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和尚》说开去
读完陈继明的《北京和尚》，不知为什么，有了要说些什么的冲动。近年来，我对当代中国小说读之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进入西方哲学的研究视域，对文学的关注不似以前多了，另一方面是面对这个工具理性时代价值缺位的严酷现实，在娱乐化生存方式的直接干预下，作家们的创作理想受到功利主义的严重侵害，许多作家坚守精神高地的诚意在急剧下降，创作缺乏严肃的精神诉求和价值反省。盘点一下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无处不见粗鄙的欲望对人的鞭策与奴役，抑或人对日常生活的无条件投降“！当下小说明显地呼应着这一事实，因此，当代小说缺乏一种高蹈深沉的批判性品格与精神活力，当代作家缺乏自我反思的禀性和能力，缺乏形而上的意义建构，这是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
我们说，”文学是人学“，在古代，是文以载道；在现代，是天地人心。不管形式如何变化，它都承担着精神救赎的使命。当代文学出现的问题，除了客观因素之外，确实与我们的创作者主体性大有关系。作家是特殊的职业，是个人化的，但更是社会性的。作家的世界观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这是决定一个作家创作高度的基础。陈继明是近年来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的一位青年作家，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方面，多有突破。《北京和尚》经由《人民文学》发表后，随即先后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因其空灵的文字、准确的表达和诙谐幽默的行文从而博得挑剔读者的认同。读完这篇有些荒诞意味的小说，感觉跟以前陈继明写的东西有些不一样，这篇短短不到5万字的中篇小说有着耐人回味和思索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汗牛充栋的中篇小说中，《北京和尚》在小说的主题和意义上，超越了一般的叙事文本，小说关照当下世相存在，内在化了对当代中国精神现实的批判在里头。小说通过北京和尚可乘的一段爱情机缘，透过世俗生活的表象，让读者看到了表象背后的真实——现代人被消费社会的权力主体悉数编码后的精神现实。价值缺席、灵魂出逃、无家可归的宿命性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人如何得救？作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在主题的建构上对超越性旨趣的追求，对人心灵归宿的深切关注，对无孔不入的知识权力触目惊心的吃”人“现实的无情批判……作者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陈继明是清醒的，他没有迷失，他在用心思考，他把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存在纳入自己批判性视野之内，在他叙事文学的话语里编织出自己的反思性小说文本，从形而上建构了自己小说所承担的使命和意义。
我虽然质疑陈继明小说提供的精神出口——宗教！但就小说本身而言，陈继明作品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北京和尚》令人疼痛地让我们不能躲避一个问题：在世相昌隆的现代性图景之中是否存在着惊人的价值掠夺——人们是否不知不觉地迷失在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权力话语“构筑的”精神“牢笼里？小说始终围绕着北京和尚寻求精神出路的不懈努力，展示世相表层下人性异化的图景。从剃度出家到还俗娶妻，从开”般若素食“饭馆到断指忏悔、从决定开道场到抱着麻脸菩萨回到”奶奶“身边（在这里，奶奶的象征性意义很明显）。北京和尚寻求安妥灵魂的不懈努力和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无疑成为陈继明小说通过个体的心灵挣扎，展示这个以”现代性“为傲的社会奇异的幻景和拜物教狂热下人性变异的现实。在这个盲目追求盲目崇拜的文化狂热中，享乐主义和世俗实用主义轻而易举地实现对人心秩序的主宰。正如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说，任何人都不能幸免，都会被悉数收编。就连素有佛家净土的寺院也无能幸免，何况是六根未尽、尘缘未了的可乘？物欲的繁华和心灵的宁静到底哪个更重要？在金钱、权利面前被悉数收编的众生，他们需要心灵的宁静，需要灵魂的救赎，这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困顿！
在消费文化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对欲望的开发和塑造，压抑本能的时代，已经变成了压抑良知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看来，其实是作为主体的人被强大的知识权力所规训的结果。”人之死“！宣布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消失。是的，在这个社会，人在强大的权力金钱面前，如何快速地走向”死亡“！陈继明的小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主题。从小说中所展示的一系列人物张磊、红芳、杜局长、红芳的弟弟以及明里暗里出场的”众人“身上就能看到这一点。从小说的主角——身背业障、对自己的行为具有清醒的责任意识的佛教徒可乘身上，我们同时还看到了作者力图从”知识权力对人彻底奴役“的现实中寻求精神突围、抗拒这种”死亡“的努力，力图用宗教获得对”死亡“的救赎（虽然作者所钟情的宗教在帮助他，但我们还是看到了那种努力的无力和无奈）。作者尝试选择这样的路径是否有效，有待商榷，但至少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现实已经被消费的统治者悉数编码，包括人本身。被消费编码的话语体系，已经把人推上了消费控制的快车道。你已经无法停下来，甚至连踩刹车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人毕竟是一种精神动物，”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急需安妥心灵的价值认同。正缘于此，一种旨在通过拯救传统文化来获得文化自觉，已经深入地介入到了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和世界观。近年来高歌猛进着本土经验的过度书写，有一部分作家想从传统文化的精神视域中寻找安顿心灵的价值诉求。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同样闻风而动，因此，国学热随之而来，消费传统文化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问题是时代已经改变了，在这样一个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时代，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心灵安顿的传统文化，已经濒临分崩离析。我们不可能把心安在古代的农耕文明里，尽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仍然很亮眼，但却与现代社会难以水乳交融，更无力重整在社会骤然转型的失序状态中失魂落魄的心灵。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理想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两个维度。一个是文学的精神和价值维度要有形而上的意义建构，要体现文学的终极命题：爱、悲悯、宽恕、拯救等；另一个是文学话语的维度：要变写什么为怎么写！要把心灵与现实的映射、对现实的独特发现构筑在今天与现实互动的文学话语里。
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成就一个作家高度的先决条件。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关注现实，拯救良知，寻找家园！从这个意义上，陈继明的小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