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在平直岸线地段上，建筑有沿岸线横向发展的可能性。岸线与其纵深方向形成了相互垂直的参照系，与大多建筑受正交网格控制是完全契合的。建筑主要沿水岸方向横向展开，尤其是在线形水体沿岸，建筑与水体展开的趋势十分吻合。
岸线凸出程度较大的地段使建筑在纵深方向有发展的可能性，而凹形岸线地段上建筑一般不得不沿岸线布置。当地段包容度较小，建筑不得不占满地段的大部分时，建筑外廓有时会与岸线完全吻合。建筑有时也会突破岸线的限制而发展到水面上，这可能是因为地段的包容度过小，无法容纳建筑的规模；也有可能是出于创造与水面更亲近的建筑形象和空间的目的。
在凸形与凹形岸线地段，建筑定向的基准主要是岸线的切线和法线。当岸线线型凸出、凹进的曲率相对建筑规模而言较小时，受正交格网控制的建筑的线型与岸线是基本平行的；而当岸线线型的曲率较大，亦即地段凹进和凸出的程度较大时，弧度较大的曲线与建筑的直线线形就较难相容，此时弧形岸线的法线尤其是弧度变化较大形成的椭圆的长轴方向(亦即凹形地段的开口方向和凸形地段的顶端方向)就成为主要的定向基准。可以看到，这一方向也是地段的主要空间指向。一些水陆交错间杂的区域，陆地与水域的关系较为复杂，地段的包容度一般较为有限，其性质也难以判定，往往相对于某一相邻水面呈现凸形，相对于另一相邻水面则呈现凹形。此时建筑的定向则要以地段可建造区域的形态作为依据，其主要的伸展方向一般与陆地的主要长轴一致，当长轴线呈现曲线形态时，建筑也往往以曲线的形态与之协调。伦佐·皮亚诺设计的让玛丽·吉芭欧文化中心位于近海水陆交杂的堡礁区域，建筑所在的陆块面积不大，呈梭形，建筑伸展的方向即与陆块的长轴方向吻合，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而当水体界域较小，建筑群落规模较大时，建筑就可能围绕水体而建，每栋建筑的定向都依据所处的岸线走向，从而形成建筑的主界面沿水体展开环绕的态势。
5.3.2 群体风貌
此外，对于由要素集聚而成的群而言，其形态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构成群的各要素在形态上所体现出的某种共性。这种共性使得群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而又富于变化的风貌。因而对于建筑群而言，在各个建筑单体的体量、形式上体现出相似性或是一种有序的变化是重要的。武夷山庄的建筑营造分为三期，历经十数载，但由于得到建筑师的有力控制，建筑群体呈现出风格统一和谐的面貌。而在宏观的尺度上，对于群的构成要素的形象共性的追求，正是我们强调地区建筑与地区风景特质和谐统一的动因。因为在区域的层面上，一定区域内的景观的整体风貌是作为一个“群”的单位而呈现出某种共性的特征。有学者研究了区域尺度上景观类型与景观风貌的分布，并将其与景观环境中的建筑的形态特质的分布对应起来，并试图归纳两者之间的关联和演变规律，从而归纳出区域尺度上景观、建筑的空间分布格局。这种研究是对地域建筑研究很有价值的补充。
5.3.3 “群”的共存与互动
在景观环境中，建筑的群是与其他景观要素形成的群共存的。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群的共存与分布整体上呈现出景观的格局。总的来说，一个适度集聚、形态稳定、结构清晰、与所在地段关系紧密的建筑群落是能够与景观环境和谐整合的。
而在营造过程中，建筑群往往还要与其他群发生互动：或是相互接壤，或是相互渗透。建筑介入的过程应该尽量减少对景观中既有的异质群落的影响。一般而言，柔软、互渗但又不是过渡弥散的空间边界是较好的。在这种共存关系中，建筑群不宜对其他群落发生过多的侵入与干涉，更不宜割裂和破坏景观格局中既有的群落形态。武夷山庄作为一个建筑群，尽管也向景观中的植物群落介入与渗透，但由于建筑师精心设计，控制体量的尺度和组织方式，使得这两个共存和互动的群和谐共处，相得益彰。
