括出”文学开始了艺术个性自觉的时代“、”文学挣断了反现实主义的锁链，向着现实主义道路深化“的正确结论。对于有些作品有关人性异化、心灵扭曲的描写，她认为这是”对社会之忧引申为文学之忧“，是作家的”忧患意识“促成作家关注人性异化的结果。作家们不是为了单纯地展示丑恶，而是”在揭示丑恶荒谬时，已经使之超升到审美层面上了“。不是为了发泄对人性沦丧的不满，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复杂、更丰富也更符合人的本质的灵魂。她认为”审美意识中的审丑内容拓宽了文学的河床。作家通过审丑使人们更加钟情于人性的善与美，进而抵制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对于弘扬美，呼唤善，渴望真，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的确，以美的眼光来发掘作品的美，是丁朝君一以贯之的追求。无论是对于文学新人，还是对于卓有成就的作家，她运用这种具有审美意味的历史观予以评判，以接受美学的方法予以定位，一般都能切近作者的美学追求。她在评价著名女作家张冀雪的小说时，指出张冀雪的《绿桥》《秋水草地》《邮递马车》等作品较之以前发表的《夜雾，还没有散去》《生的路程》《活水》《回家的路》等，在语言格调的探索上取得了新进展，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思想涵量也较以前丰厚了许多。对此种评价作家们认为是”客观公正“的。在评价宁夏回族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时，他（她）们大都认为丁朝君的评论，”将自己的创作意旨都谈到了“，”好象深入到作家的心里一样“，真是”难得的知音“。这种客观效果正是作家与评论家心神交汇与默契的结果，也是评论家以审美意味的历史观省察作品的必然。因此一些作家常把她引为知己，在出版作品时，常请她撰写评论文章。
至于丁朝君文学研究的不足，由于她毕竟是”业余爱好“的编外评论家，客观上，没有机会申报选题，也得不到科研经费的资助，她全凭自己的实力闯江湖，不得不”四面出击“，寻找突破口。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很难做到”文武昆挡不乱“。主观上，由于她的文学兴趣很广泛，这就使她的文学研究与评论涉猎的幅面过宽，分散了精力，同时，也影响了她学术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纵观丁朝君的文学评论，笔者以为作为新时期以来，活跃于宁夏文坛的老作家、评论家，她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仅凭自己有限的理解和感悟谈了一些粗浅的认识，笔力不逮，挂一漏万，恳请方家多提批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