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适宜又有功效的情况下，有声语言大众传播较好地履行了其传播责任和社会责任、贯彻了传播意图、传播富于活力并激活和促进了传受双方的生命活力；在不适宜无功效的情况下，有声语言传播无法履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达到预期的目的，传播主体在滥用话语权的同时不能有效地展现和增强自己的生命活力，而接受主体也因此浪费了时间而无所收获；在只适宜而功效不大的情况下，传播主体可能只注重于传播形式的流畅、连贯、新颖而忽视了意义的建设，或者只关心个人的发挥和表演而忽视了受众的存在，或者只关注阶段性的功效而破坏了整体目标，这样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看似生动鲜活，却缺乏感动的力量和生长的潜力；不适宜而有功效的情况，往往是传播主体为了追求整体的功效，在传播过程中或采用逆向思维、“惊奇手段”，或采用藏拙内敛、“抛砖引玉”的手法，看似异于常态，但是却形成了传播的整体和谐，取得了良好功效，生命活力也在整体和谐中得以生成。和适宜性一样，功效也存在着阶段性的功效和整体性的功效。如果把功效的整体性与阶段性和功效性与适宜性的多种可能组合起来，就会出现极为复杂的情况，对此，我们不进行条分缕析的追踪与描述，我们需要把握的原则仍然是：适宜与功效是不可分的，适宜是为了功效的适宜，没有功效的适宜对于大众传播没有意义；功效是在适宜中出现的，有功效的“不适宜”在更高层次的整体中也是适宜的；最后，整体的功效大于阶段性的功效。
可见，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不能只停留于“语言的狂欢”层面上，而是要立足于整体，有效贯彻传播的意图和目的。
（二）适切节目类型和整体风格
主要体现在：
1.适切节目类型
就主持人节目来说，大致可划分为四类：新闻评论类、知识服务类、教育欣赏类、综艺娱乐类。不同类型的节目在质量和要求上既有共同点，也存在着差别。共同点是：语言规范，声音圆润，语流畅达；内容完整，层次清楚，转换自如；状态自如，感情丰富，基调恰当；反应敏锐，应答妥帖，交流真诚；仪态大方，举止文雅，表情自然。差别有：新闻评论类，叙述清晰，逻辑严密，重点突出，分寸适当，神情稳重；知识服务类，透彻讲解，细心指点，热情关怀，简洁明快，神情专注；教育欣赏类，耐心辨析，区分难易，揭示深意，音韵优美，神情舒缓；综艺娱乐类，主线明确，贯穿自然，导引灵活，轻松热烈，神情生动。不同类型的节目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质量标准”，其中也包含着受众不同的心理期待，对传播主体也提出了不同要求。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节目时，传播主体应准确辨析，适时定位，根据节目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传播状态。
当前流行一种“新闻故事化”、“故事戏剧化”的做法，把已经发生过的新闻或者加以演绎和模拟，或者绘声绘色地添加许多细节，在讲述之时常给人几分戏说的感觉，在再现之处不免有一些夸大的成分。这样的新闻也许在转述、描述之外，加上了一些再现、评述的成分，确实有几分生动、鲜活、刺激的意味，但是一旦蔓延到整个频道、频率，新闻的真实、客观、严肃、可信必然会受到冲击，并会最终遭到质疑。创新是可以的，但罔顾节目的基本要求和受众的接受心理，这样的创新必然走向失败。所以说，关键还在于适切、适度。
2.适切整体风格
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要受到时代、民族、地域、文化等宏观背景的制约，也和传播主体的生活阅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个性特征息息相关。同时，节目的风格和传播主体的风格也是不可分割的，播音主持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节目的风格。
在传播实践中，不同节目有不同定位，也有着不同的节目风格。节目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新闻类节目要求庄重大方、深刻严密、朴素简练；娱乐类要求热情生动、机敏灵活；服务类要求亲切周到、准确透彻；少儿类节目要求活泼新颖、清晰简明……而不同的传播主体在不同的节目中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或者大气磅礴，或者深婉细腻，或者热情生动，或者幽默机智，或者体贴敏感，或者含蓄内在，或者犀利尖刻，或者老辣深沉……《文心雕龙》有所谓“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的说法，是说长于创作的高手能够掌握不同的表现手段，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时调整以达到最佳效果。在不同的节目中，传播主体也应根据不同内容、不同对象适时调整自我的传播行为，使节目定位、整体风格、个人表现有机地融合起来。
（三）协调话语表达与语境间的关系
