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听说人家给我介绍了个对象特别高兴，做了一大桌子的饭。贺平正好从农场来，平常也吃不饱饭，到了我们家以后，看见这么好吃的一桌菜，也不客气，就把这些菜全给吃了，最后那盘子摞了一堆。我们四川人有一个特点，看谁吃得多就是不错，家长就特别欢心。那时候我父母和奶奶在后院里开了一块小地，搭了个架子，种了点丝瓜、苦瓜，因为他们是老人，搭的架子比较不结实。贺平因为个子比较高，又是壮小伙子，从农场劳动回来特有力气。他说你们这个架子不行，他就又去找了好多竹竿，又把架子重新搭了一遍，再把那些藤都盘上去。三位老人看着挺高兴的，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挺能干活的。贺平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就要去看他的父母了。那时候贺平大学已经毕业，在湖南农场劳动拿工资。他在北京千方百计给他父亲买了两条烟，一条云烟一条中华烟。结果从我们家临走的时候他把两条烟都一掰两半，一半中华一半云烟留给了我父亲，然后我就送他走了。我刚回家就看见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坐在后院。一人一个小凳子，旁边还放了一个小凳子。我爸爸就说，你过来，你过来，我就也坐在那儿了。我爸爸满脸喜色，一拍大腿就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我听完了以后还挺诧异的，我跟贺平刚认识，我们还没定呢怎么你就定了？但是我父亲这么一个不苟言笑、沉默寡言的人，看到女儿的幸福他真的是由衷地高兴。有这样的父亲母亲，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福！
“这次爬黄山证明我完全合格”
老爷子是“**********”结束后不久爬的黄山。“**********”十年的时间，他基本上没有工作，其中有几年在江西，那时候通过劳动、体育锻炼锻炼了自己的体魄，所以在复出以后，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错。但是毕竟他爬黄山的时候已经75岁了。那时候我们就说老爷子你年纪这么大了，爬上去不现实，给你准备了一个滑竿，你能爬就爬，要是爬不动了一定要坐滑竿，不要勉强。老爷子就说我能走。我父亲就带着大队人马，他一个人大步行走在最前面。其实他上山的过程并不是很轻松的，因为毕竟75岁了，但是他的意志力我真是非常敬佩。他不只把登黄山看作是体力上能不能上去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那种坚持不懈、永远向上的精神。
爬到山顶上以后，我父亲其实也非常累，但是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参观黄山景点的时候，他真是兴致勃勃，两天爬山的辛劳在他身上一点都没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主要就是一种精神在激励着他。当他爬到黄山之巅，一览众山小，看着万里云海的时候，我觉得这跟他本人带领中国开始一个新长征的心态是非常吻合的。我觉得登黄山不只是他体力的问题，考验自己意志力的问题，更是一种精神的体现。他下了黄山以后，说了一句话：这次爬黄山证明我完全合格。我觉得有两个意义，一个最基本的是指身体。因为他刚刚复出，胸怀壮志，还要干一番大事业。他觉得中国当时是百废待兴的局面，他希望能够用他的力量带领中国开始新的长征，但他毕竟70多岁了，所以他希望自己身体好，这是一个基础，而这次登黄山全面地考察了他的身体状况，他非常满意。尽管很累，很辛苦，但是他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他很高兴，因为他的身体通过了考验。另外，我觉得75岁高龄的人，经过了这么一次登临绝顶的历程以后，他的胸怀、意境、精神境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父亲是一个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人，而大自然也会给他回报。大地、山川、云海给他精神上的补充，吸取万物之灵。他不是信佛的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对祖国的博爱，祖国大好河山对他精神上的滋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
“我们可能看不到祖国最终的统一，但是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
他在对台政策的制订上，做台湾朋友的工作方面都是亲力亲为。他见过很多从台湾来的朋友，也见过很多为********奔走的朋友。对台办有关方面安排的所有朋友他都是亲自接见，甚至还请他们吃饭。******曾经多次通过渠道派人来大陆，我父亲每一次都是亲自见，亲自跟他们谈，向他们解释我们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他说过我们可能看不到祖国最终的统一，但是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先把事情做起来，到时候祖国统一就会水到渠成。他还说这个事急不得，现在想统一没那么容易的。先把经济发展起来，两岸交流起来，也就水到渠成了。
政治交代和退休
1989年5月31日，我父亲和****、姚依林同志谈话。那次他就非常推心置腹地谈了当时整个的政治情况，同时也确立了江****同志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还请****和姚依林同志把他的谈话向全体中央同志转达，他说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父亲下定决心全退，9月4日上午他请江****、****、****、姚依林、****、李瑞环、******、万里同志到我们家里来跟他谈话。他开门见山就说，今天主要商量自己退休的问题。他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就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要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休的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他向中央同志表示他退休决心的同时，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要退休。当时曾经找人起草过，拿到了以后，他觉得好像没有完全反映他的心声，所以他就自己口述我们在旁边记录，最后经过整理打印出来再交给他，他郑重地在这个辞职信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我父亲“**********”复出以后，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要在中国建立退休制度。他身体力行地为建立和实现这个制度，制定了我们党内和国家的一些制度。他本人“**********”复出以后就一直没有担任过国家主席、党的主席或者党的总书记这样一线的最高职务，实际上就是他在为自己最终的退休做准备。1989年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面他终于实现了他退出最后一个职务，就是********的夙愿，那个时候他就完全退休了。
