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议，综合地议论《三国演义》故事中某些有关管理的事。
三国是段历史，是段乱世，是段纷争。是段历史，史有资治通鉴的意义，可为管理通鉴；是段乱世，乱世出人才，人才造历史，历史经验供我们学习；是段纷争，纷争中有智慧，可使人从中获益。
本篇有四个部分内容：分合问题；《三国演义》的正误问题；《三国演义》几位主要人物的是与非；研究《三国演义》的兵法问题、哲学问题等。
《三国演义》开篇即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来议论这个分合问题，议论三国归晋问题。
《三国演义》是好书，但也有谬误处。我们也要讨论这些谬论。
魏蜀吴三国是以君为首领的，讨论魏蜀吴三国问题，不能不讨论它们的首领曹操、刘备、孙权。这些首脑人物是有智囊人物辅佐的，诸如司马懿、周瑜、鲁肃、诸葛亮等，为此我们还要讨论这些人。
《三国演义》是《孙子兵法》的形象教材，为此我们要讨论《三国演义》与《孙子兵法》的关系问题。
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哲学问题，战事更需要讲军事唯物论、军事辩证法，为此本篇还要讨论《三国演义》与哲学的关系、与矛盾的关系等问题。
一、“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说“合”与“分”
《三国演义》全书首回首语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句名言，说得很有道理。
本书讨论这句话，先不按照此话原来的循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讨论，却按照三国的历史进程，从合到分再到合这个过程作讨论。本题先讨论“合久必分”问题。关于“分久必合”问题，让我把它留待本篇最后两个题目中讨论。
《三国演义》是这样阐述这个观点的：“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第1回）
《三国演义》刘备三顾茅庐故事中之第一顾，刘备见到了崔州平。崔讲了一段关于分合问题的话：“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第37回）崔讲的就是历史上的汉初汉末的分合之事。
在中国的历史上，罗贯中这个观点被众多事实所证明，如三国归于晋，晋又演化为南北朝，南北朝先后有国家十六个，后又被隋统一，接着是唐的统一，唐以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再是宋、元、明、清的统一。
“合久必分”之“分”
“合久必分”的“分”，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出现过四次。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占时约550年，是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分。公元220年至公元280年，三国时期，占时约6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分。此后，第三次分是在东晋和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317年至公元589年，占时约280年。第四次分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还有北宋与辽，南宋与金时期，公元907年至1279年，占时约370年。上述四个时段加起来约1260年。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分的时间约占全部历史的四分之一。可见，在我国的历史上“合”是主流。
看三国的“分”
三国前的汉王朝已败落，两汉（西汉，东汉）统治400多年，至汉最末的那几个皇帝，如桓帝、灵帝、少帝、献帝等，其统治已没落不堪，或皇帝昏庸，或皇帝年幼成傀儡，宦亲当权，官吏腐败，天下已乱。人民向往新的盛世，人民造反，想改变现状，想推翻旧统治。“分”是推翻旧历史，砸烂旧统治主要之法，于是出现了“分”。
关于这一点，《三国演义》第1回是这么说的：“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禁止正派的人为政），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太监）自此愈横。”“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黄巾”，张角、张梁、张宝等人的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以后各路诸侯纷起，天下大乱，“分”的形势形成。
