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提供观点市场。言论自由是人格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有利于人们知识的增进和真理的获得，它是思想发展、知识探求与自我认识不可或缺的部分。约翰.密尔顿曾指出：“真理是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获得的，……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正确的、积极的思想观念必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生活发生着最直接、最生动的联系，中国近代的报人们在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中发表对国家、对民族和对民众的思想看法，真理与谬论在这里交锋，最终又不断修正他们的思想认识，在反复的磨合、碰撞中，达到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在那个时代，新闻文化战线涌现了一大批贤人志士，他们的真知灼见和实践历程铺就了我国新闻事业前进的道路。
（二）社会责任是记者成才的生命之本
马克思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较之学识和专业能力，社会责任感对于媒体人更为重要。可以说，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秉笔直书，为民请命”的社会良知；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是一种将笔端聚焦群众，关注百姓疾苦的新闻敏感和职业追求。
社会责任感，无论是对记者的新闻生命、对所在媒体良好形象的塑造，还是对整个社会良好舆论环境的形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社会的耳目喉舌，更是社会的良心。首先，社会责任对记者的新闻生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如徐宝璜所言：“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任匪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发言应本乎正，本独立之精神，作神圣之事业，信仰取得，权威自立，尊严立见。”邵飘萍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身以之”（1929年4月24日《京报特刊》）。为了办好报纸，他时而进出府院，时而亲临前线，甘冒锋镝，进行深入采访；曾经三被追捕，两入牢狱，最终以身殉报。戈公振在《时报》工作了十五年，孑身一人，以报为家，边干边学，从校对、编辑，一直到总编辑，创办和策划了多种专刊、副刊和画刊，并两度自费到国外考察，为报纸的革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次，记者的社会责任对媒体良好形象的塑造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媒体而言，形象就是声誉，声誉就是权威。新闻媒体的天职是对舆论的正确引导，这种引导力来自于报道的客观性和权威性，而这样有价值的报道又是出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记者之手。
近代中国，在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下，新闻界内部的一些人，不够自爱，品质低下。清末和袁世凯统治时期新闻界中存在的腐败堕落现象，更为严重。部分人卖身投靠，不顾人格，办报成了他们赢利谋私的手段，到处伸手要钱，谁给钱就替谁帮腔，为舆论所不齿，被称为“报流氓”。还有些报人为了谋利，竟与鸦片烟馆勾结，以报馆充当私卖鸦片的秘密营业点。“1917年到1918年在广州出版的36家报馆中，就有20余家兼卖鸦片。”至于借办报结交显宦，混迹官场，成为军阀、官僚的走卒和帮凶的，以及借手中的言论权，进行敲诈勒索的，更是不胜枚举。见此情景，徐宝璜忧心如焚，将拯救新闻界形象的希望寄托在新闻教育上，认为当务之急是大规模培养具有独立品格和良好社会责任感的编辑、记者。实践证明，徐宝璜的主张是正确的，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闻界的形象，净化了新闻界极度污浊的空气。黄天鹏在追念徐宝璜的贡献时感喟不已：“在一二十年以前，新闻记者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无聊的文人；新闻纸一般人认为消闲的读品。先生众醉独醒，大声疾呼，以改造新闻事业为己任，于是国人始知新闻事业之价值，新闻记者乃高尚的职业。新闻界风气的转变，这是先生提倡的效果啊！”
最后，记者的社会责任对国家、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在传媒那里，而不是在传统的学校或教会。他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印刷术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普及识字和普及教育。因为印刷品表现出可重复的准确的形象，这就激励人们去创造延伸社会能量的崭新的形式。”印刷品在文艺复兴时期释放出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能量，民国初年的报纸杂志也起到了这种作用，它把个人从传统的群体中解放出来，同时又提供了一个如何把个体凝聚成一股强大力量的模式。在这一点上，徐宝璜提出了相似的见解，他说：“惟新闻纸者，近代文明中势力最雄伟之物也。其力足以维持政府，亦足以颠覆政府；足以促进，亦足以破坏外交；足以造成一人之名誉事业，亦足以毁坏一人之名誉事业；足以激起一时之怒潮，亦足以惊醒世人之迷梦。”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新旧势力激烈较量，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新闻记者作为社会守望者，更需要彰显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推动社会进步。在封建军阀的刺刀威胁下，新闻事业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但是，一些爱国的、正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仍然利用手中的笔，与封建军阀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禁锢思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反映人心的向背，发挥了报刊的舆论工具作用。