但是他退休以后，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了，不是不关心社会的情况了。他们这一代的人，从他们入党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职业革命家，他们把他们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个国家，奉献给了人民。所以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还是关注着这个国家，关注着党，关注着我们的人民。那时候像江****同志他们要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请教或者跟他商量，他们就主动提出说想来看望他，这时候我父亲就跟他们谈一谈。但是我父亲谨守着他自己退休的原则，他不会主动，比如我要讲什么问题把大家找来谈，都是这些领导他们自己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要征求他的意见，或者是要请教他的时候就来看看他。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
南方谈话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在出发之前，他只是跟我们说要到南方去休假，因为他对深圳感情很深，所以他要去深圳。结果一到武汉的站台上，他对当时来看他的武汉的领导就讲了一些话，包括反对形式主义，就讲了很多。因为他出去不爱讲话，所以我们也没有记录或者录音，他突然讲了这么多话，我们当时就有点措手不及。所以等离开了以后，我们到火车上就赶紧补，补充完了之后我父亲就说，我的意思请武汉的同志们转达给中央。到了深圳以后，我们就发现他很有要表达他想法的意思，每当他出去见人他都主动地说很多问题，涉及面也很广。
在国贸上看深圳全景时，他就讲起姓资姓社的问题、发展的问题、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我就跟服务员要了一支笔，拿了两张餐巾纸。那个谈话记录是我用服务员的笔在餐巾纸上记下来的。一路上他就非常主动地讲了很多问题。1992年父亲88岁了，经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当时中国面临的局势比较复杂，经济一直比较低迷，思想领域比较混乱，“左”的思想也有，右的思想也有，各种各样的思潮、思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制裁，要怎样突破困境，怎么样改变僵局？这其实是他脑子里从1989年以后一直在想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是要转向，还是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中国面临的前途选择问题，一个重大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样去破这个局，怎么样突破目前的局面，我们要做一些大事，要在世人面前宣布我们中国仍然要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对我们的人民要有交代，对国际上要有交代。他是从心底里想帮助中国，帮助当时的领导同志们，一起来打破僵局，走出困境，开创中国改革开放全新的局面。所以他这一路的讲话，自己是有所准备的，不是临时的有感而发。有些问题在他脑海里面已经反复思考了好几年，是利用这么一个机会讲出来。他年纪也大了，如果他这次不讲的话，他可能觉得自己将来也很难有机会再这样系统地把他的想法讲出来，所以他有急切的欲望要讲，你看他南方谈话的语速很快，他的眼睛是闪烁着光芒的，这可以反映他的心情，一种愿望。他要把他最后的经验、智慧、想法讲出来，他要帮助中国，帮助中国领导人，要为中国的人民再做最后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就像蜡烛一样，他在燃烧着，他要燃烧尽生命的蜡烛，把最后的光热和能量留给中国。
南方谈话之后，1992年的7月份，我的二叔邓垦来看望我的父亲，我父亲在那次就谈到了南方谈话。他说没想到我这次南方谈话对国内国外都有这么大的影响，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坏的反应。老百姓，包括各个阶层的人都拥护这个讲话。没想到这半年以来我们的经济这么好，现在国内国外的形势对于我们来说都好，但是我们不要吹，不要标榜，要扎扎实实工作。
晚年关心的几个问题
1989年以后，我在父亲身边的时间长一点，我不是他的秘书，就是帮助他和他的秘书做一些翻译工作、文字记录工作。我父亲没有文字秘书，到了晚年以后，办公室主任也认为老人家的一些谈话应该记录下来，所以后来我主要是协助******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没有发言权，只是在父亲身边给他当耳朵，帮他记一点东西。这是父亲的原则，他从来不允许他的妻子、孩子随便议论政事，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当然我在他身边这么长时间，我对他晚年的思路多少有一点了解。我父亲不会关注工作上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他自从“**********”出来工作以后，他的工作方式就不是事必躬亲的一线的工作方式。他主张建立退休制度，他认为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制度性大事，所以从他工作的角度上讲，他那时候就开始不过问党、******、人大等这些具体的工作了，他只关心一些宏观的战略、布局方面的问题。到了他退休后，他关心的更是比较深层次的，关系中国发展前景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回忆起来，我觉得父亲首先关心的就是制度问题，就是党内和国家都要建立**********为根本原则的好的制度。这个我觉得是他非常关心的，他也做了大量工作。从自己退休做起，从怎么样交班、接班，几次的交班、接班，一直到最后召开十四大，他都非常关注。而且他比较细致，也非常愿意帮助新一代领导人顺利完成交接班。他希望我们将来可以用根本制度来保证国家的平稳，这是他非常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