“分”是会演化为“合”的
“分久必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分”，最终会演化为“合”。其实，任何的“分”追求的都是“合”，这是任何“分”者追求的总战略。以三国为例，赤壁之战后，魏蜀吴相互混战了几十年。魏的曹操也好，蜀的刘备也好，吴的孙权也好，他们中任何一方必都是为了消灭另两方而开展征伐。
我们赞成“分合”关系中的主旋律“合”，即“统一”，即“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因为“合”好，健康的“合”是和谐的体现，是社会安宁的体现，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我们追求这种“合”。在追求这个“合”的过程中，在“分”的时候，在破坏旧的过程中，把不合理的东西破坏得彻底些，内含的建设作用更强些，并尽量让“分”的时间缩短。三国是分，但三国最后不是演化为晋了吗？
二、东汉衰三国兴之思
让我们具体地分析三国时期的“分”、“合”问题。
汉统治400余年，汉的“合”到三国时期之前已不堪一击。到演化成魏、蜀、吴三国，那是“分”。但对一个一个小的个体魏、蜀、吴而言，却是小的“合”。小的“合”，相互争斗，使之成为大的“合”，混战近百年。最终，蜀公元263年被灭，魏公元265年被灭，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建立晋王朝，吴公元280年被灭，天下又“分久必合”。
汉所以灭，三国所以兴，究其原因，有两个主要方面，有皇帝老倌方面的原因，有下属将相官吏方面的原因。
从皇帝老倌找原因
一般说，明君贤相良国，是对应的关系。有明君，才有贤相；有明君，有贤相，才有良国。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君不明，相是贤的，国治得也很好，如三国中蜀诸葛亮辅佐刘禅时期。也有如吕尚“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史记·齐太公世家》）。又如晏婴，他事齐君三代，都尽心尽力，但因为君的原因，治绩不一。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相常有，支撑贤相的明君不常有。
至于汉末，是另一种情况了。那时的皇帝，都是软弱之辈，无能之辈，傀儡之辈，成为被某些人利用的工具，或是摆设。有的皇帝本身是小孩，一切仰仗他人，或宦官，或外戚，或常侍，或其他人施政。以汉王室最末的几个皇帝而言，都是无能的，且短命，桓帝（刘志，16岁时执政）只活到36岁，灵帝（刘宏，16岁时执政）只活到32岁。他们执政时被当时的所谓“十常侍”等人控制。后立少帝刘辩，实际只当了5个月皇帝。在董卓等人操纵下刘协上台了，是谓献帝，登基时才9岁，一切听董卓等人摆布，后又受李催、郭汜等人控制。后来曹操也利用他，有所谓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之说。皇帝无能、昏庸、无权，怎能管好国家？其中一些要臣，是荒淫无耻之辈，如那些宦官、常侍、外戚之流，典型的如董卓等。有了这些所谓的“君”、“臣”，国家最后垮台一点也不稀奇。
这样的问题，在现代是绝对不会再出现了。现在国家领导人是由选举产生的，选出的都是能人、贤人。至于找个小孩当政，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根本不可能。
从下属将相官吏找原因
在东汉末年，皇帝下属将相者不乏一心忠于汉者，如王允、董承等人。但那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执掌施政大权的却是常侍、宦官、外戚。这些人中不乏有野心、人品极其不正者。如十常侍等，可皇帝还尊张让（十常侍中首位）为“阿父”呢。还有像董卓、李催、郭汜等人。这些人有权欲之心，钱欲之心，色欲之心，而且常常把这三欲统一成为一个心———野心。上述三欲中惟权欲为要，贪婪的权欲达到了，利欲也就有了，色欲也会得到满足。所以，那些官吏之辈拼命攫权、捞权。关于这个问题，董卓是典型，关于这个人，我将在下面设专题讨论。
东汉之亡，不能全怪那些皇帝，因为他们年龄实在太小。要说有问题，那是社会的原因，封建社会体制的原因，在世袭制、家天下的背景下，上述弊端不可避免。问题的要害是那些辅佐皇帝的宦官、外戚，这些人是汉衰落的祸害之源。
在君昏庸无知、臣贪婪奸恶的情况下，天下必然乱，也就有可能改朝换代。汉之亡就是这样发生的。
几点重要启示
由上述讨论，我想讲两个十分重要的关于管理问题的道理。
治国的关键在国之领导。有好的领导，才有好的政治，好的经济，好的文化，才有国家的富强，才有人民的福祉。