1916年，当段祺瑞纵容张勋等军阀破坏国会、干涉宪政时，上海《民国日报》和北京《中华新报》著论加以抨击。同年9月27日，《中华新报》以《诛张勋》为题发表社论。1917年6月，张勋带兵入京时，《中华新报》等多家国民党报纸自动停刊，以示抗议。段祺瑞把持中央政府以后，竭力扩大皖系势力，一面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债；一面整军备战，排除异己。对段祺瑞专权卖国的行为，新闻界也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北京《晨钟报》和上海中外报纸揭露了有关中日秘密谈判军事协定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中华日报》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刊出。之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纷纷爆发了学生反对军事协定的示威请愿活动。
这些报纸反复辟、反卖国的宣传，在当时起到了进步作用，正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慨叹的：“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窳败日益加甚。从国体一方面观，当筹安时代，号称稳健之报纸，多具暧昧之态度，其是否有金钱关系虽不可知，若使无民党报纸之奋不顾身，努力反抗，则在外人眼光中，我国人之默许袁氏为帝，似无疑义。”
（三）新闻实践是记者成才的坚实土壤
新闻工作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信使”，他们以新闻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领域，以社会为活动舞台和服务对象，广泛接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解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社会心理是他们工作的基础，以新闻手段向全社会提供第一手材料是他们的天职。
新闻工作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以调查研究为基本功。他们通过深入实际，从事客观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观察、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理性审视客观世界，传播新闻信息。新闻工作者从事的是快节奏、高难度的创造性工作。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寻求新内容、新形式、新方法，永远不落窠臼，不墨守成规，不走老路，努力为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奉献最新的精神产品。求“新”与求“真”是这一职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
中国近代的著名报人，他们从实践中一路走来，在实践中成才。梁启超对办报始终抱有一种思想激情和政治激情，早年在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遭清廷查禁后，他曾追忆说：“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及至《时务报》开办，年仅23岁的他，竟一人担负起全部的编撰事务。黄远生的记者生涯是从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在短短四五年的时间里，他参与了很多报刊的编辑和采访工作。他还具有超常的新闻采访能力。由于他中过进士，留过学，又在前清做过官，得以周旋于民国总统、内阁总理、各部部长和各政党要人之间，对民初政坛十分熟悉，因而能采访到许多别人采访不到的重大新闻和内幕新闻。他在《政界内形记》、《最近之秘密政闻》、《借款里面之秘闻》等通讯中，披露了袁世凯、唐绍仪、熊希龄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各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及袁政府不惜以领土主权为抵押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内幕，对当时的政坛风云作了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既是新闻，又是信史。
邵飘萍先后受聘于《汉民日报》、上海《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主要撰写时评和新闻；1916年8月，他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1918年10月，他又在北京独立创办大型日报《京报》，自任社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师；复刊后的《京报》一反当时报刊颓唐畏缩、吟风弄月的风气，勇毅地承续“文人论政”的传统，以持论激烈和酣畅淋漓的评论为旗帜，以真实全面的新闻报道为军阵，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地向腐败和专制拼杀过去。实践的磨炼，使邵飘萍既精通新闻采写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新闻工作的实践性特征表明，记者要深入实践，反映实践，在实践中成才。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创造者，社会文明、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新闻源泉的提供者。新闻传播者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事实，才能丰富自己的营养，拓宽自己的视野，发掘事物的本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握真相，确保事实的真实性。
新闻工作的实践性要求记者无条件地、主动地、经常地到实际中去，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体察民情，了解民生，代表民心，排解民难，使新闻报道真正取信于民，取悦于民。同时要求新闻媒体与时俱进，更好地把社会现实中最丰富、最深刻、最生动、最符合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需要的内容，准确、及时、生动地传达出来，润物细无声地强化我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借以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推动社会更好、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