5.4 “架”的整合
城市的“架”是城市中的道路系统，形态上呈现一种线的网络，然而其本质是将城市中不同的要素组织和支撑起来的线性系统。它直接决定了城市的肌理乃至整体形态。在组织结构层面，建筑单体同样具有支撑其形态生成的“构架”，主要表现为形体中蕴含的控制线和格网系统。而景观的“架”则不仅仅包括建成环境中的道路和基础设施的网络。从“架”在划分地段界域、串联节点、控制整体形态生成的组织作用来看，景观结构中显性的路径、隐性的“关联线”等线要素形成的网络也是景观的“架”。
建筑形态与景观在组织结构意义上的“架”的整合，意味着建筑的形态更紧密、贴合地镶嵌在景观之中。如果说“核”是一个锚固点，“架”则是一张网。
对于建筑群体而言，主要的“架”就是建筑或建筑群之间的路网系统，其往往需要与景观结构中的线性秩序(尤其是地形)相整合。
例如在山地地段建立起来的建筑聚落和城市，其路网构架一般要顺应地形变化中蕴含的等高线、坡轴线、坡缘线等线性系统，此外还要避让某些特殊地形要素，从而形成有机而富于变化的路网系统，在这个构架上发展起来的建筑群体与景观具有形态上紧密的关联。在意大利的山城中，主要的街道或是顺沿等高线，或与等高线垂直。如着名的锡耶纳城(Siena)的3条主要街道便是顺应场地Y形的山脊形成的，在其交汇点则形成了坎坡广场。从形态生成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说锡耶纳城的生成是以山地的坡脊线为轴生长出来的。“在中世纪的城镇中，我们看不到凌驾于场地特性之上的先验图式，城镇的形态构成和肌理细致地反映出地形的构造和形式特征，蕴含着与自然风景同质的内在品性。”而在起伏的地形上运用纯粹、规则、不加调整的正交网格体系则比较少见，因为这种形态构架是与大地景观中存在的秩序相冲突的。希腊的米利都城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格网式城市，然而用地地形起伏的变化使得它不得不设置较多的台阶来克服高差，事实上是并不适宜的。
斯皮罗·科斯托夫指出，在平坦的土地上，城市的网格可以“自由”发展，然而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当土地上存在着某种线性景观要素时，网格的形态就往往做出调整，例如河流城市的主要街道常常与河道平行，在这些主要街道之间常常有少量次要的街道作垂直方向的连接。在平原水网纵横地区，中国传统城镇建筑聚落的路网与交通体系往往与河道形成的线性系统紧密联系，或是前街后河，或为临河而建、蜿蜒的水畔小巷，街道网络的走向与水网大致平行或垂直。在当代滨水城市形态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就是建立起水体沿岸的线性开敞空间以及与之垂直并能通达的一系列道路系统。相关研究指出：仅仅一条滨水绿带还不足以给城市带来全面的美化，通向滨水地带的“通道”应是滨水景观带的延伸。
而在建筑群落乃至城市之间，近现代以来快速发展的快速道路与大地景观的整合也是十分重要的。某种意义上说高速公路是区域尺度上的“架”。高速公路在大地景观中应当寻求一种适当的秩序，使得高速公路线形的内在秩序与大地景观的内在秩序和谐统一，并把各种要素安放在这种既有的秩序中。在山区及丘陵地区的高速公路，理想的线形是顺着山形的变化，与山岭平行布置。这样沿高速公路行进时，山脊的轮廓线在路边尽情展示起伏跌宕的变化。更多的情况是高速公路在山岭中蜿蜒穿越。合理的布线应是在山岭的鞍部以倾斜的角度形成平缓的曲线。最不恰当的方式是将路线与山脊垂直布置，这对原有的自然山体造成了破坏，与周围环境缺乏合理的形态关系。河流、湖泊等水体与高速公路的线形的关系与山体相似，建议高速公路线形以一种接近平行的关系与水体岸线发生形态联系。当通路与水岸线并行时，通路两侧具有不对称的空间感受，空廓开敞的水面空间界域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和心理兴趣指向。
