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克罗尔齐克描述说前一种观点的神学依据来自于《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促使西方的僧侣作为神的助手而使自然变得尽善尽美；后一种观点的神学依据来自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即倾向于认为自然在创世之时已完成，作为最后一个被造之物的人，应当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自然界，去控制和利用它。这种偏重于人与自然对立的观点，克罗尔齐克认为历史上神学家对此的解释直接借鉴了斯多葛派(The Stoics)的思想。斯多葛派是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学派，它首先形成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并与本体论优势的思想有瓜葛。其代表人物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认为宇宙是“诸神和人以及一切为造福他们而存在的东西”，其中蕴含的人类(或许再加上神)中心思想是十分明显的。而柏拉图的“理式”也曾为早期急于建立起宗教哲学体系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所借鉴。
总的来说，在中世纪人们的心目中，在他们现世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之上还有着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这和古希腊时代“神在自然之中”的理念是不同的。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家们也曾为了说明上帝造物的伟大和人类造物的渺小而描述和欣赏自然美，但在这种描述中蕴含的是自然背后的那个超自然力量的统治性。因而上帝才是一切行为的判断观照，而自然不是。
不仅如此，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建筑之外的自然甚至是可畏的。未被人类涉足的景观充满了不可知的神秘和野性，黑暗的森林、荒芜的野山、神秘的水域与上帝创造的宁静和谐的伊甸园是如此大相径庭，因而外部世界是不友好的，对于人们而言是黑暗而恐惧的。着名的中世纪学者若望·勒克莱克(Jean Leclercq)指出：“……他们感受到的自然界的优点，多半是在精神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寺院是真正的乐园；而周围的土地也分享它的尊严。……一片未经祈祷和苦行而奉为神圣的原始荒芜之地、或没有宗教生活作为背景而怀抱之处，都被视为原罪状态。”这当然也与罗马帝国衰亡后生产力的凋敝、文明的衰落有关。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世纪宗教力量的影响下，人们在景观中的存在意向是一种紧缩的、审慎的(甚至是对外防卫性的)以及趋向上帝的图式。舒尔茨描述道：“在存在空间的层面……在一个艰难而充满恐惧的世界里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心理安全模式。”这种存在意向的典型代表是属于宗教生活的修道院建筑。在中世纪，最初是在远离文明的自然景观中，信奉禁欲主义的修士们建立起修道院。主要的教团包括本尼狄克(Benedictine)教团(又称本笃会)和西斯特希恩(Cistercian)教团(又称西多会)。第一座修道院建立于4世纪，6世纪到8世纪是修道院的鼎盛时代。对于外部的景观而言，修道院是一个内在的世界，属于上帝的世界。根据王蔚的描述，修道院建筑的形态在大地上构成了这样一种意象：“通过由低矮到高耸的集中，把周围的原野拉向这里，再拉向教堂，高高的钟塔像伸向上帝的手”。
从而，同为上帝造物的自然和人，一起表达着对于天国的向往。法国北部的圣米加尔修道院无疑将这种意象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山峦与建筑浑然一体，向苍穹升腾。虽然这种描述和理解未必是营造者的本意，但确实饶有意味。
在世俗生活方面，中世纪早期动荡而变乱的年代，封建领主们出于防御和庇护的需要，建立起高大坚固的城堡。修建在险峻山峰上的这些城堡封闭而厚实的形体和对外严峻防御的姿态与它们所处的险峻的景观建立起了一种气质上的共通和交融，从而达成了一种和谐的整合关系。而另一些建立在开敞平野中的城堡则经过时光的考验，成为景观中具有控制性的中心。
中世纪的城镇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与发展，在10~11世纪已蔚然可观。尽管到了中世纪的晚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开拓了更多的聚居地，世俗化的城镇也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和复杂度。但是从宗教控制下的栖居意向的角度，中世纪的城镇与修道院依然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因而它们在景观中的存在形态也具有相似性：由体量、形态相似的房屋形成的团块与周遭的自然景观界限分明，其中教堂和钟塔巍然耸立，成为一定界域内景观的统领要素。舒尔茨归纳它们共同的特征包括围合感、稠密、私密性，“中世纪的城镇已经不仅仅是物质上围合；内向性(interiority)成为它的特征。”如今留存下来的许多中世纪城镇往往建设在自然的山水之间，规模相当有节制，并没有套用规则的和几何化的构成秩序，而是依托其所处的大地景观结构。整体形态既统一又富于变化，整体与细部尺度适宜，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被称为是“如画”(picturesque)的城镇。与中国传统村镇的田园风光相比，它们与自然风景共同形成的景观毫不逊色，同样具有非凡的魅力。
尽管中世纪建筑在景观中的存在基于某种对于自然中的未知的畏惧、防御、收缩和隔绝的态势，然而作为结果，建筑及其群体往往是自制、审慎、内敛地介入景观之中，并与既有的自然景观形成和谐的整体。
2.2.3 文艺复兴及其之后
文艺复兴一般被视为神性的衰落和人的主体性的兴起。“人们以前对外部世界由外向内的目光，现在转变成了由内向外。”这一转变提示着：如果说中世纪建筑化的、人工化的秩序是内省地局限在建筑及其群组内部的话，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则要将它向外投射到建筑所在的景观中去。
文艺复兴可以说是重新认识自然美的开始。文艺复兴的先驱彼德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敢于探索先人未曾到过的(甚至曾是令人恐惧的)风景，并写下了充满激情的赞美篇章。15世纪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论建筑》中阐述了别墅建筑的营造原则：
