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驻甘肃记者站曾华锋
重大事件发生后，记者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答案只有两个字：现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能出新闻，记者越要在场。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本报国内记者部通知：甘肃记者站负责报道甘肃地震灾情。于是，站长李战吉负责全面工作，我和彭波负责前线报道。5月14日，我穿上徒步鞋、速干衣，带上湿纸巾、饼干、矿泉水等，随甘肃省卫生厅工作人员出发了。
疾行在千处塌方的险峰兰州离灾情最重的陇南市文县有近千公里路程，用时15小时，沿途皆有塌方、滑坡，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特别是武都到文县的200公里路段，属于诸葛亮六出祁山进行北伐的古蜀道，险象环生。当中，还横亘着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高楼山，山路用土石夯成，狭窄、崎岖，“六盘”、“八盘”、“十二道拐”，比比皆是。就连一向能坐车的我，也被颠簸得头晕眼花，同行的女记者们更是出现恶心、呕吐的现象。
晕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楼山上因地震而频频出现的塌方和山体滑坡。像轿车一样大的巨石滚落在路边，像雪崩一样的泥石冲下山崖，若被砸中，将车毁人亡。交通部门派出的装载车、推土机，来回巡逻、作业，但清理完后又有新的塌方。
我们行车当日，见一辆车被砸中，十余人伤亡。到达文县后，听说另一辆甘A牌照的小车也被砸中，两人当场死亡。据统计，这条路有上千处塌方、滑坡。
在文县采访完后，我们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灾情最严重的舟曲县。救护车徐徐向海拔2000多米的受灾山村开拔，盘旋的直升机先是在我们头上，后来与我们平齐，最后被我们“踩”在脚下。便道宽处六七米，窄处三四米，越往上走越险，一翻车必死无疑。坐在车的外侧，看着下面的万丈深渊，我感觉像行走在刀锋上。作为一名业余登山运动员，我徒步攀登过无数山峰，但驱车行进在如此危险的山路上，还是第一次。同行的一位摄像师说：“我都不知道摄像带能否带回兰州。”
正如国内记者部副主任李忱在短信《向抗灾前线记者致敬》中写的：“在落石飞滚的山路上有你们的脚步，在军民抢救生命的废墟上有你们的身影，在受灾群众面前有你们解囊、抚慰，在余震颤抖的屋棚下挥不去你们写稿的镇静……”
在频频余震中采访写稿
“昨晚到今晨，余震不断，我能感觉到的就有一二十次，招待所的楼在动、床在晃，‘隆隆’的声音像火车由远而近穿过。
每次，我倾听动静，打算有巨大的崩塌声再行撤退，没有的话就继续安睡。”在日记中，我如是写道。
文县与四川省青川县仅一山之隔，鸡犬之声相闻，人员伤亡较为严重，一度交通、水电、通讯中断，成为“孤岛”。余震一波接一波，像惊涛骇浪绵延不绝。灾区帐篷相当紧张，缺口很大，我们只能冒险住进招待所。服务员身上带着“细软”，随时准备撤离。房间里出现裂缝，桌上、床上覆盖着被震落的尘土、石灰。水管被震坏，卫生间的水没了。浑身是汗，只能用湿纸巾擦；没法刷牙，就用口香糖“刷”。
5月17日夜晚，在甘南采访卫生局长和医院院长等人时，楼忽然晃动。大家都很紧张，我呵呵一笑说：“没事，这种余震我在文县经历几十次了。”18日凌晨1点10左右，巨大余震将我震醒，整个楼都在晃动，并持续了两三分钟。很多人冲下楼去，有的只穿了裤衩。第二天看报道，才知道四川江油发生了6．0级余震。
据说，震中向西北甘肃转移，弄得陇南、天水、兰州一带人心惶惶，满城尽是帐篷。有北京朋友也来电：“震中转移，你要小心！”如果是一介平民，我随时可以撤走，但我是记者，不能离开岗位。我在电话中对好友说：“如果我遭遇不测，请为我悼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记者的职责。
5月19日晚，我刚在康县招待所躺下，就听到服务员急促的敲门声，说有余震，所有人员必须撤离，包括在康县指导抗震救灾的副省长。同时，四川电视台、陕西电视台打出字幕：“19日至20日，汶川地震余震区发生6—7级地震可能性较大。”有厅局也传来消息：余震或将发生在20日凌晨4点。我们开车来到县城一片空旷地，坐等余震到来。车上的记者们对我说：“你以后离开甘肃记者站时，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为你送行。”是啊，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生死与共。这夜，我们仅睡了2小时，所幸余震没有发生。天一亮，我们又投入到新的采访任务中去。
妈妈不知道我的去向
身在一线，谁最关心你的生死？答案也恐怕也只有两个字：妈妈。当我在武都中医医院采写《“砸死我，也要把孩子救出来”》一稿时，我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武都三河乡庙坪村农民赵书娃拼死闯进屋里，救出4岁的儿子，自己被砸断肋骨，砸伤头部，差点殒命。如果换了我妈，我坚信她也会这么做！