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话语表达与语境间的协调，大致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应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对象设置，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采取不同的言说方式。对象不同，需求就不同，言说的内容和方式也相应的不同。譬如一档农村节目，就应当站在农民的视角，关注农民的需要，采用朴实的表达方式。在节目中，介绍致富的经验当然比介绍商场购物来得实用，使用简明、朴实的语言自然会比夸张、华丽的言辞更能贴近人心。《荀子·劝学》中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慎其身。”“不傲”、“不隐”、“不瞽”既道出了传者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对传者的素质要求。
其二，区分不同的场合。场合主要指的是说话的时间、地点和说话时周围的情景。一个有效的主体间对话，总是要求根据不同的场合，切合当时的言谈背景和环境气氛。大型的舞台主持、演播室内的近距离接触、新闻外景地的现场报道等不同场景中，或者早、中、晚不同时段、平时和重大节日等不同时间里，传播主体的话语表达无论在心态、情绪、语气、体态上都不可能一样。忽视了场合对人的制约，就会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同时，鉴于场合和表达的内容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场合的隔离，也会对内容的表达产生负面影响。
其三，在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中，应注意言语的时机，适时而言，见机而语。大众传播是一种生存的交往，传受之间不管是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从效果出发，不管是遵循礼貌原则还是真诚性原则，都应该以尊重、理解、沟通作为交往的基础。作为主动的一方，传播主体要有足够的敏感，足够的观察力、感受力、判断力，能够“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然后是足够的表现力、调控力，做到“唱焉以观其和，道焉以观其随。随和之微，发乎音声，行乎视听，著乎颜色，动乎身体”（《中论·贵言》）。尤其是在一些对话类节目中，传播主体的话语表达实际上是一个观察、思考、调控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预设的、封闭的，而是开放和生成的。传播主体要善于观察和捕捉时机，及时调整思路和话语走向，敢于和善于发现预期外的新鲜点，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常常有一些主持人一旦发现对方的反应超出了预设，就“手忙脚乱”，连忙打住对方，交流者成了道具，这样的节目无异于一场演出，却不会取得大于脚本的成功。
“度”的把握实际上就是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整体性、多重性、生长性的认识和调控，传播主体要时时调检自己的传播心理和话语行为，使之不脱离传播目的，不脱离语言样式，不脱离受众期待，不脱离规定情景，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有效调控，积极创造，实现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整体和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管是对政策分寸的把握还是对话语表达分寸的拿捏，适“度”的有声语言创作都会彰显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艺术性，因此，“度”的把握最终是主体对有声语言创作的艺术分寸的把握。艺术分寸的把握不只需要创作主体对创作中需要掌控的各个方面有理性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更要求创作主体把这种理性认识内化到创作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一种创作自觉。当然，这种由理性认识到创作自觉甚至创作自由的转化，是需要高超的创作能力作为基础的，正是通过一定的创作能力，创作自觉才成为了创作实现。可见，对传播主体来说，对“度”的认识和重视不应成为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应把它融化到自己的审美意识中，体现在自己的审美能力上，“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把感性的触发和理性的认识转化为悟性的生成、内置、自觉与兴发。唯有如此，这里的“把握”、“调控”、“协调”才不会变成“强制”、“做作”，才不会因为“言不由衷”或“言不尽意”而导致“事与愿违”；也唯有如此，才会把理性认识变成直觉把握，把责任承担变成自觉行动，把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整体性、多重性认识和对整体和谐的追求，变成一种审美意识的内在集聚与直觉生成，变成一种审美趣味和审美品格的自觉追求和自然流露，才可能达致精神和创作的自由状态！