沿线形水体(河流、溪流等)布置道路，能够串联起沿途的自然景物和建筑，形成序列化的水景-建筑空间。沿水岸而行的通路，朝向水面一侧在限定上往往在满足安全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敞并与水面接近。当然两者并行关系上的适度变化与微差也会带来富于变化的景观体验。对于景观中的人工营造物。在宏观的景观中最显着的景观秩序是城镇的街道与道路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街道是稠密的方格网模式。高速公路与街区的关系，一般以平行和正交方式较为适宜。而以斜角与既有的街区秩序相交会产生令人困惑的结果，高速道路系统似乎是粗暴地介入既有的景观秩序之中，两者之间的冲突令人不安。然而，道路不宜破坏大地景观的既有结构，并不意味着被埋没隐藏于其中，而应当以一种明确、可感的线形来突出其个性特征，或在转折处提供开阔的视野。
对于建筑单体而言，“架”与景观的整合则意味着其自身的组织架构相对于大地景观结构的开放，意味着将景观的结构控制系统纳入或是叠加到建筑自身的组织秩序之中，而不仅仅是局部和边缘的调整和适应。由于组织结构是生成建筑形体和组织建筑空间的基准，因而建筑的组织架构向景观结构的开放也就意味着为建筑形态在形象和空间体验层面与大地景观的整合建立了基础。
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设计的洛杉矶盖蒂中心(Getty Center)位于洛杉矶北部圣莫尼卡山脉南侧的一个山丘之顶，建筑群的形态控制体系由两套错叠的格网系统构成，其中一套格网的方向与临近的洛杉矶市主要的城市道路格网系统相一致；另一套则依循建筑所毗邻的通往圣地亚哥的高速公路的方向。这两者都来自于整体的景观结构中的线性要素系统。
爱尔兰华裔建筑师HP事务所(Heneghan Peng.Architects)中标的埃及国家大博物馆方案以从开罗到吉萨大金字塔群的广阔地域的整体景观结构作为建筑形态的构思基准和出发点。在这一区域的景观结构中，主导性的要素是开罗城这一人工营造的建筑集聚的群落，以及沙漠中三座大金字塔所形成的地标。博物馆建筑形态的控制架构是始于城市边缘的建筑场址而朝向三座大金字塔的一束射线。这一束射线鲜明的显现出了从场址到作为地标和中心的金字塔之间潜在的力线，并将其有形化，从而使得建筑与景观结构的关联极为紧密。
建筑在宏观尺度上与整体景观的整合令人叹服。
彼得·埃森曼设计的位于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Peter Eisenman)的加利西亚文化城综合体，其形态控制系统包括三套相互叠加的印记：中世纪圣地亚哥城的街道网络、抽象的平面正交格网(人类理性)和场地所在的山坡的三度的拓扑曲面。这三套印记又经过了相互交融的复杂变形，形成一个新的难分彼此的控制系统，从而生发出建筑的形态。
作为整合的另一方面，景观结构本身既有的“架”也伴随着新的建筑的介入而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和重构。
对于景观中的一些既有的、具有重要生态意义和鲜明形象特征的“架”，希望在建筑介入后依然保持其自身的完整和特征。除了既有的道路系统之外，景观环境之中的水网系统也是“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水乡城镇聚落往往十分重视对水网系统的保护。纵横交错的水网在建筑群落中形成开敞的景观空间的网络。而景观中的隐性线形成的系统，编织成整体景观结构中一张潜在的关联的网，同样也是景观的一种“架”。如果在建筑及其群体的设计中，通过建筑形体与空间的布局，使得这些潜在的关联线的网络得以留存或显现(例如在视觉上保持贯通)，则景观的“架”在建筑介入的过程中得以保留和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