“你在哪里？”5月19日，妈妈叫二哥发来短信。我怔了良久，不知该如何回答。地震当天，我正在北京装修报社分的旧房子，并没有意识到地震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灾情就是命令”，我于13日下午接到记者部通知后，翌日清晨火速奔赴地震前沿地带。李战吉站长匆忙料理了独生女儿的婚事，随后赶赴甘肃。其实，我并不想去甘肃，而是想去四川。我给龚达发主任发了短信：“如果四川重灾区需要，我义不容辞，随时接受调遣！”龚主任回复：“甘肃报道也很重要。”
走时，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告诉妈妈去向。爸爸去世得早，妈妈身患糖尿病、高血压、风湿病，对她“报喜不报忧”，是我做记者13年以来的准则。即使在因言获罪、内外交困时，我也从不透露半个字，只会偶尔在事后云淡风轻地说几句。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在灾区默默奋战五六天后，妈妈终于忍不住询问：“你没有什么事吧？这几天我总感觉不对劲，昨夜一夜没睡好。”我安慰她说，我刚回甘肃，离四川震区远着呢，你莫要担心。其时，我正奔走在陇南灾区。汶川地震波及甘肃10个市州的70个县市区，36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受灾严重程度仅次于四川。
龚主任对我说过：“人民日报社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
那个夜晚，我唱起《军中绿花》：“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
记者永远在路上
地震之后，我先后到达陇南、甘南、天水3个市州的文县、武都、康县、成县、舟曲、麦积等6个县区，行程2500公里。
一路走，一路采，一路写，一路发。截至6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稿21篇，《海外版》发稿4篇，《情况汇编》发稿10篇，人民网发稿40篇。其中，1篇内参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1篇通讯得到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好评并被报社评为好新闻，1篇业余研讨文章得到报社副总编辑米博华的批示。
我是甘肃省新闻界第一批抵达重灾区文县的记者之一。由于文县实施了夏时制，很多人躲过一劫，灾难的惨烈程度不如四川。受伤群众基本是自救。此外，兰州离文县太远，沿途塌方等原因，救援队和记者抵达文县多是在5月15日以后。
也正因为如此，甘肃的灾情和报道起初并没有得到重视，不少稿件被积压。为此，《南方周末》发表报道《甘肃文县：
被低估的震情》。直到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视察文县后，甘肃灾情才引起各方关注，报社也加大了发稿力度。其间，我们记者站全体记者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该传稿时就传稿。
同时，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我通过内参向中央领导反映甘肃在抗震救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如《甘肃交通部门保畅压力加大》、《甘肃将全面核查灾情以防弄虚作假》、《甘肃的灾情比预料严重许多》、《甘肃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存在诸多困难》等。其中，《甘肃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解决了实际问题。
中宣部指令稿就是命令。6月9日，李站长临时将《决战陇原》的采写任务转交给我时，我已完成好几篇指令稿，身心俱疲。但是，一接到任务，我只说了一句：“行，站长您放心！”李站长事后说，当时听了挺感动。我耗时两天两夜，几易其稿，成稿7000字，再经李站长把关、润色、修改、定稿，一经发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中国政府网、《甘肃日报》等数十家网站、报纸转载。其中，新华网甘肃频道、甘肃省政府新闻网放在头条位置，被称为甘肃抗震救灾的经典之作。
6月16日，在甘肃省委常委会召开的间隙，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对我说，你们采写的抗震救灾报道很多、很好，工作很辛苦。《决战陇原》我看了，写得很不错，大气、生动。谢谢你们！听到陆书记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辛劳都值了。其实，记者所求并不多，一句话，一条短信，一个笑脸，都足以告慰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