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广电总台新闻中心李思沪
5月13日，我接到新闻中心让我赶赴地震灾区采访的通知时，距离出发时间仅一个半小时，为了早一点赶到灾区采访，没顾得上回家只简单地打了个电话，随后即随车队赶赴陇南。
直至6月1日才从陇南地震灾区返回兰州，在陇南采访共20天，发回各类报道70多篇，及时客观准确地向听众反映了地震灾区的人民生活。
在灾区采访期间，首先遇到的就是生命危险，由于余震不断，路上的山体滑坡和塌方时有发生，许多道路车辆不能通过，经常步行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的陡峭山路去采访。在到马街镇蒿坪村采访时，突然下起大雨，司机担心下雨车辆无法下山，提前开车下山了，我为了完成采访任务，坚持留下采访，在采访结束后，在雨中步行近10公里山路返回了镇政府。5月27日，在武都区三河镇采访结束返回途中，陕西宁强发生两次较大余震，余震导致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一时山石滚落，烟尘弥漫，一块飞石将汽车的挡风玻璃砸出几道裂缝，车辆受到较大颠簸，方向系统上的四颗螺丝只剩下了一颗，修理人员看到后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5月14日下午到武都，我住进了一家墙体裂缝的宾馆六楼客房。宾馆，楼房，平时是好地方，在余震不断的灾区，却是最危险的所在，之所以入住的原因是因为这可以上网传送稿件。
在这家没有服务员、不开伙的宾馆里，我和同事们唱着“空城计”，深入乡镇村采访。水电供应中断的那几天，我们每天只能保证给自己的胃里装一瓶矿泉水一包方便面，洗脸刷牙都成了奢望。
14日晚6点左右，我正在为《今日观察》节目做连线，房子摇动起来，窗框也开始哗啦哗啦响——一次强余震降临。当地广电局长让我赶快下楼避震，但节目正在连线之中，于是我马上把自己当时的感受通过电话表达出来，让人们了解当时陇南市的实际情况和当地居民的切身感受。
18日凌晨1点08分，四川江油发生6．0级强余震，睡梦中的我被地震从床上摇了下来，睁开眼睛看到，放在床头的打火机都被颠到了床尾。在广电总台苏锐钧副台长迅速组织下，大家很快撤离到楼外空地，一直到早晨6点多才返回房间，稍作休息马上就投入到了当天的采访中。
25日下午4点多，又一场强余震突如其来，楼房晃动起来，我正在房间里写稿子，连日来不断的余震已经习以为常。
可是几秒钟的功夫，楼板嘎吱嘎吱响起来。半小时后在网上看到，那时紧邻文县的四川青川县发生了6．4级强余震。
刚到灾区的两三天里，我和同事们经历了倏忽降临的大小余震，后来对此就有些麻木了，甚至还将每天6点左右如期而至的余震戏谑地称为“地震免费叫醒服务”。
震后当地的通讯网络没有完全恢复，只有陇南市委大楼等极少数地方可以上网传输稿件，为了能及时把灾区的情况通过电波发送出去，我坚持在陇南市委已经大面积裂缝的危楼中，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所有的稿件都是自己采写、播音和制作合成。5月14日，在与单位做连线节目中发生较强余震，虽然楼板、窗框在嘎嘎作响，整栋楼房也较大幅度地晃动，但为尽快把灾情报道出去，我坚持完成了连线任务。5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写稿时，四川青川的6．4级余震更是让已经裂缝的危楼有了难以支撑的感觉。就是这每天大大小小数十次的余震，对地震带来的危险已经有些麻木，只要能让广大听众及时了解到受灾地区的情况比什么都重要。
采访期间食宿是我遇到的又一个难题，由于余震不断，采访前期晚上只能睡在车上，采访后期晚上席地睡在潮湿的帐篷中，洗脸刷牙更是十分困难。采访期间每天的新闻线索非常多，为了不漏掉每一个线索，从早到晚我几乎都是奔波在几个采访地点之间，往往一天只吃一顿方便面，而有的重灾村地处偏远，条件艰苦，连泡方便面的热水都没有，只能用矿泉水泡冷方便面吃。虽然环境危险，条件艰苦，但我没有耽误一次采访任务，24小时随时有情况，随时去采访。5月15日，当省民政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到达武都后已经是凌晨1点钟多，我马上赶到物资到达地点，对政府官员，运送车队都及时进行了采访；抗震救灾部队到达武都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我也是及时赶到现场对部队官兵与群众做了采访，随后立即采写传送稿件，工作完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多。5月13日晚上9点多，我到达了陇南市徽县，在了解到宝成铁路徽县段的109隧洞的灾情后，发挥了广播及时快捷的特点，在各媒体中率先以口播连线形式做了报道，随后返回徽县县城对帐篷露宿区的灾区群众进行采访直到凌晨一点。
在武都区柏林乡浩家沟村，为了即时播报当地受灾情况，我计划做现场直播。可到达这个村时却发现这里通讯网络中断，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眼看直播计划就要泡汤，我心急如焚。
这时候，我意外得知村上还有一部联通手机尚能保持通信状态，我急忙找到手机的主人向其求助。得知情形后，主人二话没说就将手机递了过来：“你只管放心用，打多少都没问题。”就是通过这部手机，我与同行的电视新闻中心记者顺利地将该地的灾情播报了出去。
考虑到下午还要去邻村做连线报道，我希望能继续借用这部当时唯一能打出去的手机，但同时他又担心手机主人不肯借，毕竟，在这个贫困的山区，手机还是一件奢侈品。思之再三，我决定给他放下500元押金。没想到手机主人连忙摆手往后躲：
“手机可以借，你随便打，但钱我不能收。你们冒着风险来帮我们，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出这点力算啥？”说完，手机主人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告诉记者就扭头跑了。
当天采访结束后，我专程回去还手机。觉得无论如何要将今天拨打手机的费用还给人家。这里的人民本来就不富裕，现在又遇上灾难，雪上加霜，这样无偿使用老百姓的手机于心不忍。可当找到手机主人要付费时，却再次遭到拒绝：“这钱你拿回去，我坚决不要！”我执意要给，手机主人干脆转身往山上跑去。我追了半天，累得气喘吁吁也没赶上。我想，要不然就让别的乡亲转交吧，可刚才还在围观的群众，这时却像退潮一样呼啦一下全散了，谁都不肯接受这钱。无奈之下，我只好将手机和一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一并放在一块石头上等主人自己来拿。返程的车启动了，我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在喊，扭头一看，正是那个手机主人在追着车跑，把我留下的钱扔进了车里。这样纯朴的灾区群众，让我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一些。
在采访中，我不仅及时采写受灾地区的灾情稿件，把关注更多地放到了受灾地区的生产自救恢复重建中，走访了当地的小吃街、菜市场和超市，把这些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衣食住行的恢复与转变都做了现场报道；同时把当地的天气情况也作为一项重要报道，每当天气变化时，除了报道还请气象专家就如何防范次生地质灾害向群众作出警示；跟随救灾部队采写稿件，如在武都区柏林乡跟随部队到达指甲山村，采写了《救灾路上鱼水情》；跟随红军师金刚钻团榴炮三连到达武都区郭河乡川子山村，采写了《奋战在摄氏33度》；在直升机空运物资现场发回了《空投物资到达陇南》的现场报道。
在灾区采访，所见所闻让我觉得责任重大，如果每天不把采访到的消息发回新闻中心播出，就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每一个人物、事件、场景都是争取第一时间播发，新闻的生命在于时效，在灾区我觉得时效更胜于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