“最重要的是，基地应位于坡地上，……提供概览周围乡村的视野。一所住宅应当‘享有所有的空气、阳光，以及舒适宜人的美好景色’；因此在你的‘视野中，有了一些城市、小镇，海洋、平川以及一些知名山丘的顶峰。’”这样的描述使人联想起古罗马时代小普林尼对他的别墅的描绘。在这些文字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对于自然美的赞赏，更重要的是对于“自我”的心灵的意识与开拓，以及对于优美的自然风景欣赏利用的态度。这当然是与生产力的发展、世俗生活的兴盛以及随之而来探索和掌控世界的欲望有关系的。自然不再如基督教的中世纪时那样是可畏而使人远离的，而是可开拓和可欣赏的。
陈志华先生在研究欧洲古典园林时注意到这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然风景之美的酷爱与所营造的充满人工化形式的园林之间的奇怪矛盾。事实上尽管文艺复兴使心智极大解放的人们比以前更热爱和欣赏自然风景，但人们在大地之上的存在方式和意向，却是试图用自身理性所构造的完满的几何图式去掌控世界。人的心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于是它最高的造物——“理性”代入了中世纪神秘化的上帝的位置。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城市”的模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想城市与古典时期蒂诺克拉特(Dinokrate)设想的理想城市有着迥乎不同的形态。蒂诺克拉特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构想的理想城市是建立在一座巨大无比的人体雕塑上的。人体雕塑几乎与阿托斯山(Athos)等大，头部位于山顶，城市的水源从人体的右肩流下，左臂与躯干上坐落着城市的核心，其中最重要的建筑位于左手的手掌中，而两腿则护佑着通向城市的道路。可以看到，古典时期的理想城的形象和当时的自然主义哲学、人与自然原始统合是一致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想城市的形态明显继承了古罗马时代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所构想的理想城市的形态，其突出特点是采用了正多边形的平面和放射状的路网。这种严整的几何秩序控制下的城市与以cardo和decumanus为基准发展起来的罗马殖民城市形式虽异，却同样反映了人们将理想化的几何秩序投射到大地上的意图。同时，与中世纪城镇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中没有了中世纪象征着高高在上的天国和上帝的教堂钟塔作为景观结构的中心，而是以平面上规则的几何图形的形心来做为中心(事实上文艺复兴的教堂建筑都不过于强调竖直性，而是强调向心性)。
文艺复兴时代的这种人类理性超越了自然的思想影响了对于建筑与自然风景的审美判断。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认为：“……然而，(花园)的确是从自然中获得其形式的(来自森林田野中的树木、灌丛、草和花，至少在最初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艺术。”与康德的看法近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也认为园林艺术的不纯粹，是因为它“力图模仿自由的大自然”，而不是像建筑一样，是“运用自由的自然事物建造成的作品”：“此外，当然还有些不完备的艺术，比如园艺(指园林艺术)和舞蹈之类。……正像在自然界里，混种、两栖类以及变种并不表示自然的优越和自由，而只表示自然无力坚持由事物本身决定的本质性的差异，让这些差异在外在的条件和影响之下受到歪曲。在艺术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中间种或混种，尽管它们之中也有些悦人的、美妙的和有益的东西，它们总还不够完善。”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绝对理念的表现”，是超越于自然实存的，是人类理性的体现。黑格尔所谓的理念，是一种客观的“绝对精神”，是最高的本体(存在本身)、理想的范式。换句话说，这种唯理论的美学认为，自然本身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但是人工造物对于自然的一种“模仿”，较之对于人类理性精神的表达，是要低一个层次的。因而，建筑在景观中的存在形态，便在完全人工化秩序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在其自身形态构成上的完满性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建筑形态的规则、向心、对称是主要的特征。诺伯格·舒尔茨描述道：“整个景观中引入一个集中式建筑是当时的普遍特点……人造形式完美而自成一体地在这里表现出来……”建筑师将这种人工化的秩序投射到景观中去。随后的手法主义、巴洛克风格等建筑思潮在这方面都是相似的。在意大利别墅园林中，建筑与自然景观之间存在着的秩序上的对立通过花园来进行过渡和调和，因而他们将花园按照建筑的几何形式来修建和组织。这实际上也是以建筑为中心、“自内而外”的投射的鲜明体现。在凡尔赛(Versailles)，这种以建筑为中心、以人工化的组织秩序控制整个大地景观的做法发展到了巅峰。当然这也与封建君权密切相关。法国西部城镇LaRochesur-Yonne，可以清晰地看到叠加在中世纪城镇结构上的拿破仑时代建造的几何化的秩序。
但这种在大地上建构起来的人工化秩序并不意味着对景观完全缺乏关照。杰弗里·杰里科对广为人知的由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设计的圆厅别墅(1547)评价道：“……帕拉第奥所关注的，只是具有纯粹的、自我包含的几何形的建筑，它们与任何经过设计的环境相脱离。”这种评价事实上包含着误解与偏见。圆厅别墅四出的门廊和平台意味着对于景观的关照，用帕拉第奥自己的话说就是：“每个部分都能享受到许多美丽的景色，其中一些是有限的，一些是延伸的，还有一些则消失在地平线上；每个朝向都设有平台。”帕拉第奥是通过对不同地段或环境的考虑来描绘他的设计的。根据伯纳德·卢本(Bernard Leupen)等人的分析：别墅的中轴与一旁流过的Bacchiglione河平行，西南面的门廊对应临近最高的山峰贝拉瓜地亚山，西北面的门廊与文森拉区的教堂相对，东北面的门廊正对农田，东南面的门廊则面对别墅南面的河谷。因而建筑确乎是精心安放到景观之中的，只不过建筑的理性、几何化秩序掌控了整体景观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