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遗爱案让李治失去很多亲人，舅舅的专横成了他心上的一块伤疤，只是，他开始也没准备做什么———这个人估计是巨蟹座的，非常重视安全感并且喜欢安于现状，心中总是摆动着两种不同的想法，左冲右突，让他犹豫不决。
舅舅虽然让他不满，但毕竟有恩情有亲情，如果不是立后的事情，李治可能也就这么忍受并承受下了。甚至开始准备立后的时候，他也没决定反抗舅舅，因为他习惯了，秩序、安全与现状，都是他想紧紧抓住并永远拥有的东西。只是，这个时候，李义府们给了一线生机，而昭仪，给了他冲破的勇气。
昭仪的战斗嗅觉真不是盖的，李义府的出现让她的政治觉悟迅速升级。面对具有缝隙的敌人，分化，是最好的办法。
长孙无忌不是权倾朝野嘛，那就大封反对者的官。这个世界上，舍生取义的不好找，但是趋利之徒有的是，何况聪明人都看出了皇帝对宰相集团的不满，于是，接二连三跳出了很多人———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袁公瑜？ ？
于是朝廷出现了三足鼎立局面，一边是反对立新的老臣，一边是支持立新的新臣，中间是保持沉默的看臣。失控了，真的失控了，李治自己也没想到，那些埋伏在心里的种种，那些由舅舅的恩情、君权的受限、伦理的秩序、昭仪的爱情交杂起来的纠结？ ？突然有一天，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朝廷斗争，他是皇帝，必须作出选择。
这个时候，有个人站了出来，推了他一把，让历史再次加速。
李勣
他本来是太宗手下一员得力干将，手握重权却不贪功倚势，是太宗极为器重的人物。但是正因为器重，太宗怕自己死了他不服造反，便运用了一招“帝王术”———临死之前，把他贬黜出京，以察看其忠心。如果立刻出发，那么新皇即位就把他调回来当宰相；如果徘徊观望，那么立刻杀之以绝后患。
李勣接到诏书，连家都没回，直接赴任了。后来被上台的李治调回，进入宰相集团，作为李治的辅政大臣之一，却不是长孙党的一分子，而属于独立的“从龙派”。立后之争，李勣一直不肯发言，后来李治单独问他意见，他就说了那句改变历史的致命的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这句话决定了武则天的命运，也几乎决定了大唐王朝的走向，甚至让整个历史都不小心闪了个腰。某种程度上，后代史官也因此对他颇有微词，虽然他功勋卓著，虽然他明哲保身，虽然他谨小慎微，但是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刻说那句话呢？如果没有他，昭仪就永远成不了武则天，所谓大周革命，也只是笑谈罢了———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此时的李勣对长孙无忌专权极为反感，又感恩李治情义，所以站在了李治这边？ ？其实立后的事情，李治内心也是犹豫不定的，并不是后人所认为的是被昭仪迷昏了头脑。这么一个神志正常的皇帝就这么一竿子冲着庶母立后去了？未必。
那李勣为什么这么说，难道是为了报复太宗的猜忌，故意让李家后来被武则天折腾得家破人亡？
当然不是，未来的事谁能预测得到呢？谁曾想一个女人能做皇帝？李勣又不能穿越。
是因为看破。
纵观此人一生，不论是从前的太子之争，还是现在的立后之争，从来对皇家的内部事务，他是一贯袖手的。他只做他分内的事情，他只尽自己臣子的本分，至于皇帝立谁做太子，立谁做皇后，那是人家李氏的家事。他效忠的是唐王朝，不是哪个人，这是个看透了政治本质的人。
而这样一种“点拨”，给了李治莫大的勇气。这就是他的家事，不是吗？他有资格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扶正，不是吗？何况，李勣的背后，是军方立场，只要手握兵权的大将们不管，他的江山就是铁打的，几个文臣再嚷嚷也不顶用。
李治下定了决心。
反对舅舅专权与昭仪立后，开始并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