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元年（690），当武则天如愿以偿穿上皇帝衮冕，登基称帝的时候，她的内心，未必不恐慌。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她，在前方，一个庞大的帝国正在缓缓地奔驰在旧有的轨道上，而驾车的那些人，不论是从前的帮手还是对手，都将离她而去。
无数次教训，无数次背叛，看似满朝文武，其实孤身一人，而这个庞大的帝国，单单凭一人，又怎么能拖得动呢？她的眼光只能向下瞄准庶族———其实，她也未必就是今人夸赞的那个“英雄不论出身”的爱才女皇。就在小女儿太平公主出嫁的时候，她还挑薛家嫂子出身不高，说：“我们的女儿怎么能跟田舍翁家做妯娌？”门第，其实，也是挑的，但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
高祖留下的陇西集团，太宗留下的贞观旧臣，高宗李治留下的保守势力，甚至她自己做皇后太后培养起来的北门学士，都因为这惊天动地的皇帝跳跃，成了最危险的敌人。堂堂武周王朝，又不可能让那几个平庸侄儿和酷吏们的草包肚子支持运转，必须再找一些人，一些能不计较她出身的人，甚至不认识她的人，能直接把她当皇帝来对待，来效忠，来崇拜。而不是那些常常令自己无奈回忆起，其实本是才人、昭仪、皇后、太后，于今，是个有情夫的皇帝的尴尬的人———她想忘掉自己的过去，连同女人这个身份，一起忘却。
而这种忘却，也只能在那远距离的仰视里消弭殆尽。
天授元年，洛城殿外，上万士子云集一堂，各展奇才，二月十四日开始，太后（当时还没正式称制）亲自殿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
太宗当年看着鱼贯而出的举子，曾经骄傲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当时也有人作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其实，我们仔细查查史书就知道，太宗时期的官员身份还是以功臣旧贵为主，真正科举入仕的也不过224人。当然也不怪他，虽然太宗也意识到：“朕年十八便带兵，二十定天下，二十九为天子，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原，行之数年，天下大治。”天下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理，但是有辛苦打下江山的功臣在那里摆着，有南北朝时期的各大高门士族在那里看着，优等的资源，门第的观念，故人的旧情，充斥在华丽的朝堂之上，太宗不能都清除干净了腾地方，除非像朱元璋那样厚黑不要脸，盖个谋反的罪名统统“走狗烹”了———太宗，做不到。
但是武则天则正好相反，她找不到人，那些能辅佐太宗、辅佐高宗的人，瞧不上这个出身不高身份不清的疯女人。从前的贞观旧臣都让她当敌人扫荡了，而后来的高宗班底，也渐渐跟她分裂，贵族子弟如裴炎的侄子，18岁被流放的时候见到她，都优雅地冷嘲热讽，可想而知那些连李氏皇族都未必放在眼里的山东士族、高门大姓，见到这位女皇帝是什么嘴脸了———她找不到人。
但是庶族寒族则不同，他们不像贵族，生来不愁吃不愁穿，可以清高优雅地赏花弄蝶，做官也不过是另外一种风雅而已；对于寒族来说，做官则是一种人生改变，一次重大转向。自古以来，富贵所趋，人之本性。五代十国的南汉皇帝刘岩，基于过度畸形的危机感（可能觉得太监就不会篡权了，因为无后），要求凡是中举的士子必须自我阉割才能做官，而就是这么变态，依然吸引无数才能之士前仆后继去获得练习“葵花宝典”的资格。
既然做太监都可以，皇帝是女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机会来了。
她亲自殿试贡生，考卷糊上名字来选拔可用之才；派出巡抚使，“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蒙童博士，皆被搜扬”，本着宁可错选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把所有能用的人都网了过来；让大臣们举贤任能，以举荐贤良作为政绩考察的标准之一，并且开天辟地创制了类似试用期的试官制度，试用合格后再正式委任。凡引荐之人都给位置，正员数额不足又广置员外官，做好了正式录用，做不好立刻罢免甚至诛杀。总之，只要你说有才，就给你机会做，做不好别怪我不客气。
这是真正的任人唯能，也是作为一个女主的意外收获，因为无论是出身、经历，还是身份，都隐藏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尴尬与来路不正。重重包围里，她不相信任何人，也不会让考官们跟学生有任何宗派师生之谊，不会让举荐之人跟被选人有任何拉帮结派的可能，权势富贵取之她一人，才干升降也取之她一人。既然反叛了传统也反叛了故有一切，那么在垂直选拔的单线联络里，摘除了故旧的羁绊与人情的牵连，摘除了任何危险的中间环节，只剩下了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能”字。于是，这个让骆宾王们泪流满面的梦寐以求，这个在任何时代都很难完全做到，在封建社会更是难上加难的人才选拔理想，却在那个不安全感极强的女皇手里，做了一个最大化的完美呈现。
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司马光·《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