治国要有好的相。好的将，好的臣，好的吏。作为治国之相、之将、之官、之吏，一定要是德才兼备者。其中德尤为重要，德是才的导向。无德，做人就会失去方向，成无头之鸟，无舵之舟，就会撞到山壁上，栽在污沟里，就会倒行逆施。千万不能学董卓，不能迷权，迷财，迷色。当然也必须有才，因为才是德的支撑，无才的人就不能有效地为祖国服务。
另外我想讲一讲执政之权的问题。作为治国之相、之将、之官、之吏，应该是有权的。没有权，何以实施领导。但必须明白一条，权是人民授予的，绝不能利用这个权去胡作非为，更不能手握大权打人民。应该这样认识：我只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勤勤恳恳做事，兢兢业业工作，才是我的天职，才是我的本分，舍此无他。
《三国演义》时代有人以权谋私，如董卓。现在也有这种人。那些大贪、小贪，如成克杰、胡长青之流，他们也谋权欲，谋财欲，谋色欲。这些分子是败坏国家管理的白蚁、蛀虫，对他们必须严惩。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反腐倡廉，反奸反贪，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三、《三国演义》之谬
本书在导论中谈及，《三国演义》是描写三国历史的一本好书，基本忠于历史，描写生动，文笔优美，但也有很多谬误处。现在，我专门说其不足处。相信这样做，对于认识该书的管理价值是有好处的。
《三国演义》中的描述，有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宣扬了农民造反无理思想
东汉末年，封建统治政局垂危，对人民盘剥加剧，土地兼并严重，官府徭役残酷，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农民纷纷起来造反。公元184年，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第1回），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统治者，“官军望风而靡”（第1回）。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调兵遣将，对农民军进行血腥镇压，最后农民军失败。对此，在小说中，作者不仅不讴歌，反而以轻蔑的态度对农民军的失败进行了幸灾乐祸的描写。
宣扬了封建的忠君愚昧思想
东汉末年，封建的统治阶级已成强弩之末。什么汉桓帝刘志，汉灵帝刘宏，汉少帝刘辩，汉献帝刘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他们如走马灯似的被替换。这些皇帝的命运掌握在宦官权臣手里，说立就立，说废就废，甚至连生命也不能保证。那各路诸侯、军阀，什么袁绍、袁术等，还有曹操、孙坚、刘备等，纷纷打出拥护正统汉室的旗号，谋自己势力。曹操投机掠得汉献帝后，“移驾幸许都”，他拥汉又叛汉。拥汉是幌子，是权术，叛汉是真情。他把汉献帝手下的亲信一一除掉，甚至皇后，实行“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策略，谋自己权势。汉献帝被魏废除后，刘备在蜀取而代之，说自己是汉刘皇室后裔，俨然以汉王自居，在西蜀做了皇帝，成为汉室新的刘氏正宗。
其实，按理讲，实行统治是无所谓正宗不正宗一说的，谁统治有能谁就可以实行统治。姓刘的也罢，姓曹的也罢，姓孙的也罢，姓司马的也罢，他们打着拥刘的旗号，无非是实现自己私利的一种手段而已。
宣扬了天命的英雄史观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们不反对社会存在英雄这个客观事实。但战争的伟力在人民，历史的伟力在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反对的是唯英雄的英雄史观。这种英雄史观，眼中没有人民。特别是天命的唯英雄的英雄史观，更荒唐。试列举如下，小说是这样着力刻画曹操、刘备的。《三国演义》第1回中说，曹操从小“有权谋，多机变”，是一位“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78回中说：“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曹操华容道从关羽那儿脱险，说他是“天象”所致，“未合身亡”。后来曹操成了魏王，说这是“受命于天”。再说刘备，在第1回说：刘素有大志，有“贵人”相，“非常人也”。第34回说，刘备在荆州刘表处，蔡瑁要杀他，刘备逃至一大河，欲过不得，险象万分，但天助、马助，刘备坐骑“的卢”面向大溪，“一跃三丈”，跳过河去，躲过险境。后来刘备真的当了皇帝，小说说他是“天命有归”。
有严重的重刘抑曹倾向
刘备、曹操是小说极力刻画的两位人物。但小说作者对两人的褒贬截然不同，对刘高度褒扬，对曹极力贬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